黄巢曾开食人工厂 将大批乡民磨成肉糜

中国人所经历过的许许多多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莫过于人食人,而所有发生在王朝末代的这类人间惨剧,莫过于唐末。而在唐末,所有食人者,又都比不上以黄巢为首的起义军。

他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近一年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保证他起义军的战斗力,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食人纪录。

这一份骇人听闻的食人纪录,既是中国之最,大概也是世界之最。

按照中共版的历史教科书,黄巢是农民革命领袖。但是真实的黄巢在荼毒非统治阶层的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上,历史上那些声名狼藉的屠夫,比之于他,都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只有他能够用“敲骨吸髓”四字,形容他的食人的残杀方式。

据唐代张鷟的(朝野佥载):“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餧贼。生灵歼于此矣。”

据《旧唐书》:“贼首(秦宗权部),皆慓锐惨毒,所至屠残人物,燔烧郡邑。西至关内,东极青、齐,南出江淮,北至卫滑,鱼烂鸟散,人烟断绝,荆榛蔽野。贼既乏食,啖人为储,军士四出,则盐尸而从。”

无论是黄巢以前的朱粲,用二百石铜钟煮人肉,还是黄巢以后的秦宗权,腌人尸作随军粮糗,都比不上黄巢。

“[黄巢]贼围陈郡三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旧唐书》卷150下)

到底黄巢这座食人工厂,一共吃掉多少人,史无记载。但据史书,他“围陈州,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看来,他从长安城里的龙椅上滚跌下来,意犹未尽,没有过足皇帝的瘾,干脆在此再成立一个临时朝廷,好“唯辟作威,唯辟作福”一番。

但是,这位皇帝要养活自己的文武百官,和数万名为他打陈州的起义将士,持续三百天,按最保守的估计,至少得吃掉十倍于张巡守睢阳城时的被食人数。

“舂磨砦”的发明权,不是黄巢,应该属于朱粲,名称略不同,叫“捣磨寨”。黄巢围陈州,他已预感到,自己的丧钟快要敲响。一个知道死神即将来临的赌徒,还有什么筹码不敢推到赌桌中央呢?于是,将朱粲的食人法,光而大之,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陈州四周的老百姓吃光了,扩大原料供应来源,“纵兵四掠,自河南、许、汝、唐、邓、孟、郑、汴、曹、徐、兖等数十州,咸被其毒。”这位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骇人听闻,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大陆教科书用“革命”二字来美化他。

这位革命领袖从长安退出来以后,“使其骁将孟楷将万人为前驱,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逆战而败;贼进攻其城,宗权遂称臣于巢,与之联兵。”结果,他没想到,碰到了陈州这个硬钉子。“孟楷既下蔡州,移兵击陈,军于项城;[陈州刺史赵]犨先示之弱,伺其无备,袭击之,杀获殆尽,生擒楷,斩之。巢闻楷死,惊恐,悉众屯溵水,六月,与秦宗权合兵围陈州,掘堑五重,百道攻之。”不下,不但不下,赵犨“数引锐兵开门出击贼,破之。巢益怒……”(《资治通鉴》唐纪卷七十一)这里所说的“怒”,表明这位革命领袖精神状态,已经接近疯狂。

而黄巢,这类痞子中训练有素的亡命徒、急先锋,起义前,他就是一个私盐贩子,起义后,追随的那个渠首王仙芝,也是一个私盐贩子。盐作为封建王朝重要税收来源,历来统治者对其生产销售的管制,采取极严密的措施。然而,极大的利润,自然诱发极大的冒险;而极强的镇压,也就难免遇到极强的反抗。所以,私盐贩子干的是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以生命为赌注的危险行当。残忍,狠毒,亡命,冒险,破坏,毁灭,嗜杀,劫掠,便成为职业习惯。

暴虐趋于极端,与疯狂无异。所以,食人,又算得了什么,如果黄巢需要这样做的话,连眼皮也不会眨一下的。这大概就是一千多年来,从官方史书,到稗官野史,所有描写黄巢的章节,看不到他的一生,曾经有过任何人性流露的缘故。

无论正史,野史,对于黄巢的评价全是负面的。可近五十年来,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那是封建统治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于农民革命运动及其领袖人物的诬蔑。无论如何,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然而,若是从黄巢之乱的唐末起,至五代,至北宋,至南宋,中华民族的总体国势,一直处于不断削弱的过程之中,这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不禁疑问,黄巢吃了那么多老百姓的这场农民革命运动,究竟对历史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起到了促退作用?对中华文明起到了张扬作用?还是起到了戕害作用?作实事求是的考查,平心而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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