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中共的早期“革命史”——抗战后（六）

九

中共一向称自己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最高典范。但它的所作所为表明，它其实是一个典型的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卖国贼。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送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还有共产党。

如同旧沙俄一样，新起的苏俄也有着强烈的对外扩张的野心。中国不仅是古老的东方大国，也是它最重要的邻国，当然是它想染指的一个重要国度。因此，苏俄建立不久就积极开始了对中国的渗透。其主要方式，就是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个党把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输入到中国去，从而最终达到将中国纳入其势力范围内的目的。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整个过程来看，不仅建立中共的理论基础来源于苏俄，而且建立中共的具体设想也是由俄共和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明确提出的，中共的筹备和正式建立也都是在他们的一手指导下按部就班进行和完成的，即使是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也是由他们挑选的。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是由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信徒们做的，但领头的起着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对中国怀有政治野心的俄共和共产国际。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苏联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中国的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共不仅是苏俄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和扩张的产物，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俄共"儿子党"。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表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议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一年后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又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中共的第一任领导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经有不同意见，马林带一封信给陈说，如果你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定要听第三国际的命令。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听从共产国际教廷的命令，隶属和屈从苏俄。 所以成立之初的中共，其实是共产国际的亚洲中国支部，以俄共为自己的主心骨和靠山，执行的是苏俄红色帝国主义的东方路线，在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等各个方面均听命于俄共。

这种与生俱来的出生"胎记"，注定了中共不可避免要充当苏俄侵华的政治工具，为苏俄的在华利益服务。早在1921年的"一大" 宣言里中共就赤裸裸地宣称：西藏、新疆、蒙古都可以从中国分离出去；可以加入现在世界上的某个"民主联邦"。这里所谓的某个"民主联邦"，它没好意思说出口，其实就是中共的主子苏联。

8年后，1929年7月，中国东北地方当局根据中华民国政府要逐步在中国境内收回中国主权的决定，根据1919、1920年苏俄政府曾公开发表的"放弃一切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放弃沙皇俄国在中国所有特权"的声明，宣布接管中国境内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不料苏俄非但不承认自己以前的宣言和声明，而且于1929年8月宣布与中国断交。斯大林并调动10万大军，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为了自卫，命张学良负责国境边防，兵分东西两路，进行阻击和抵抗。史称"中东路事件"。

1929年9月26日，斯大林给中共发来指示："谁忠诚地、真正地、坚定地、并且是毫无保留地武装起来保卫苏俄，谁才是革命者，才是国际主义者。" 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又频频发来电报，明确指出"武装保卫苏俄就是要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

1929年11月，李立三在中共"二大"上宣布"中央提出的‘武装保卫苏俄'，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时任"中共满州省委书记"的刘少奇称："中东路事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60号通告，标题是"执行武装保卫苏俄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

于是中共在南方各省大搞武装暴动，牵制中华民国政府军，使之难以北调抗苏，与苏俄在北方的武装侵华里应外合。曾被中共媒体炒作的黑瞎子岛，就是在这次"中东路事件"中被苏俄强占的。在苏俄公开武装侵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时刻，中共竟为一党之私甘当汉奸、走狗，出卖民族利益。

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正当中国国难当头之际，第三天，也就是9 月20日，第三共产国际就电告中共中央机关："必须趁着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要更进一步的武装保卫苏联。要在中国发动暴动，罢工，游行，示威，来夺取或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

趁着国民政府军从江西抽调部队北上布防，中共红军立即扩张，攻陷了赣南的数县。11月7日，中共果然在江西瑞金宣布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改革，发动武装暴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宪法第十四条赫然宣布： "我们赞成中国境内的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从中国分离出去，都能够独立自成一国"。此条款用意已在前论述，就不在此重复了。日军侵华固因其军国主义野心膨胀，但又何尝没有当时被称为"赤匪"的中共在中国境内频频生乱，致使外患有隙可乘的因素呢？！

日军侵华是中华民族上世纪面临的最大一次民族危机，也可以说是检验一个中国政党究竟是不是真爱国的试金石。

如果中共真的爱国，那么，当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它理应将民族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与国民党一同齐心协力抗击外敌，但中共的所为恰恰相反。虽然它嘴巴上把抗日的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却处处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蒋的策略，借日本人入侵，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之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地盘与实力，为日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做准备。

在中共看来，中日战争不是中国抗击日本，而是三国逐鹿，日本侵略是借日本的力量打垮蒋介石的大好机会。正如毛泽东多年后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所说："蒋、日、我，三国志。"因此，与日本开战后，中共坚持红军不打正面战场的战斗，只在侧面做游击队协助，蒋介石同意了，其实中共连侧面袭击也不想做。它命令自己的指挥官们等日本军队击溃国民党军继续往前推进时，在日军后方占领土地；它还命令自己的部队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大力收编溃散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不断地给指挥官们发电报说，"要以创造根据地为主"，"而不是集中打仗为主"。日军席卷过山西时，毛下令："在山西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总之，中共的主意就是乘日本人前进的东风扩军占地，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

在1938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告诉中央全会，蒋介石始终是敌人。中共现在就要准备打倒蒋介石，武装夺取政权，要利用日本侵略大张旗鼓地在敌后发展，必要时坚决打国民党军队。

毛为打内战开绿灯后，中共军队放开手来在敌后与国民党争夺地盘，屡占上风。到1940年1月，八路军从抗战开始时的四万八千人发展到二十四万人。新四军也翻了三倍，成为三万人。一个个敌后根据地建立起来，晋察冀扩大到两千五百万人口。是年22日，中共给莫斯科的报告说，在内战中，"胜利一般都是我们的"，"在河北我们歼灭了六千人，山西一万人。"3月，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八路军集中三四万兵力，又全歼六千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占据了绝对优势。10月初，新四军在黄桥一举歼灭了一万一千国民党军队，击毙两名将领。

50多年来共产党自我吹嘘的抗日战绩，不过"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而已。"平型关大捷"歼敌一千多人，袭击的是侵华日军辎重部队。而指挥"百团大战"的彭德怀却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认为此举帮助了蒋介石，暴露了中共军队的实力，违背了中共1937年8月中共洛川会议秘密决定"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第三国际派驻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记》中提到，"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 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的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

抗战期间，中共不但不积极抗日，还与日本军部及汪伪政权勾结，共同反对积极抗日的国民政府。大陆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共情报要人潘汉年的传记，都若隐若现地披露了潘在"敌人心脏"里的种种工作。潘汉年的联络人之一袁殊，时任汪伪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等要职，1949年之后却摇身一变成为情报总署副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潘汉年通过袁殊与日本驻华最高特务机构"梅花堂"建立联系，并领取活动经费，第一次就获得了一万元的费用。"梅花堂"的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参与策划汪精卫的叛逃，他非常重视潘汉年的作用，专门在上海"六三花园"请潘吃饭。此后，双方多次交换情报。另外，潘汉年还通过李士群拜见汪精卫。会见中，潘的身份并非一般的情报人员，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议潘转达他对中共的"善意"，并寻找双方的"契合点"--即共同反对蒋介石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正如历史学家、《中共壮大之谜》一书作者谢幼田所指出的那样："中共所谓秘密战线，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联合在一起，彼此交换有关中国抗战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报，联合对付国民政府。潘汉年所领导的所谓情报活动，是毛泽东的延安政府打击国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实质也是出卖中国抗战，而有利于中共延安政权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汉奸行为。"

八年抗战，两千万中国人失去了生命，但中共却把它变成了一个扩充实力，与蒋介石争权的良机。结果，在这场民族自卫战中，积极抗战的国民党政权被极大地削弱，中共则乘机占领了大片土地，建立起了一支一百三十万人的大军。抗战开始时，国共军队的比例是六十比一，抗战结束时是三比一。

难怪毛泽东生前多次说过，我们（中共）要感谢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民党）共（产党）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日本首相田中首次访华时，曾为日军当年的侵华罪行道歉，毛却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你们。"没有日本侵华，也就没有共产党的胜利，更不会有今天的会谈。

（外)蒙古原本是中国的一个省。但是苏俄出于自身的利益，一直策划将其从中国分离出去而成为自己的附属国。

1945年2月11日，苏联和美英在雅尔塔达成了协议，同意苏联对日参战的条件的第一条为："(一)外蒙古的现状须予维持。"当时的形势是，国民政府不同意蒙古独立；美国坚决反对蒙古独立；英国不反对也不支持，保持中立。中苏友好同盟协议的条件是苏联不能协助中共和蒙古人民党以及新疆的独立分子搞蒙古独立或新疆独立。但后来实际上苏联却违犯协议，幕前幕后操纵和极力支持蒙古和新疆闹独立。

在苏军从东北三省撤军后，苏俄控制的共产国际命令中共马上发动革命从国民政府手里夺取东北三省，同时命令蒙古人民党马上革命搞独立。由于苏联操纵蒙古独立，违犯雅尔塔会议决定和中苏协议，所以蒋介石拒绝签雅尔塔协议真本。国民党政府虽然坚决反对蒙古独立，但还是尊重蒙古人民的选择，同意蒙古人民进行公投。

然而当时在蒙古许多地方，苏军用武器逼蒙古人去投票独立，而且苏军也参与了投票。（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民表决是公民在没有外国驻军的情况下自由表决。） 因此，美国联合国代表离开外蒙古后拒绝承认蒙古独立。之后蒙古从1946开始12次派代表团到中国谈判要求签署友好协议承认蒙古独立，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工作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独立要求，也拒绝了他们交换地图的要求。从1946年到1949年，外蒙古一直在中华民国的地图里。

但是投靠苏俄甘做傀儡的中共却一贯支持外蒙独立。毛泽东1939年就明确指出外蒙古是独立国家，不属于中国。在中国境内，中共甚至先于伪满洲国政府公开承认外蒙古是独立国家。1949年10月16日，毛泽东宣布与蒙古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中共和蒙古建交。

1950年7月3日毛泽东在接受蒙古驻华大使贾尔卡赛汗呈递国书时的答词中称："蒙古人民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不但早已脱离了中国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真正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且正朝着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前进，中国人民衷心地为蒙古人民的这一成就庆贺。"

1950年《人民日报》摘引了郭沫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四周年纪念日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对全国的广播词》，文中针对中国人民失去外蒙古后的遗憾心情，这样说道："这些歪曲中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多说几句。反动分子企图煽动某些中国人的大汉族主义的感情，反对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国家。""认真说，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们争气些，比我们觉悟的早，比我们更清醒地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帮助，而比我们早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