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中地主的生活片断（图）

一提到土改，大家就想到地主如何进行破坏，如何隐瞒财产等等。这已经是我们头脑中固化了的地主形象。但是我们从来不想一想，在一个强大政权压迫之下、手无寸铁、被剥夺了一切的地主，是"破坏"我们，还是被我们破坏；是隐瞒财产，还是被我们洗劫？且不说他们在政治上所受的苦难，就是生活上也是极其悲惨的。下面以我，当年一个十二三岁的"狗崽子"的记忆，谈谈土改中地主的生活，将这段被人完全漠然以视的历史留下些许痕迹。

这里所指的土改，是指1951年初到1952年夏的一段时间，因为在我的故乡--四川纳溪县，对地主的全面专政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60老太赶场受辱

"只准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是所有地主在中华大地这个无边的大监狱中必须遵守的"监规"。什么是"规规矩矩"？什么是"乱说乱动"？连赶场（集）卖柴买盐这种必不可少的生活小事也是"乱动"，都必须报告、批准、开路条，限期返回。一户地主只许一人赶场，只开一张路条。每条路口都有民兵盘查，如果发现没有路条的地主，轻则撵回家去，重则抓去斗争......

有一位地主老太应她亲戚的一再邀请，说几年没有见面了，务必上街相会。其实那亲戚知道这老太好久没吃过一粒米了，想弄点好的给她吃。于是这老太迈着小脚柱着竹棍一丁一拐走上街去，第一个关卡通过了，第二个关卡却被拦了下来（短短的十里路上竟有两个关卡！），民兵骂她没有路条，是不法地主，一阵凶之神恶煞之后，竟叫她跪在大路旁边让过往行人肆意羞辱！很不幸，这个地主老太不上别人，正是我60岁的祖母！这是何等的无道！从此以后直到1961年饿死，祖母不敢出门一步。56年后的今天再忆此事，我的心仍是难以言状的伤痛。不知冥冥中的祖母，能否原谅不肖孙儿又触痛你流血的心脏？

工作队员光顾地主之家

1951年春天，正是挖地主浮财炙烈的时候，所有地主都被罚款、关押、斗争。这段时间，工作队员时常光顾地主家门，他们既不招呼，也不说话，闯进屋来揭开甑盖、锅盖、米缸。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后来知道他们是来查看有米没得，煮饭没有，如果缸里有米，甑里有饭，那末米是怎样来的？是不是藏匿的金银换来的？是不是有人包庇你同情你送给的？或者给钱买的？是谁给的？......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村公所就在我家正房，来村公所开会的工作队员也就频频光顾我家。记得有一次中午，一位工作队员突然闯进来屋里来，看见米缸就去揭开盖子，说："哼，还有偌多！"我们以为他要把米拿走，母亲赶忙说："才买的两升米，是给娃儿吃的，你看他们都饿蔫了--钱是向外婆要的。"那工作队员没有说话，又去揭开锅盖，锅里正煮着一锅牛皮菜，是我们全家的午餐，并没有煮米饭吃，才悻悻地走了。

要把地主整得来没有吃没有穿，这是土改工作队不成文的工作要求，也是他们开会时对农民常说的话。如果地主还有吃有穿，说明地主的经济势力还没有打垮，就要遭受更残酷的斗争。就是说，地主吃饭也是"违法"。

两项"支柱产业"

地主的财物交的交了，没收的没收了，经济被彻底打垮，已陷入绝境；为了生存--至少要吃盐吧，便催生了两项"支柱产业"：卖柴和开"鸡屁股银行"--卖鸡蛋。父亲被长期关押，卖柴的任务就落在我肩上。可我还不到13岁，力气小，又没吃的，使尽吃奶的力气也只能背十几斤，得5、6百元（旧币即5、6分钱），卖三背柴才能买回一斤盐。在1951年春夏，卖柴换盐，为生存而挣扎，是我的主要任务。那时我很羡慕那些力气大的，能挑100多斤，不知我何时才能长大。

"鸡屁股银行"的"业务"太差，人都没吃的，鸡哪有饲料？两只母鸡只能当"生态鸡"--啄青草捉虫子，生蛋少，7、8天才凑齐十个鸡蛋，卖2千来块钱。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其他地主也大抵如此。

食物"多样化"

没有粮食吃的人家食物是"多样化"的：红苕、南瓜、白菜、青菜、萝卜、豇豆、......然后是萝卜缨、白菜头、红苕叶、鹅儿肠、苦马菜、侧耳根......总之，凡是猪能吃的，我们都吃；猪不吃的，如芭蕉头、"神仙米"，我们也吃。而米糠，则是最好的食物。

如果要对这些食物略加点评，那么红苕第一，南瓜次之，豇豆也不错。萝卜白菜做菜还可以，但当顿吃则劳肠括肚，清口水长流。野菜中苦马菜苦得钻心，侧耳根吃后翻江倒海，跑步上厕所。芭蕉头猪都不吃，有一股闻之欲吐有怪味，但产量高，一个有一二十斤，足可供我们全家吃两顿，故为主食。"神仙米"又叫"白善泥"，是一种白色的泥巴，看起来细腻柔和就像汤圆，塞进嘴里许多泥沙磨你的牙齿，磨得一身发麻！吃下以后解不出大便，要胀死人。人饿到吃"神仙米"的地步，离死亡也就不远了。祖母吃了以后趴在厕所里呻吟，叫三姑把筷子削尖从肛门里掏粪便，差点出事。最好吃的是细米糠，没有谷壳的那种，很甜，又有营养，又治肿病；虽然满口钻又有沙，但一边吃一边喝水，不碍事。可是要乡公所开证明，首先照顾贫顾农，地主很难买到。

一则土改工作队员的日记

1952年元月，土改工作队叫我和大姐斗争父亲，我们不知道父亲有什么罪行，更没有与父亲决裂的勇气，没有遵命，遂被关押在村公所楼上（见拙文《斗父记》）。两个小孩子被关得实在无聊，就到处乱翻，于是偷看了工作队吴同志的日记，其中一则至今记得很清楚："X月X日，陶地主儿子卖姓下村，被挡获，押回，教育。"后来我们才知道，自从土改工作队进村以后，就派民兵对所有地主及其家人日夜监视，不准出家门半步，赶场买盐这种生活必须的事也被禁止了。

以野菜充饥的人最需要的是盐，没有盐，没有一点味道，那野菜含在口里流不出丁点口水，难于下咽；那个装食盐的罐子用水涮了又涮，洗了又洗，舔了又舔，已经没有一丝咸味了，实在没法，就叫十岁的四弟偷偷上街买盐，不料在沙田村（即下村）被拦住，民兵问："你姓什么？"四弟说："姓王。"那民兵厉声喝道："地主娃儿不老实，捆起来！"于是"啪"的一耳光，双手抓住四弟双臂把他提起来，又重重摔在地上......可憐这个十岁小孩，经过一打一摔，又痛又吓，放声大哭。但民兵并不放过他，把他押回村公所，被吴同志凶神恶煞地威胁："地主不准上街你懂不懂？你破坏土改！再敢上街，我打断你脚杆！"

吴同志，女，不知名，30来岁，西南财经学院老师，看起来斯斯文文，但皈依马列或正在皈依，忘记了自己是老师和母亲。

快乐的斗争会

"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整人者的脚踏在被整者背上的快乐。我也看见过一次。

1951年7、8月，村长董少华叫我给他家喂牛。他住在陈湾大院，大院里很热闹，有六七十人。夏天晚上，大家都到院坝来乘凉、聊天。忽有一妇女说："今天朱疯子骂人。我们把她弄来整。"于是大家拍手附和："要得！"就把朱疯子拉来跪在院坝中央。

朱疯子叫朱陶氏，是我们的远房大姑，嫁给地主朱吉山，当然也是地主。那朱吉山是个好色之徒，不久就讨了"大台杆"、"菜花蛇"两个小老婆，把我们这位大姑气得来整日咒骂发泄，由此养成骂人的习惯，大家就叫她朱疯子，其实她不疯。今天不知和谁冲突，一个"日妈"，一个"日娘"，互相对骂，都不在意，现在把她弄来斗争，不过寻开心而已。

那朱陶氏奋力反抗："我没犯法，你几爷子凭什么要老娘下跪？"于是一帮儿童一涌而上，按的按头，扭的扭臂，她招架不住不敢不跪。一妇女说："你今下午说要 ‘日我妈'，我看你一个婆娘家怎样‘日'？"朱随即回答："就像你和你男人那样干。"于是全场鼓掌，男女老幼笑弯了腰......

我也跟着笑，但很害怕，万一那跪在院坝中央的是我的父母怎么办？那时，随时随地，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地主拉出来斗争，谁敢说不？

女地主更受"关爱"

女地主虽然比男地主受刑轻些，肉体折磨小一些，但多一层受性侵犯的危险，特别是那些丈夫被杀的单身女地主，以及那些尚未出嫁，父母又不能提供有效保护的地主姑娘，往往成为性侵犯的对象。这种事例十分普遍，但涉及隐私不应多谈。

我要谈及的是我之所以成为右派，便是因为揭发家乡某生产队长霸占一年青女地主，长期奸污她，拿今天的话叫"包二奶"，但现在的二奶是自愿的，要代价的，而那女地主是被迫的，无代价的，想反抗又无力反抗。我年青气盛，作了一件蠢事。其结果，该生产队长被开除党籍，而我却遭来二十余年的二等公民待遇。

主佃之间

既不准吃米也不准吃盐，所有地主及其家人岂不死绝？我要告诉大家，地主能够逃过土改鬼门关而没被饿死整死，或多或少都有佃户及乡邻的帮助。因为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本来是互相依存友好相处的，特别是那些多年的主佃之间，关系更是密切；土改中，许多佃户即使在工作队的高压下也不愿违背良心斗争自己的老板，就是很好的证明。说地主与佃户之间你死我活，那是被恶意煽动起来的阶级仇恨，绝非普遍现象。

我们一家人能逃过土改劫难，永远记住佃户肖华舟、陈发云、李经庭、黄炳荣、傅银州以邻人刘国云等，他们都躲过工作队，悄悄给了不同程度的救济；村长董少华也在可能情况下给予照顾。这也说明，对地主实行超越人性底线的残害，良知未泯的普通农民，是会加以抵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