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五七年受害的众多右派,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还艰难地生活着。在茫茫人海中,有谁还记得他们、了解他们、知道他们的苦难?下面记录几个无名小右派的遭遇,以见证毛泽东“阳谋”的罪恶,并以此文纪念反右运动——这个人类史上最无耻、最反动、最大规模的文字狱——50周年。
1958年4月,100多名受二类处分的西南师范学院右派学生,在农村劳动改造半年之后,又被调回西师,在生产部组成右派学生劳动队,由此我认识了许多新的面孔。
耐人解读的苟文纯
在西师劳动队的一群年青的右派学生中,苟文纯是最显眼的了。他已经38岁,是一位成熟的中年人。他浓眉大眼,目光炯炯,一头黑发浓密粗硬,永远梳理得光亮整洁;络腮胡子天天刮得干干净净;举止大方,谈吐得体,隐约显示几分高贵。如果只看他的头,你一定认为他是大款、显赫政要、学者、教授。而其穿着则犹如乞丐:一件污黄色的制服上歪歪斜斜补满补丁,袖口和衣襟都已破烂成绺,举臂抬手就飘带似地飘舞;裤子同样疤上重疤;破皮鞋补了又补已不能再补,走起路来“哧呵、哧呵”响个不停。难友们学他一步一顿地走路,嘴里念着“吃也可,不吃也可”,都哈哈大笑,算是苦中取乐了。他的劳动技能很差。叫他挖土,土未挖松先踩板了;叫他除草,草未铲除苗先铲断;叫他担粪,他穿着那双破皮鞋摇摇晃晃,扑哧扑哧粪水溅了一地。看他那狼狈相,难友们都说“够了,够了!”从此大家就叫他“苟老”。
其实他和我一样都是60级学生。早在49年以前他就是一所银行的行长。49年以后任副行长,和那位不懂业务又很蛮横的党员正行长经常发生冲突。三反时那正行长借机把他打成贪污分子。后来帐虽然查清了,但副行长也给撤了。秉性刚直的他愤而辞职,以为凭本领还找不到工作。殊不知从此就呆在綦江农村老家。1956年大学扩招新生时才考到西师外语系读书。他和班上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显然有不小的代沟,青年们叫他向党献红心表决心的时候,他说“有必要吗?何必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呢?”就是这句“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的回答,已经“够了够了”,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右派分子。
他的言谈不多,休息的时候用朗诵莎士比亚著作和唱歌来打发时光。他经常唱一首极具振撼力的英文歌。他的男中音十分优美。他唱歌的时候,和他同处一室的我们都静静地躺在床上听他那时而低回时而高亢,时而沉郁时而激昂的歌声,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凄凉、悲惨、愤怒与抗争有境界。唱完后他泥塑似地坐在那里,两眼挂着泪花,我们的心也随之激烈地搏动。后来我知道那是美国黑人歌唱家罗伯逊的《老人河》,是一首控诉与反抗的歌曲。
五九年以后,毛泽东的“大跃进”破产,饥荒威胁着每个人。学校里的情况也每况愈下食不果腹,劳动队员个个饥饿浮肿。苟文纯的身体彻底垮掉了,卧床不起,当局怕他死在学校里,就叫他回家“自谋生路”,但是不发给一分钱路费。他慢慢地爬起来,修面、梳头,虽然形销骨立,还修饰整洁,仍然不失当年银行家的风貌,背着破烂的行李,拖着浮肿的双腿艰难地上路。可是天高地远,无粮无钱,他怎能回家呢?他只能拖着病饿浮肿之躯,一步步地挣扎着行走……两天后他饿死在回家的路上。
50年来,每当我想到苟文纯,就想到那绅士般的头颅和乞丐似的衣着,如此的大不协调实在叫人玩味。其实他的头是高贵的、高尚的、高傲的、高度自主的;是他蔑视强权、反抗暴政的象征,是一尊不屈不挠的头!而他的衣着是寒酸的、贫穷的、破烂的、强加的、被迫的,是对强权的揭露与控诉!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生,竟褴褛如此、潦倒如此!这是什么世道!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苟文纯是不屈的,也是智慧的。
“幸运”使她香销
徐香圃是劳动队三名女右派之一,二十七八岁,已婚并有了孩子;历史系60级学生。大约因为家庭孩子的牵挂吧,她很忧郁,管教干部认为她思想改造不积极,所以她一直改造到劳动队解散才复学,这样她就从1956到1963读了“七年制”本科。64年春节,我在重庆一个朋友处会到她。此时她很高兴,说毕业后分到江津地区江北县,旋即叫她参加四清工作队搞四清运动。我大吃一惊,说:“我们都是四清的对象,你却去清理别人。”因为按共产党的政策,所有右派分子不管摘帽与否,都是阶级敌人,都被剥夺了参加四清工作队的权利,只能像肥猪等待宰杀一样等待在四清运动中挨整。右派分子能够参加四清工作队,她大概是惟一的人。幸耶,还是不幸?她大概看出了我的疑虑,说:“我也很顾虑,曾向四清工作团长表明我的身份,那团长说‘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重在表现嘛,你就大胆工作吧’。”原来她的高兴是政治上得到信任。但是我始终觉得是一种危险。那次分别后再也没有她的消息,直到文革结束。不料有一次在食堂吃饭时,一位参加过四清的人无意间提及文化革命开始时,四清工作团集中在永川整风,斗争一个混进四清工作队的右派分子徐香圃,她遭受不住,就抹喉自杀了……这真是晴天霹雳!我的心一阵阵颤抖。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得知徐香圃在四清工作队有上佳表现,说话、做事、汇报工作、写材料都在一般人之上。她的自尊自信招来的是嫉恨,连四清工作团长也受到“重用阶级敌人”的攻击。当文化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四清工作团长不再说“既往不咎,重在表现”的话了,把她推出来当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她首当其冲,几千名四清工作队员集中火力横扫她一个,是怎样一种灾难!什么“隐瞒罪恶历史”,“右派分子翻天”,“混进四清工作队”,“对贫下中农进行阶级报复”……等等。大字报横扫,大标语围剿,大会场批斗。本想立功表现,却落得如此下场,她一时惊恐万状,既而万念俱灭。在颠倒黑白的人间地狱中,她便选择了抛家弃子,愤而自杀,趁看守她的人不注意,跑到南瓜地里,用锋利的刀子割断喉管,倒在血泊之中。死亡对于每个人都是恐怖的、痛苦的;只要有一丝生的希望,莫不全力求生。而徐香圃竞选择了死亡!毛泽东的残暴,给老百姓造成的,是何等的灾难!
徐香圃就这样香销园圃。
一个没有“改正”的右派冤魂
曾清经是包括重庆市在内的原四川省数万名右派分子中没有“改正”的21名右派之一,也是西南师范学院700多右派学生中惟一没有“改正”的人,化学系58级学生。知道他的名字,是在1957年6月下旬的反右高潮中。一张标语式大字报惊动了所有人:“曾清经要杀共产党!”认识他是在右派劳动队,是一个剃光头打赤脚穿补巴衣服,粗手大脚的农民模样的人,是劳动队最忘命的几个人之一,力气大,不怕苦,挑、抬、扛经常在200斤以上。那时的右派学生是最单纯最听话的,虽然有天大的冤屈,但党给的处分都无条件接受,努力地改造自己争取早日摘帽复学。但是不惜体力的人最先消耗自己的身体。当每顿3两大米变成3两豌豆,再变成9两红苕,最后变成6两麦麸的时候,饥饿、浮肿,步履艰难,他再也不能带头干活了。他从嘉陵江边的草街煤矿担着百斤重担,在70度陡坡,上千步石梯,20里山路上每日两次往返奔走,每次不得少于100斤时,他远远地落后了,每攀登一步都虚汗如雨喘气如牛费尽全身力气,最后眼睛一黑一个跟斗摔下去……大家发现他时他已经僵卧道旁,和全中国4000万饿殍一起被毛泽东拖进了“大跃进”造就的巨大坟墓。没有追悼会,没有通知亲人到场,挖个土坑把他埋葬,就像埋一只死猪死狗。
1961年曾清经被追认摘帽,1979年却没有“改正”,听说与他“要杀共产党”有关。但是葛佩奇也不是“要杀共产党”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世界皆知,结果怎样?栽赃陷害。既然《人民日报》可以在全世界致诬、说谎,那么西师党委为什么不可以给一个弱势学生罗织罪名呢?如果曾清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肯定不仅仅是个右派,肯定不仅仅是二类处分,劳教、劳改、甚至杀头,都是他最适合的去处。但是,可怜曾清经已抛尸荒野无人为他申诉,他只能在阴曹地府继续戴那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了。
迫害700多名右派学生终于整“对”了一个,七百几十分之一的“正确率”,不仅在全国属于领先水平,更是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的确凿证据。邓小平的理论多么“伟大、光荣、正确”!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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