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文学是人生、人性的见证

1126日下午,华人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礼堂举行文学讲座“我的文学历程”。东亚研究所所长杨大利主持,法国汉学家杜特莱教授参加对谈。

一.文学超越政治

高行健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重大的灾难,是政治强行干预文学,文学为政治服务。作家不是沦为政治的工具就是政治的牺牲品。当然,不光在中国,苏联、东欧等国家也是这样。

自五四运动以后,意识形态深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影响,采取激烈的革命态度,高喊打倒传统。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和摧残。

今天看来,那些所谓的革命文学就是一堆废纸,毫无文学价值,仅有一点史料价值。相比之下,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写的社会、人、生存困境,要深刻得多。

高行健说:“传统就在那里,是很好的参照,也是打不倒的。文学超越政治,文学是人生、人性的见证。文学必须从政治里拔出来,用清醒的眼光看世界,这是文学的前提。”

高行健的小说和绘画,具有很强的禅宗色彩。他讲,很多人佛经读多了,就变成一种学问。慧能活在当下,从中解脱出来,把它变成行为和生活方式。道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诠释得那么好,这是西方所没有的。我不反对传统,东西方传统文化,兼收并蓄。

二.小说也可以引发深层思考

原始小说是讲故事,巴尔扎克时代,不仅讲故事,而且要刻画人物复杂的性格。后来发展到怎么观察事件和自己,怎么去叙述。高行健指出,小说也可以是一个人认识世界和自我的方式,不仅讲个人经验遭遇,而且引人思考。很多哲学的思考可以进入小说,但又不是哲学论文,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辩。小说提供对世界的认识是感性的,也可以很深刻。

《灵山》独特之处是以“你”、“我”、“他”三个不同的人称,用不同的章节讲述一个人物,沿长江流域漫游的思考、心路历程,作者来静观不同的自己的对话。

《一个人的圣经》中只有“你”和“他”,但没有“我”。为什么呢?

他解释,“你”——叙述的是现在,香港、纽约、澳洲、北欧……跑遍全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他”——讲的是过去,在中国经历的困难,对以往的回顾。现实的“你”和过去的“他”对话。

“我”没有地方放,是因为经历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尤其文革时的中国,真“我”无处存生,人人戴面具,真实的声音被窒息、被歼灭。

在西方盲目的自恋情况下,“我”也很糟糕。萨特说:“他人即地狱。”但他忽略了一个人自身的问题,对自我的估价。一个人对自我没有清醒的认识也是地狱。包括政治狂人、暴君,自我膨胀到不可一世的地步,一定是有病,丧心病狂。

 

三.自由来之不易  

多才多艺的他得益于父母的熏陶,五岁登台演戏,十岁尝试写小说。大学时曾组织剧团,后来因为没有一个是共青团员,而受到怀疑,被迫解散。文革中下放劳动五年,不得已烧掉一箱子手稿。八十年代,作品屡遭查禁批判,颠沛流离。到法国后才找到安稳,抓紧时间去写。

“自由来之不易。” 高行健感慨,“时间非常珍贵,又要画,又要写,还要上十多个戏,要出书,拍电影……没有假期,没有周末,也没有白天黑夜。我周密地安排一年的工作计划,排好日程……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感悟到上帝并没有对我撒手。生命是如此脆弱,那么可贵,加深了一种宗教情怀。

 四.中国对我很遥远了

:流亡法国多年,对中国文坛的乱象,有什么看法?

高:简直没看,没时间看,做不过来。我对西方、对欧洲更为关注,是对人、对命运的关心,不是政治,虽然政治并不放过我 ……中国对我很遥远了,甚至翻过几页了。

问:是否因为不堪回首的过去?获奖后,中国政府的态度?

:心 理上有那么一点儿,由它去吧!偌大个中国的事,管不了……真实的人是有毛病的,有缺点的,但个人能发出真实的声音。早在一个世纪前卡夫卡就有这样的意识, 有限的生命里只能做有限的事情。我获奖后,国内官方的反应,找几个人到瑞典学院抗议,也就听听而已,哪去管那么多闲事!

目前,高行健的作品已译成世界36国语言,他变成世界公民。去年又荣获纽约公共图书馆颁发的“雄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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