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庸:新的幻觉——十八大

对胡锦涛的幻觉已经有几年了。自胡氏登基、坐上总书记宝座就开始朝胡礼拜。以马克思主义面目拥胡,以自由主义角色说胡,以和解派资格挺胡,以反江派架式崇胡,各自粉墨登场,煞是可观。有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有建言“将共产党正名为自由民主党”的,有劝导“宽恕中共的暴政,用爱与宽容感化中共”的,有鼓动胡锦涛另组新党的。这场活报剧至今尚未结束。可惜,胡锦涛不是泥塑面人,任凭捏弄。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只是守住这个专制政体,莫使塌架。超越这一使命的任何企求,不管动机如何,都是胡锦涛不能应命的,因而注定要落空的。

十七大爆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颇令人失望,于是,一些人从对胡的幻觉中醒来,把希望寄托给十八大。2012年,胡锦涛交权,接班人亮相,新人据信为习近平或李克强,美好设想不免投射在这二位身上。准确地说是单方面要求他们“把停滞过久的政治改革提上日程”,这种政改不搞虚套,不扫外围,直奔体制核心——直选各级领导人和各级人大代表,实施多党竞争。一句话:要求“政治分享”:“国家权力和公共职务在各个党派、各个利益集团、各个阶层之间合理分配”。痛快,坦率,直抒胸臆,毫不含糊。不过,这是十八大接班人能够承担的任务么?那时的最高掌权者有这种抱负、远见,有这么大胆量、决心吗?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5年后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必然一改前非,决心砸烂这个被数千万党员、数百万党军以及严密的安全部门守卫的党组织呢?“政治分享”,这可是改变共产党的专制本性、废除共产党的“领导”、否定共产政权的“合法性”、抛弃“四项基本原则”的大事啊!习近平也好,李克强也好,或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总之,十八大决定的那个接班人,如果不愿、不能承担这项任务,岂不竹篮打水――全落空,成为美梦一场?

的确,习近平与李克强最近政治行情看涨,换句话说,认为他们的视野和胸襟比胡锦涛强,“比较开明”,至于强到什么程度,“开明”到什么程度,没有人说清楚,混沌一片,模糊概念。在现实生活中,温家宝是比较开明的,他公开承认人权、博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这两位接班人的“开明”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吗?赵紫阳是比较开明的,他主张建立全国、地方、基层三级社会协商对话制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两位接班人的“开明”能够超越这一水平吗?如果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答案都是零,那么,企求他们在2012年接班时搞什么“权力分享”,那不是毫无根据的幻觉吗?用幻觉求得一时心理的满足,并散布开来用以惑人,是要不得的。

习、李二人走到今天这一步是中共实施培养接班人战略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陈云认为“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女可靠”,因此关键岗位接班、掌权由官宦子弟充任。这一铁则一直实行至今,连毛岸青夫人也在军事科学院混个少将军衔、捞个副部长职务。民间形容这种家天下的权力传承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当然,统治者明白,光靠血缘关系维持江山一统不行,权力交给酒囊饭袋子弟操纵绝对不牢靠。所以,对贵胄接权附加了如下条件:第一,对权力要忠诚,不能三心二意;第二,对中央要听话,不能阳奉阴违;第三,要会来事儿,不能死板固执。换成中共语言就是:要搞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央保持一致,要有统一规划下的创造性。习、李二人就是严格按上述要求,经过层层过滤,进入最高权力中枢的。回顾他们的人生轨迹,可以看出3个不同阶段:第一段是基层插队知青,不久成为大队支书,从这时开始向权力靠拢。第二段进入中层权力机构,成为地方势力一员,逐层拔高,直到成为镇守一方的诸侯。此间经历“改革开放” 考验、“权力寻租”考验、“反自由化”和“六四”考验、“江胡权斗”考验等等。这些关健环节都需要他们端正立场,表明态度,做出部署,贯彻始终。他们对 “六四”屠杀只能拥护和支持,与主谋者邓小平站在一起。对“权力寻租”,他们挣眼闭眼,任由泛滥,自身卷进去也不是不可能的。当然,在开辟经济发展渠道、在提高GDP增长率、在改善民生、在平抚民怨方面都做了工作,取得成绩。这两方面的综合成果,使他们获得步步提拔的可能,并且,在面临擢拔最高权力接班人时,使他们有机会进入人生轨迹第三段:成为“王储”。在中层权力机构的这段经历已经铸就他们的基本政治规格,决定了他们未来的可能走向。在5年的“王储” 考验期,接班者只要忠诚听话,按部就班,不出大错,哪怕政绩平平,全党也能接受。这是胡锦涛10年“王储”走过的路,习、李自然会领悟。习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李任河南省委书记时,已经以“低调”着称,即对棘手矛盾“不声张”、“不作为”。艾滋病在河南是官方制造的巨大祸患,高耀洁医生多方呼吁制止,民间自动发起救助,李克强却听之任之,他明白只要插手就会使自己陷入官方泥沼无法自拔,而不插手反倒无人追究,官照升,爵照加。可想而知,连艾滋病这样的局部祸患都不敢处理的人,连为民伸冤的郑恩宠律师连遭迫害的案件都不敢过问的人,有没有可能提出全局性、根本性的政治体制问题,向全民宣布实行“权力分享”呢?他们有这样的胸怀和胆识吗?

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之风曾给国人以兴奋。他们的开明意识是中共为摆脱文革危机、寻找新路的产物。开放的时代造就了开明的领袖,书写了开明的历史。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当邓小平意识到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换取私有制积极性,赢得经济形势好转,摆脱了社会危机,中共得以复苏后,立即刹车。人们切盼的“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搁浅。邓是极聪明亦即极狡猾的人,他明白政治改革最终要触及共产党的特权,他不能允许开启这种改革之路,但是,又不能与这一社会要求硬顶,免得尽失众望,所以,就采取虚予敷衍之策,表面上积极张罗“政治体制改革”,定为中共十三大主题,实际上阉割它的民主方向,把它限定在“党政分开”的框架内,分开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一党专制。这些,在邓选第3卷中有着十分明确的记载。1989年民运就是强烈要求进行实质性民主改革的表示,被邓小平野蛮地镇压下去。到江、胡时代,权力向掠夺社会资源极度倾斜,特殊利益集团坐大,成为一党专制的经济后盾,当权派的政治取向只在保权,没有认真改革的动力,这是胡锦涛执政5年证实了的。所以,幻想习、李如何“开明”,能够开辟“政治转型的10年”,只能说:这是无中生有的幻想。

中共是一个封闭性和保守性极强的团体。封闭性使它具有强烈排它功能,新思维很难进入。保守性使它具有强烈守旧机制,很难产生革新意识。新意识难入,旧传统沉重,陈陈相因,只能长远落后于时代要求而与金正日政权勾结,与缅甸军政府为伍。这个封闭和保守的团体内,会因物极必反规律而催生少量开明派和民主派,他们必然被党内强大的保守势力排挤和打压,以致难以存活。皇权意识从毛、邓沿袭下来,从上到下,笼罩着大小当权派,并散播于广大农村,构成腐朽的专制体制。这种体制不会由于偶尔冒出个别见解趋时的领袖(比如认同普世价值的温家宝)而有所动摇。它会变化多种花样而拼力维护自己的专制体制,绝不会有任何服输的可能,除非民主力量构成的压力足够强大,乃至兵临城下,迫使它不得不认真考虑,或者被消灭,或者自动投降。为了体面地下台,这时它才能承诺进行“体制转型”,才能同意“权力分享”。

人生常梦水长东,此话有理。饿汉常梦免费午餐是由于自己无力购买而产生幻觉。民主力量弱小,使一些人幻想由中共领袖洗心革面,完成社会转型任务。这种心情确属无奈。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它只相信政治永远是利益的较量和实力的对比,唯一的出路是扎扎实实聚集民主力量,使之逐步壮大。不把基点放在这方面,只是幻想中共十八大会改天变地,误矣!(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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