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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河农场(上)

2007-11-12 05:58 作者:刘乃元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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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在清河农场服过刑的“内矛”为我们描绘了清河农场丰衣足食的图画。一次在工地吃午饭,大家嚼着自己宝贵的棒子面窝头,一位“内矛”侃起清河农场的可爱。他说:“我们没有定量。送午饭的车就放在工地,大家自己拿,想吃多少吃多少,吃饱为止。我们吃白面馒头和炖肉,或者猪肉馅包子,很少吃窝头,都很能吃。有一次我吃了十五个猪肉包子。”大家听得直流口水:十五个肉包子就是三斤面加一大堆猪肉馅,吃下去该多痛快!另一个“内矛”接着说:“十五个算不了什么。我一顿饭吃过二十个。”这时第一个发言的看出大家惊羡的神情,他说:“但是你们没有看见过我们是怎么干活的。一个人顶你们四五个!这里你们都不好好干活,我也不好好干。不给吃饱,大家都消极混饱。”

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听到的关于清河农场的介绍,大家听得出了神。那时谁也没有想到竟有一天我们自己也会到清河农场去,更万万想不到,到了清河农场不但没有吃到“吃饱为止”的猪肉包子,反而遇上了中国和世界都少见的悲惨的饥荒,我们当中有些人就饿死了。

清河农场是个老农场,据说是日本人创建用来关中国人的。农场距天津约一小时的火车行程,有三四万亩土地,原来是海滩上的沼泽地,由犯人开垦出来的。犯人们还修建了一整套排灌系统和完备的防护林带。我们到清河农场就被送到一个由高墙和电网包围的大院子。这是清河农场三分场,后来我在这里住了十五年,占我全部劳改生活的四分之三。

到清河以后第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伙食的恶化。吃了几年的棒子面窝头,现在换成了蒸白薯,按粮食定量的四倍发给,即每斤玉米面折合四斤白薯。每餐全组领到一堆蒸白薯,由伙食委员(简称“伙委”)按照每人定量用秤称出分给大家吃。伙委是组内通过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公正可靠而又热心公益的人。队部每每召集伙委开会,由炊事组长参加,征求大家对伙食的意见。意见提上去一般都能解决,这是犯人的民主生活。当然提意见要适当,不能“出圈”,例如汤不够咸,白薯不熟或洗得不干净,这些意见都可以解决。但谁要是要求多吃些白薯,或是把白薯换成窝头,那就是自找麻烦了。好在这时我们已经懂得什么是适当的限度,所以一般人提的意见都不触犯什么。偶尔有不懂事的人提的意见不合适,伙委就会当场驳斥,不向上反映。这种有限制的民主对我并不生疏,革命大学就实行过类似的伙食委员制度。但给我印象较深的是这里的伙食委员。这个工作既需谨慎又要耐心,十分费力而得不到分毫的报偿。每天三次给全组十几个人分白薯,每次要占半小时以上,伙委自己总是拿最后一份最小最碎的。尽管分得极为仔细,仍旧有人嫌不公平,说三道四,甚至拿伙委出气,但大家毕竟都知道伙委的劳累并且从心里感谢他的。至今我想起几位伙委在那样的逆境中表现的任劳任怨的精神,仍旧对他们由衷地尊敬。他门确实是些难得的好人。

到1961年初,报纸和广播开始经常宣传“救灾斗争的伟大胜利”,我们此时有了经验,懂得报上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全国大片地区发生了灾荒。果然,这些“伟大的胜利”取得以后,我们每餐得到的白薯愈来愈少,后来蒸白薯索性换成了白薯面加上用“代食品”做成的窝头,所谓代食品就是粉碎了的玉米核。随着灾荒的严重化,代食品也愈加多样化,豆杆、榆树皮、稻草,以及别的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茎都变成代食品。其他的创造还有“双蒸窝头”,这种窝头和普通窝头用料相同,却比普通窝头大一倍,据说营养丰富四倍。

随着粮食定量的削减,人的体力也不断削弱。我的定量(中等)从每月三十六斤白薯面减到十八斤,减去的部分用代食品补足。为了缩短工作时间,增加睡眠时间,每日三餐改为两餐。挖土方等重劳动停止了,我们只拣拣玉米豆,整整砖堆,扫扫场院,活动活动而已。后来我们得知,劳改农场外的人也是这样。报纸上说这是“劳逸结合”,于是我们得知全国都在实行这样的“结合”。当然报纸还在尽量鼓舞人们,说“形势从来没有这样好”。

我永远不会忘记1961年5月24日这一天。

这天下午全中队在大院里集合,这个中队就是七个月以前从兴凯湖调来的全部人员。大家按各组指定位置坐在马扎上,干部站在旁边监视,看样子有重要事情。不久来了一位干部,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穿便装,队长介绍是来自清河农场总部的干部,到这里来宣布教养期。大家听了精神为之一振,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养期之前,这位干部作了简短的开场白,是写在纸上的,他读道:“我们研究了你们的档案,做出了关于你们教养期的决定。首先必须说清楚,根据你们的‘罪错’,对你们的处分是非常宽大,非常人道主义的。”“罪错”是劳改干部常用的词,我们听熟了。“这是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司法制度,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先进的司法制度。我们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罪犯。我们对罪犯的原则和医院对病人一样,那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你们应该知道,你们的处分比同样的罪错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的处分轻得多。特别是你们当中的右派分子,根据罪行,在资本主义国家都应该判死刑,因为你们企图颠覆政府,而且证据确凿!”

接着就宣读每个人的教养期。教养期分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五个等级,一律从宣布当日算起。从一年的开始读。我自知我的处分只能是最重的,所以两年半以下的根本没有注意听。果然,他读了几个三年定期名字以后读到了我。大概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憎恨,读我的名字时特地提高了声音:

“刘乃元,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劳动教养三年!”

按照惯例,听了重要的报告以后小组要讨论的。大家早已训练有素,因此讨论中(实际是轮流发言,内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拥护社会主义法制,感谢毛主席、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努力劳动,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发言一次,不多不少。因为不发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说一次;由于没有新的内容,所以一次就够了。右派发言以后,“内矛”发言,“内矛”约占组内人数四分之一,发言的内容是右派应该感谢党的宽大,右派的罪错比“内矛”的严重得多,必须好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会为大众的意见如此一致惊叹不已,现在我已司空见惯,不仅不觉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练地参加这种表演,我并且懂得,这种一致就是大家都在政治风暴中学会跟着官方的调子说话了。

我于1958年3月8日被“收容”,同年6月开始参加体力劳动。我理解为这就是劳动教养的开始。我劳动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养期,这三年算什么?没有交代。至于教养期,那是“研究了档案以后决定的”,只字未提根据什么法律第几条定的刑期。在我倾听宣读时,心里已经出现这些问题,令我想起我在鸣放时提的意见:“中国需要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当时动员鸣放,我才提了这些意见,接着就因为“进攻党和社会主义”变为人民的敌人。然而现在宣布教养期的行动恰恰证明我的“进攻”是正确的。我很清楚,我的难友们人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只是无人敢问罢了。这几年没有教育人们遵纪守法,但把人们教育得不说话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后,我们的教养期并没有结束,当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许多,到时并不生效,这又一次证明“中国应该加强法制”。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内容,竟被处分右派分子的司法机关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是正确的,真是具有讽刺意味。

“代食品”毕竟不是食品。教养人员的体力不断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锹和镐干活的人已经不多了。有一次我们在一处未挖完的水渠上干活。那渠已挖到一半,想必是因为缺乏劳动力停工了。我们的任务是把沟里的冻土块抬到上面去。其实这个活可做可不做,队长不过是找点事叫我们干而已。我和一位难友抬一个荆条筐,里面放了几块冻土,重量不过七八十斤,在“自然灾害”之前,谁要是抬这么一点点是要受批评的。现在谁都这样干,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后,两个抬手就放下扁担坐下休息,带工的队长只能视而不见。就是这一点重量,我们也几乎不能胜任了。我们摇摇晃晃抬着土筐向上走,我脚下忽然一绊便向前栽倒了,脸磕在石头般的冻士块上,破了好几处。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担也扔了,向前抢了几步,立住了。这天上午的活就此结束。我的额头和腮部擦伤了几块皮,竟拖了一个多月才愈合,因为缺乏营养。

谁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来到我们的宿舍巡礼一番,他一定会怀疑那里面还有没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里没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装置。清河农场的气温平均低于北京3——4摄氏度,冬天没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况一群饿得皮包骨的囚徒!我们每天下午四点钟收工回来,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饭的东西:两个代食品和白薯面做的黑窝头加一碗马齿苋汤。吃完以后,不摘狗皮帽子,不脱鞋就爬上床去。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样长,约睡二十人,每人占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墙坐着,腿上裹着棉被,两手揣在袖子里,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就是这样的姿势从下午五点坐到晚上九点,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开玩笑,更没有人吵嘴,屋子里安静得可怕。也没有人看书,因为没有精神,再说二十个人用一盏15瓦的电灯泡是不可能看书的。埃及金字塔下面的墓室未必比这里静多少,而这二十尊坐像的静止状态不下于二十具木乃伊,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个就是我。我闭着眼坐在那里,听着手表走动的声音,浑身没劲不想动,要睡又睡不着。我知道时间在过去,我的生命在消失,我知道谁都知道这些,但谁也不知道我们在等什么。

晚上九点,院里响起哨声,值班员喊:“点名啦!”大家从半睡状态醒过来,才知道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我们爬下床,仍旧揣着手,手腕上挂着马扎,各自慢慢找到了地方,声息皆无地坐下来。队长点名,点到谁就有一声微弱的应声:“有!”这声音大得刚够点名的干部得知这个人还活着。过去照例点名后干部讲话,现在已经免去,点完了队长说一句:“回去吧!”于是人们起身回去,和集合时一样慢慢吞吞,无声无息。接着上床就寝。因为室内和外面一样冷,大家什么也不脱:皮帽、棉手套、棉鞋,样样俱全。所以就寝的程序比较简单,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了。次日七点半起床,睡了整整十个小时。对壮年人这些睡眠足够了,可是我还总觉得困,假如允许,睡它二十小时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渐枯竭,到这时我才悟出,何以许多墓志铭总把死亡和睡眠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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