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的长者、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先生，在给老报人丁弘先生的复信中，黯然写道：“我们曾是真正忠心的毛派、左派、歌德派，挨整挨冤枉都仍然忠心不二的赶不走派。后来觉悟了，仍然是护党派、改革救党派，想方设法要救这个党，改善党，想党变好，但悲哀在于逐渐发现，这个党是很难救了，积重难返了，救不了了。怎么办！？”
一句“这个党是很难救了”，不但粗线条地勾画出了这个党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而且也折射出了“护党派”内心深深的失望。类似的感叹，又何尝不曾萦绕在我的脑海？我在21岁那年，也就是在当兵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荣立军功，一度满腔热情为之奉献着青春、热血和智慧，可当一浪接一浪的狂潮向我扑面袭来时，我不能不心底暗问：这，难道就是我为之奋斗过的那个政党？
不说别的方面，单看这个党养着什么样的奴才，“这个党是很难救了”，也并非就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判断。
正如我在《腐败到怎样才算可怕？》一文中讲述的那样：在走出家乡之前，我看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两个行政级别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而东窗事发而畏罪自尽；我从部队回到地方的头几年，生活贫困，我所在的党支部，却有一个官员公开向我索贿，说我如果能孝敬他4000元，某件将要落到我头上的好事就铁板钉钉了，而我那时的工资不过是百余元。索贿不成，他便同我“闹翻”了……这个党养着一些这样的奴才，在当时便深深刺痛着我的心灵。
家破人亡后，不得不和这个党养着的形形色色的奴才打交道，见多了无耻、无赖、蛮横的面孔，就更是感到心寒。不说那种种悲惨的遭遇，单说我被他们从北京街头又一次非法绑架回广东后，他们是怎样丝毫不顾及党和政府的形象，怎样变本加厉对待我两夫妇的，也不难看出“这个党是很难救了”。
当地一步步把家破人亡的我夫妇俩往绝路上逼迫，逼得我在11月2日面向全社会发出了呼救的信号。11月3日，我在一阵踌躇后，觉得还是应该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于是致电协调小组组长，让他把我那篇呼救的文字，从网上打印下来，拿去给领导看看。我夫妇俩被逼无奈，接下来将会怎么做，其实在此前的接触中，我就已同他们说过了。
我语重心长同他谈道：不要逼我迈出那一步，逼我真迈出了那一步，不光党和政府的脸上不好看，连胡温的脸上也不会好看。你们这些作奴才的，就是不为我夫妇俩着想，也得为你们“效忠”的党和政府想想，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脸面想想吧？
11月4日上午，我又两次致电协调小组组长，他不接听我的电话。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把电话打过来了，说话变得十分谨慎。我问有什么答复吗？他说能有什么答复呢。我说是不是你们只为自己的顶头上司负责，根本不为党和政府的形象考虑，不为更高级别的领导负责？他无言以对。我又说，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我该怎么做，就去怎么做？他“嗯”了一声，再敷衍了几句，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个党居然养着这样一些奴才！只为本地“当家的”尽忠，听任其随意差遣，而“爷爷、奶奶”们的脸面，他们是根本不顾的。至于党的事业，党的形象，在其眼里或已是一文不值。这个党养着多少这样的奴才呢？只有天知道。“伟大、光荣、正确”的牌坊，居然许多时候是在靠此类奴才在护卫，呜呼，悲哉！
看到终于逼得我几乎要向国际社会申请避难，并愤而与这个政党决裂了，当地的昏官、酷吏，也许心里暗自高兴——“这下好了，廖祖笙夫妇再也不会到北京去告发我们了”。殊不知在这样的国情下，我夫妇俩真能踏出国门的可能性极微。他们处心积虑逼迫我夫妇俩的结果，末了或不过是导致鱼死网破的状况更加激烈，给这个政党在脸上再留下一块疮疤而已。
他们“骄傲”地认为我夫妇俩和官方“耗不起”，他们或者还“自信”地认为这个党会永远这么昏聩下去，或者铁桶江山能保证他们草菅人命、迫害良善，永不会得到任何惩处。可悲啊，这个党竟然养着这样一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奴才！正如网友们所说的那样，在这场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中，真正破产的绝不会是廖祖笙夫妇！
小人弄权，欺压百姓，无尽这样下去，亡党是一定的，亡国则未必！没有零成本的民众监督到场，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牵制，单靠了左手监督右手，或上级管理下级，一个政党如何去保证数量如此之众的党员干部保持纯洁？有些昏官、酷吏连最起码的人性，我在他们的身上也一样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说，在现有国情下，应该尽早实行县、区一级的民主选举，与百姓直接接触的是基层政体，假使百姓一如既往对基层官员的荣辱沉浮没有任何发言权，没有选举和罢免当地官员的权利，那么基层官场乱象纷呈的局面，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党的形象，而今不正一步步毁在基层昏官、酷吏的手里么？
当大量“公仆”在体制的弊端中渐行渐远，倚官挟势，纷纷蜕变成丧失了人性的恶棍时，百姓也就必然深受其害。长此以往，“这个党是很难救了”，这个党民心尽失，便也不足为奇。可叹当年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解放”出的一个江山，打造出的一个政党，竟然短短几十年内便面目全非成这样！不知他们泉下有知，又将作何感想？
一句“这个党是很难救了”，不但粗线条地勾画出了这个党所面临的种种危机，而且也折射出了“护党派”内心深深的失望。类似的感叹，又何尝不曾萦绕在我的脑海？我在21岁那年，也就是在当兵的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荣立军功，一度满腔热情为之奉献着青春、热血和智慧，可当一浪接一浪的狂潮向我扑面袭来时，我不能不心底暗问：这，难道就是我为之奋斗过的那个政党？
不说别的方面，单看这个党养着什么样的奴才，“这个党是很难救了”，也并非就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判断。
正如我在《腐败到怎样才算可怕？》一文中讲述的那样：在走出家乡之前，我看到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两个行政级别在当地数一数二的官员，因为贪污受贿而东窗事发而畏罪自尽；我从部队回到地方的头几年，生活贫困，我所在的党支部，却有一个官员公开向我索贿，说我如果能孝敬他4000元，某件将要落到我头上的好事就铁板钉钉了，而我那时的工资不过是百余元。索贿不成，他便同我“闹翻”了……这个党养着一些这样的奴才，在当时便深深刺痛着我的心灵。
家破人亡后，不得不和这个党养着的形形色色的奴才打交道，见多了无耻、无赖、蛮横的面孔，就更是感到心寒。不说那种种悲惨的遭遇，单说我被他们从北京街头又一次非法绑架回广东后，他们是怎样丝毫不顾及党和政府的形象，怎样变本加厉对待我两夫妇的，也不难看出“这个党是很难救了”。
当地一步步把家破人亡的我夫妇俩往绝路上逼迫，逼得我在11月2日面向全社会发出了呼救的信号。11月3日，我在一阵踌躇后，觉得还是应该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尽可能做到仁至义尽，于是致电协调小组组长，让他把我那篇呼救的文字，从网上打印下来，拿去给领导看看。我夫妇俩被逼无奈，接下来将会怎么做，其实在此前的接触中，我就已同他们说过了。
我语重心长同他谈道：不要逼我迈出那一步，逼我真迈出了那一步，不光党和政府的脸上不好看，连胡温的脸上也不会好看。你们这些作奴才的，就是不为我夫妇俩着想，也得为你们“效忠”的党和政府想想，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脸面想想吧？
11月4日上午，我又两次致电协调小组组长，他不接听我的电话。过了几个小时之后，他把电话打过来了，说话变得十分谨慎。我问有什么答复吗？他说能有什么答复呢。我说是不是你们只为自己的顶头上司负责，根本不为党和政府的形象考虑，不为更高级别的领导负责？他无言以对。我又说，你们的意思是不是我该怎么做，就去怎么做？他“嗯”了一声，再敷衍了几句，就把电话给挂了。
这个党居然养着这样一些奴才！只为本地“当家的”尽忠，听任其随意差遣，而“爷爷、奶奶”们的脸面，他们是根本不顾的。至于党的事业，党的形象，在其眼里或已是一文不值。这个党养着多少这样的奴才呢？只有天知道。“伟大、光荣、正确”的牌坊，居然许多时候是在靠此类奴才在护卫，呜呼，悲哉！
看到终于逼得我几乎要向国际社会申请避难，并愤而与这个政党决裂了，当地的昏官、酷吏，也许心里暗自高兴——“这下好了，廖祖笙夫妇再也不会到北京去告发我们了”。殊不知在这样的国情下，我夫妇俩真能踏出国门的可能性极微。他们处心积虑逼迫我夫妇俩的结果，末了或不过是导致鱼死网破的状况更加激烈，给这个政党在脸上再留下一块疮疤而已。
他们“骄傲”地认为我夫妇俩和官方“耗不起”，他们或者还“自信”地认为这个党会永远这么昏聩下去，或者铁桶江山能保证他们草菅人命、迫害良善，永不会得到任何惩处。可悲啊，这个党竟然养着这样一些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奴才！正如网友们所说的那样，在这场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中，真正破产的绝不会是廖祖笙夫妇！
小人弄权，欺压百姓，无尽这样下去，亡党是一定的，亡国则未必！没有零成本的民众监督到场，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牵制，单靠了左手监督右手，或上级管理下级，一个政党如何去保证数量如此之众的党员干部保持纯洁？有些昏官、酷吏连最起码的人性，我在他们的身上也一样是看不到的。
所以我说，在现有国情下，应该尽早实行县、区一级的民主选举，与百姓直接接触的是基层政体，假使百姓一如既往对基层官员的荣辱沉浮没有任何发言权，没有选举和罢免当地官员的权利，那么基层官场乱象纷呈的局面，也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党的形象，而今不正一步步毁在基层昏官、酷吏的手里么？
当大量“公仆”在体制的弊端中渐行渐远，倚官挟势，纷纷蜕变成丧失了人性的恶棍时，百姓也就必然深受其害。长此以往，“这个党是很难救了”，这个党民心尽失，便也不足为奇。可叹当年多少人抛头颅、洒热血，“解放”出的一个江山，打造出的一个政党，竟然短短几十年内便面目全非成这样！不知他们泉下有知，又将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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