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十月十九日，单位来电话，通知我参加活动。原来是区税务局组织退休人员欢度重阳节。我本来不想去，觉得共产党控制了的区税务局组织这样的活动没多大意思。但又从另一侧面思索，去去也好，作为作家的我，权且当成自己体验生活的一次机会。
昨天的天气还比较晴朗，虽然不是万里晴空，但也秋光明媚，阳光推开沉闷的灰黑色云彩，露出甜蜜的微笑，给我们这些弱势“退休人员”群体一丝温暖。
十点左右，我们数名退休人员乘坐所里派的车子，驱车经过重庆南泉风景区，再进入纵深一个休闲度假村，其他税务所的退休人员几乎早到那里。
在休闲度假村，也见了不少的风景点等，中午和晚上都安排了伙食，我吃了午饭就匆匆忙忙走了。这些“琐碎”不值得一提，但有几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原来退休人员之间的话题，主要放在了党内腐败、社会道德没落、贫富悬殊三大主题，其他话题人们没兴致谈论。党内腐败，党内的不民主，社会道德的堕落，人们之间财富的巨大差距等，已经到了人人咬牙切齿的程度。
巴南区木洞税务所退休人员刘大权，退休工资仅一千余元。但他比我家的人均工资高，我家三口人，我女儿还在上大学，我太太被胁迫下工失业还倒给钱给国家（缴纳社保和医保费），这是令我不能原谅的政策。只有我的退休工资两千多元，家人均收入七百多元，在生活比较高的重庆，物价飞涨的今日重庆（重庆的物价跟着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的步伐涨），七百多元的收入是什么概念？我不说大家也明白，是贫困线以下再以下的生活。我凭自己的一些能力，本来可以多挣些收入：比如，给《给自由圣火》网站当专栏作家，每月写稿可以挣得三五千元稿费，但国保人员暗示我，自由圣火网站在共产党的黑名单里，定性自由圣火网站是敌对势力，收取他们的所谓稿费就是接受反动的活动经费，如果继续写，只要寄来稿费，我们要收缴。所以，他们把我的电脑抄走了，故我最近很少有时间和条件写稿件；我是未来中国网络大学的主讲教授（参加全球海聘被聘用的），主讲诗歌课程，每月可以挣三至五千元，但是，国保人员将我的手写书稿收缴了，我几乎没法讲课，不讲课我又怎么挣钱？我先五十岁左右，正是干工作的时机，却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中央六七十的人都还在工作（拼命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专制制度），难道我比他们年轻十几二十岁，就该被剥夺工作的权利？如果有了公正的平台，我不比他们差，他们的水平我丝毫看不起，他们中的部分人唯一比我强的方面，就是他们精通权术，会玩弄权术，其他一无是处。诗歌是什么？诗歌仅人们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一种文字载体，有什么大的罪过？这些工作我都可以同时进行，但几乎被共产党的国保人员断了我的发财路子。我若出国，更是发财的好路子，我出国是落实好的工作加经商，月均收入将远远高出我在税务机关年总收入的十倍以上，但被共产党禁止我出国。我现在彻底领教了江泽民搞的对异议人士群体，实行经济上搞跨的法西斯罪恶政策。
话又回到刘大全在现场大发“牢骚”，他当场大呼，要区局领导下台，当时将标语撕烂，但那标语是塑料的，他没撕烂，一个年老体弱的退休人员可能没那个力气。于是，他就反对人教科的人打出标语，他将标语狠狠地掷在地上，他的脸气得直青直白的。我去服务台咨询了一个私事，转眼间，我回到开会的“广场” ，我的那位退休同事刘大全就“失踪”了，中午吃饭时我也没见到他。他对局里面的领导很有意见，对社会不公很有意见，他大声说，你们一点也不如国民党。但他找不到申诉的地方，有苦没地方诉，有冤没地方伸。说实话，在重庆，税务局的领导们，在完成年度税收任务后，都分别被所在地的区政府或市政府奖励至少五万至十万元人民币不等。再加上领导们暗中收授的各种红包，那是富得流油，退休人员只能过贫穷日子，税务系统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重庆巴南区李家沱国税一所的专业军人，退休老人事科长杨炯森，更是特别反感现在的共产党，他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得太不象样子了，简直无法容忍，他在自己的所在单位，于今年六月初的党支部会议让公开宣布了退党，他说，他再也不与这个滥党为伍了。昨天他坐在车里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实际我们税务系统的现实情况，许多共产党员早名存实亡，他们早就不履行共产党的所谓“权利”（基本没什么真正的权利）和“义务”（昧着良心做事，有了党性，必然失去人性和良知）。只不过不像我与杨迥森这样公开地退党。共产党真的没什么意思，退了比不退好，晚退不如早退。如果共产党不存在了，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国了。我也相信别人的结论：其他任何一个华人政党来领导中国，都比共产党执政得好。没有共产党，才能见曙光。
七十几岁的退休税务科长肖仿信平时不上网，他根本不懂电脑，也不了解海外的任何信息和真实情况，但他下的结论：共产党集古今中外的一切专制手段和职能来统治中国，才使中国变成今天这个糟糕样子。我佩服他，他能说出现实中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
退休老所长罗鸣对共产党，说起话更是含血愤天，大肆数落我们税务局领导们的过失，昨天弄得局里的领导们十分尴尬，几乎无言对答罗鸣提出的很多问题。难怪领导们昨天借故工作很忙，不愿也不敢早到会场。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制造不让发言或发牢骚或提建议的机会与条件。今天早上我碰着罗鸣，他还骂骂咧咧的，那话虽然不文明，但话丑理端。他那原汁原味的话是四川人的特色，不知读者看了有何感想？他说道：龟儿子，狗日的，共产党的官没几个是好东西。
哈哈，我现在几乎不说这些粗鲁话语或脏话。
2007年10月20日于万久菩提树
昨天的天气还比较晴朗，虽然不是万里晴空，但也秋光明媚，阳光推开沉闷的灰黑色云彩，露出甜蜜的微笑，给我们这些弱势“退休人员”群体一丝温暖。
十点左右，我们数名退休人员乘坐所里派的车子，驱车经过重庆南泉风景区，再进入纵深一个休闲度假村，其他税务所的退休人员几乎早到那里。
在休闲度假村，也见了不少的风景点等，中午和晚上都安排了伙食，我吃了午饭就匆匆忙忙走了。这些“琐碎”不值得一提，但有几件事情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刻。原来退休人员之间的话题，主要放在了党内腐败、社会道德没落、贫富悬殊三大主题，其他话题人们没兴致谈论。党内腐败，党内的不民主，社会道德的堕落，人们之间财富的巨大差距等，已经到了人人咬牙切齿的程度。
巴南区木洞税务所退休人员刘大权，退休工资仅一千余元。但他比我家的人均工资高，我家三口人，我女儿还在上大学，我太太被胁迫下工失业还倒给钱给国家（缴纳社保和医保费），这是令我不能原谅的政策。只有我的退休工资两千多元，家人均收入七百多元，在生活比较高的重庆，物价飞涨的今日重庆（重庆的物价跟着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的步伐涨），七百多元的收入是什么概念？我不说大家也明白，是贫困线以下再以下的生活。我凭自己的一些能力，本来可以多挣些收入：比如，给《给自由圣火》网站当专栏作家，每月写稿可以挣得三五千元稿费，但国保人员暗示我，自由圣火网站在共产党的黑名单里，定性自由圣火网站是敌对势力，收取他们的所谓稿费就是接受反动的活动经费，如果继续写，只要寄来稿费，我们要收缴。所以，他们把我的电脑抄走了，故我最近很少有时间和条件写稿件；我是未来中国网络大学的主讲教授（参加全球海聘被聘用的），主讲诗歌课程，每月可以挣三至五千元，但是，国保人员将我的手写书稿收缴了，我几乎没法讲课，不讲课我又怎么挣钱？我先五十岁左右，正是干工作的时机，却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中央六七十的人都还在工作（拼命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专制制度），难道我比他们年轻十几二十岁，就该被剥夺工作的权利？如果有了公正的平台，我不比他们差，他们的水平我丝毫看不起，他们中的部分人唯一比我强的方面，就是他们精通权术，会玩弄权术，其他一无是处。诗歌是什么？诗歌仅人们进行思想和感情交流的一种文字载体，有什么大的罪过？这些工作我都可以同时进行，但几乎被共产党的国保人员断了我的发财路子。我若出国，更是发财的好路子，我出国是落实好的工作加经商，月均收入将远远高出我在税务机关年总收入的十倍以上，但被共产党禁止我出国。我现在彻底领教了江泽民搞的对异议人士群体，实行经济上搞跨的法西斯罪恶政策。
话又回到刘大全在现场大发“牢骚”，他当场大呼，要区局领导下台，当时将标语撕烂，但那标语是塑料的，他没撕烂，一个年老体弱的退休人员可能没那个力气。于是，他就反对人教科的人打出标语，他将标语狠狠地掷在地上，他的脸气得直青直白的。我去服务台咨询了一个私事，转眼间，我回到开会的“广场” ，我的那位退休同事刘大全就“失踪”了，中午吃饭时我也没见到他。他对局里面的领导很有意见，对社会不公很有意见，他大声说，你们一点也不如国民党。但他找不到申诉的地方，有苦没地方诉，有冤没地方伸。说实话，在重庆，税务局的领导们，在完成年度税收任务后，都分别被所在地的区政府或市政府奖励至少五万至十万元人民币不等。再加上领导们暗中收授的各种红包，那是富得流油，退休人员只能过贫穷日子，税务系统的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重庆巴南区李家沱国税一所的专业军人，退休老人事科长杨炯森，更是特别反感现在的共产党，他认为现在的共产党已经变得太不象样子了，简直无法容忍，他在自己的所在单位，于今年六月初的党支部会议让公开宣布了退党，他说，他再也不与这个滥党为伍了。昨天他坐在车里不说，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实际我们税务系统的现实情况，许多共产党员早名存实亡，他们早就不履行共产党的所谓“权利”（基本没什么真正的权利）和“义务”（昧着良心做事，有了党性，必然失去人性和良知）。只不过不像我与杨迥森这样公开地退党。共产党真的没什么意思，退了比不退好，晚退不如早退。如果共产党不存在了，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国了。我也相信别人的结论：其他任何一个华人政党来领导中国，都比共产党执政得好。没有共产党，才能见曙光。
七十几岁的退休税务科长肖仿信平时不上网，他根本不懂电脑，也不了解海外的任何信息和真实情况，但他下的结论：共产党集古今中外的一切专制手段和职能来统治中国，才使中国变成今天这个糟糕样子。我佩服他，他能说出现实中国各种问题的总根源。
退休老所长罗鸣对共产党，说起话更是含血愤天，大肆数落我们税务局领导们的过失，昨天弄得局里的领导们十分尴尬，几乎无言对答罗鸣提出的很多问题。难怪领导们昨天借故工作很忙，不愿也不敢早到会场。领导总是千方百计制造不让发言或发牢骚或提建议的机会与条件。今天早上我碰着罗鸣，他还骂骂咧咧的，那话虽然不文明，但话丑理端。他那原汁原味的话是四川人的特色，不知读者看了有何感想？他说道：龟儿子，狗日的，共产党的官没几个是好东西。
哈哈，我现在几乎不说这些粗鲁话语或脏话。
2007年10月20日于万久菩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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