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十七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于16日召开，被外界视为有可能是新政治局常委的公安部部长周永康于十七大开幕当日，在出席河北省团组会议时，回应媒体提问时说，目前香港的确是有外部势力的干扰，所以要警惕。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很明显现在北京是很不愿意香港与国际社会保持那么多的联系，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这些联系是应该保持的，这才可以体现出香港的国际化。
何俊仁又说：“反而共产党对香港的无形之手在产生了最大最大的干预，我看不到外国势力在香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他认为，中共提出香港有外部干扰的言论，可能是为了中共的一些政策，事先作出一些警告。
何俊仁说，每一次中共党大会都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现在共产党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权力斗争没有那么表面化，但内部仍非常剧烈，和以前一致的是这不是一个需要公开交待的一个权力的转移或分配的大会。
作为中国公民感忧伤
他说：“从毛泽东到现在都一样，共产党闭门，在最高层解决了权力承继的问题，共产党都是骑在人民的头上，党的权力和利益是凌驾于国家、社会之上，而共产党的领导者用什么‘科学发展观’也好，最重视的仍是党能稳稳掌握着权力！”
何俊仁认为，能否让共产党继续管治中国，是中共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虑：“到目前来说，我看不到国家、民族及人民的利益受到重视，而是党的权力和利益、党的控制是永远优先的，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是感到忧伤的。”
他说，直到现在还看不到国内的情况有多大的进步，可能党内声音会多一点，现在领导层会知道社会矛盾逐渐严重，影响到整个政局的稳定，甚至会亡党，所以中共被迫要多关注民生问题，改善最基层农民的生活，工人的生活，或解决城乡的矛盾：“但无论动机是为了党或是国……不做制度的改革迈向民主化，开放报禁、党禁，以及容许人民有真正的结社和言论表达自由的话，国家仍在封闭之中，很多怀有私利的政客仍然会为所欲为。”
何俊仁指，直到目前为止，因为没有民主，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本身就无法贯彻。（摄影：吴雪儿／大纪元）
高度自治无法贯彻
香港已经回归中国10年，不过，何俊仁认为，直到目前为止，因为没有民主，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本身就无法贯彻。他说：“现在香港从特首到整个领导班子，实际都是要由北京同意委任才可以产生的，所以香港的领导层必须与掌管香港的权力有所结合，赢得上层的认同，所以两地在政治上已经‘打通’了。‘打通’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香港从政的人士要在中南海或北京找靠山，而北京的高官也透过他很多在香港信赖的人，把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在香港显现出来，这些意愿和诉求可能是为了他个人的好处，也可能为了某些集团的好处，也可能为了某些界别的利益，这些事情是很明显看到的。”
何俊仁强调：“没有一国两制，香港的政治是会卷入中南海（权斗），因为负责香港政局成败的人可能要就事件负责，同样地，（中共）中央如果有什么权力斗争的话，也会将权力斗争的震荡直接来到香港，因为那个人脉关系是很紧扣的。所以当年为什么董建华要下台，最大原因是因为江泽民下台了，而董建华得不到胡锦涛的信任，若江泽民继续执政的话，董建华是不会下台的。”
对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何俊仁认为，目前还看不到在香港反映出来：“我们知道关于十七大的太少，当然（掌管香港事务的）曾庆红的去留会有影响。”
外部干扰论或是警号
对于周永康提到的强烈反对外面势力的干扰，何俊仁指出，这是为了中共中央的一些政策，事先作出一些警告：“包括北京可能会就政制问题作出释法，从而打压香港的民主诉求，这些可能会引起国际上很多的回响，所以它预先作出一个警号，叫人不要干涉。”
何俊仁指出，香港很多政治人物继续和海外保持沟通和联系，将香港一国两制成功的讯息，或在施行一国两制上的一些负面的地方如实向国际社会反映时，也会引起国际社会很多的关注，所以今次周永康的这种攻击是想对一些向外界表达政见的香港政治人物施压，也向关心香港的外界民间团体或不同国家的议员施压。
他说：“很明显现在北京是很不愿意香港与国际社会保持那么多的联系，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这些联系是应该保持的，这才可以体现出香港国际化，如果香港做得好，为什么要怕与国际保持高度联系？”
何俊仁不认为外国的势力能如此容易影响香港：“反而共产党影响香港更大，无论是直接在硬件方面的权力的分配、人事的任命，中共可以控制香港外，中共也有地下有很庞大的党组织，国家机器相当活跃，中共在整个选举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在立法会平常议事的过程里，包括内部的选举，它事事都过问和干预。反而共产党对香港的无形之手在产生了最大最大的干预，我看不到外国势力在香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要因威胁自我审查
至于是否担心十七大后，中共对香港的控制更严厉，何俊仁说：“这个没有得担心。我认为，无论如何，香港的民间社会要努力，维护自己的自由，不要因为受到这些威胁而自我审查，不敢发声，这是最悲哀的！那就会不攻自破！”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何俊仁又说：“反而共产党对香港的无形之手在产生了最大最大的干预，我看不到外国势力在香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他认为，中共提出香港有外部干扰的言论，可能是为了中共的一些政策，事先作出一些警告。
何俊仁说，每一次中共党大会都是权力重新分配的一个过程，现在共产党和以前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权力斗争没有那么表面化，但内部仍非常剧烈，和以前一致的是这不是一个需要公开交待的一个权力的转移或分配的大会。
作为中国公民感忧伤
他说：“从毛泽东到现在都一样，共产党闭门，在最高层解决了权力承继的问题，共产党都是骑在人民的头上，党的权力和利益是凌驾于国家、社会之上，而共产党的领导者用什么‘科学发展观’也好，最重视的仍是党能稳稳掌握着权力！”
何俊仁认为，能否让共产党继续管治中国，是中共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虑：“到目前来说，我看不到国家、民族及人民的利益受到重视，而是党的权力和利益、党的控制是永远优先的，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是感到忧伤的。”
他说，直到现在还看不到国内的情况有多大的进步，可能党内声音会多一点，现在领导层会知道社会矛盾逐渐严重，影响到整个政局的稳定，甚至会亡党，所以中共被迫要多关注民生问题，改善最基层农民的生活，工人的生活，或解决城乡的矛盾：“但无论动机是为了党或是国……不做制度的改革迈向民主化，开放报禁、党禁，以及容许人民有真正的结社和言论表达自由的话，国家仍在封闭之中，很多怀有私利的政客仍然会为所欲为。”
何俊仁指，直到目前为止，因为没有民主，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本身就无法贯彻。（摄影：吴雪儿／大纪元）
高度自治无法贯彻
香港已经回归中国10年，不过，何俊仁认为，直到目前为止，因为没有民主，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本身就无法贯彻。他说：“现在香港从特首到整个领导班子，实际都是要由北京同意委任才可以产生的，所以香港的领导层必须与掌管香港的权力有所结合，赢得上层的认同，所以两地在政治上已经‘打通’了。‘打通’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香港从政的人士要在中南海或北京找靠山，而北京的高官也透过他很多在香港信赖的人，把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在香港显现出来，这些意愿和诉求可能是为了他个人的好处，也可能为了某些集团的好处，也可能为了某些界别的利益，这些事情是很明显看到的。”
何俊仁强调：“没有一国两制，香港的政治是会卷入中南海（权斗），因为负责香港政局成败的人可能要就事件负责，同样地，（中共）中央如果有什么权力斗争的话，也会将权力斗争的震荡直接来到香港，因为那个人脉关系是很紧扣的。所以当年为什么董建华要下台，最大原因是因为江泽民下台了，而董建华得不到胡锦涛的信任，若江泽民继续执政的话，董建华是不会下台的。”
对于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何俊仁认为，目前还看不到在香港反映出来：“我们知道关于十七大的太少，当然（掌管香港事务的）曾庆红的去留会有影响。”
外部干扰论或是警号
对于周永康提到的强烈反对外面势力的干扰，何俊仁指出，这是为了中共中央的一些政策，事先作出一些警告：“包括北京可能会就政制问题作出释法，从而打压香港的民主诉求，这些可能会引起国际上很多的回响，所以它预先作出一个警号，叫人不要干涉。”
何俊仁指出，香港很多政治人物继续和海外保持沟通和联系，将香港一国两制成功的讯息，或在施行一国两制上的一些负面的地方如实向国际社会反映时，也会引起国际社会很多的关注，所以今次周永康的这种攻击是想对一些向外界表达政见的香港政治人物施压，也向关心香港的外界民间团体或不同国家的议员施压。
他说：“很明显现在北京是很不愿意香港与国际社会保持那么多的联系，但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这些联系是应该保持的，这才可以体现出香港国际化，如果香港做得好，为什么要怕与国际保持高度联系？”
何俊仁不认为外国的势力能如此容易影响香港：“反而共产党影响香港更大，无论是直接在硬件方面的权力的分配、人事的任命，中共可以控制香港外，中共也有地下有很庞大的党组织，国家机器相当活跃，中共在整个选举投入了不少的人力、物力、资源，在立法会平常议事的过程里，包括内部的选举，它事事都过问和干预。反而共产党对香港的无形之手在产生了最大最大的干预，我看不到外国势力在香港能产生重要的影响。”
不要因威胁自我审查
至于是否担心十七大后，中共对香港的控制更严厉，何俊仁说：“这个没有得担心。我认为，无论如何，香港的民间社会要努力，维护自己的自由，不要因为受到这些威胁而自我审查，不敢发声，这是最悲哀的！那就会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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