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下面我们连线熊焱先生，他是89年学生领袖之一，他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现在是在美国军队作一个军队牧师。熊焱先生，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您看了高智晟律师这封公开信之后，您觉得北京奥运对中国整个民主转型是不是一个重要契机呢？
熊焱：我对高智晟律师是一直关注着的，因为我经常上网了解他的情况，像他写过的两本书，我手头就有一本《神与我们并肩作战》。
第一点，我觉得高智晟律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他做了很多事情，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太惭愧了，我们做的太少，他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真是觉得非常的有愧。尤其我和他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比如我们都学法律，每次看到他的事迹我都非常感动。第二个，他做的非常有理性，我想高律师是一个真正热爱中国的人，是热爱中国人的人。
主持人：说到这里我想问您一下，高智晟律师这封公开信出来之后，也有一些人攻击他，说你要抵制奥运就是反华势力等等，给他扣这样的帽子。您怎么看这一点？到底他是爱国还是反华？
熊焱：我说这种责备是毫无道理的，高律师的信真的表明他是非常热爱中国的人，所以我是完全支持他的观点。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他有很强大的力量，您觉得因为他有信仰在背后支撑他，就像您也是一个牧师，您觉得信仰对一个民众摆脱专制的恐怖是不是非常有作用？
熊焱∶我们都知道高律师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所以我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真的相信是上帝在他的身上赐给他智慧和力量，所以他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来关心中国的事情，真的是上帝的作为。
主持人∶好，谢谢熊焱先生，回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想问黄万清先生，北京奥运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高智晟律师特别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北京奥运还有中国人权灾难的现状。
黄万清∶我觉得很多人反对中共举办北京奥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举办北京奥运，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任何利益和好处，它反而利用北京奥运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对老百姓的压制，甚至已经有很多报导说它利用北京奥运打压维权人士、打压法轮功。它利用奥运反过来给自己贴金然后壮大自己，它在国内对老百姓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因为很多民众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它扬眉吐气的举办了奥运，那它就更专制更强大了，它会把自己涂脂抹粉涂得让人家更加不容易体察这些罪恶，就像高律师那封信里头提到的这些罪恶。
那么老百姓会面临更严重的人权灾难，这对国家、民族、对老百姓都没有好处。在这一个意义上，我理解到那是高律师深刻的看到这一点，包括许多人士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藉这个机会要它改善人权。
主持∶唐先生，您怎么看这一点？
唐柏桥∶我完全同意黄先生的评论。我补充一点，用比较形象的方法来说，在这个奥运之前，尤其维权人士或者是民主人士，我们为什么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中共说这是它们的首要任务。今天我也可以发出这样的讯息：全体中国有正义感的、维权的民主运动人士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在奥运以前，怎么样运用这个奥运机会，国际社会关注奥运、参与奥运的机会，让邪恶势力被彻底击垮。
因为原来我也是做股票的，金融市场、股票我知道。股票市场如果长期萎靡不振甚至往下滑，慢慢往下滑，突然一下出个利多消息，比方失业率下降或者各方面原因。这样下去以后，股票按道理是应该涨，如果没涨的话，利多消息出尽以后，股票会崩盘的。
今天同样的情况，现在中国道德意识或人权一直在慢慢下滑，至少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共产邪恶一直这样在做嘛。那么很多人会对奥运抱着希望，说奥运这个机会来了是吧！可能国际社会会更关注中国人权，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出促进中国人权大幅度的进步，甚至于带来民主。
好了，结果在奥运结束之前和奥运期间什么也没带来，那么奥运以后中国老百姓就想，在奥运之前和奥运期间，国际这么关注，我们都不能改善人权，我们都做不到让中国民主化、让中国自由，那就彻底绝望了。
那个时候中共就更加肆无忌惮，然后就崩盘，崩盘以后它就回到一个更黑暗的时代。就像89年一样，那么好的一个机会，学生都冲到街上，以为最后全民民主就来了，结果被镇压了。好，你看就崩盘了。
崩盘之后，从89年到现在将近20年，整个一代人就没有想法、没有信心了，跑去拼命赚钱、拼命消费、拼命去干别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有信心要改变这个社会，而这可说是多数人。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在奥运之前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主持人∶说到奥运，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或者说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际社会的压力。那我也看到在韩国大邱有一个教授薇薇安娜李（Vivianna Lee），他就说，当年88年汉城奥运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压力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但并不是必要的条件。他觉得是这样一种关系，您怎么看？
唐柏桥∶对，我比较同意。必要条件应该是我们内部有像高智晟这样的人出现；有像法轮功学员这么样道德意识的提升，这个是必要的。如果说奥运这个事情我们做好了，就充分了、够了，就可以让中国有人权上的进步，甚至换得了一个自由的中国。
我今天可以大胆预言，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众志成城的话，极有可能邪恶的势力它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我在这里可以大胆提出个预想，比方说我做为89学运的学生，我从91年流亡到海外，我不能回家、回国，它们剥夺我最基本的天赋人权。过去我可以说是因为各种考量或者各种原因，我要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发展，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回中国，甚至于有懦弱的原因在里面。但是现在我彻底的考虑，如果明年奥运之前我要求回去，全世界没有任何人会在报上批评我，说我过激也好说我政治化也好。
那么我们都要这么想的话，如果千千万万的人都像我这么想，因为海外流亡不能回去的，包括法轮功学员，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们都这样做，仅此一点，中共这个政权就有可能要被世界文明社会所唾弃。
主持人∶对，我今天看到王丹先生也发出这样一个声明，现在越来越多人想到这一点了。下面我们接一个观众的热线电话，这是澳洲的陈先生，陈先生请讲。
陈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看这题目是“高律师舍身取义为了什么？”我觉得他是为了中国的良心，为了表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因为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它在法律上的迫害是非常强的，很早的时候它就取缔所有的律师。
高律师是从陕北黄土高原出来的、一个家庭出身很贫困的人。79年的时候我在那儿服役，我去过绥德，那时当地的人一天才挣5分钱，他挣的钱比我这个服兵役的人挣的都少，我那时候一个月还能拿6块、7块，吃饭还免费。
一天只挣5分钱的地方，就在这么贫困的地方出了这么一个人才！而且高律师如果向中共妥协的话，如果替中共吹喇叭的话，他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一年也可以挣个几百万，是不是？
但他偏偏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出生也是贫寒，他就变成替一些弱势群体打官司，然后慢慢变成了“十大”律师，而且还得过奖。然后在做律师过程中接了一些案子，发现中国有很大的人权问题，尤其人权灾难的问题，那他就挺身而出。
其实我们看中共建政以前，什么史良啊，还有后来被这个所谓的“新政权”用的一些律师，他们当初不也替共产党打官司，也跟强权对抗，对不对？
主持人∶陈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只好打断您，但知道您的看法了。高律师他的良知、他走过的历程，当然使他有这样一个博大的胸怀能够关心中国的底层百姓。
我觉得他刚刚提到一点，就是中国百姓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机会，他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良知进一步唤醒、走出来？就像您说的，这也许是中共转型或是崩溃的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人们脑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如果我抵制奥运或者我不支持奥运，像高律师说的，我不支持奥运，那是不是参与政治？
唐柏桥∶ 这个绝不是参与政治。本来我就觉得很奇怪，谈奥运为什么要谈政治？你说主办奥运不是为了政治，那我抵制奥运怎么就叫作政治了，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共还承认它主办奥运是首要的政治任务，是吧！如果你说你为了搞政治，那我为什么不能反政治呢？我反对错误的政治，这个逻辑上非常清楚。
主持人∶黄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您有30秒钟。
黄万清∶以前中共是要人来参与政治，不参与政治就叫做“政治落后”；现在它有它的需要，那你就不能参与政治了。实际上像奥运也是，很多人我不参与或我不….，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压你，像很多访民他们并不参与，但是他要把你赶出京城，你就没有选择，那你就被迫卷入。
主持人∶好，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今天连线上来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评论员，还有民众、还有维权人士。那么高律师的处境大家都很关心，希望我们的节目对于营救高律师能够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据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录音整理）
熊焱：我对高智晟律师是一直关注着的，因为我经常上网了解他的情况，像他写过的两本书，我手头就有一本《神与我们并肩作战》。
第一点，我觉得高智晟律师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他做了很多事情，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们太惭愧了，我们做的太少，他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真是觉得非常的有愧。尤其我和他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比如我们都学法律，每次看到他的事迹我都非常感动。第二个，他做的非常有理性，我想高律师是一个真正热爱中国的人，是热爱中国人的人。
主持人：说到这里我想问您一下，高智晟律师这封公开信出来之后，也有一些人攻击他，说你要抵制奥运就是反华势力等等，给他扣这样的帽子。您怎么看这一点？到底他是爱国还是反华？
熊焱：我说这种责备是毫无道理的，高律师的信真的表明他是非常热爱中国的人，所以我是完全支持他的观点。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他有很强大的力量，您觉得因为他有信仰在背后支撑他，就像您也是一个牧师，您觉得信仰对一个民众摆脱专制的恐怖是不是非常有作用？
熊焱∶我们都知道高律师是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相信上帝的人，所以我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真的相信是上帝在他的身上赐给他智慧和力量，所以他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胸怀来关心中国的事情，真的是上帝的作为。
主持人∶好，谢谢熊焱先生，回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想问黄万清先生，北京奥运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高智晟律师特别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北京奥运还有中国人权灾难的现状。
黄万清∶我觉得很多人反对中共举办北京奥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举办北京奥运，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任何利益和好处，它反而利用北京奥运一方面加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加强对老百姓的压制，甚至已经有很多报导说它利用北京奥运打压维权人士、打压法轮功。它利用奥运反过来给自己贴金然后壮大自己，它在国内对老百姓采取更严厉的镇压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
因为很多民众看到了这一点，如果它扬眉吐气的举办了奥运，那它就更专制更强大了，它会把自己涂脂抹粉涂得让人家更加不容易体察这些罪恶，就像高律师那封信里头提到的这些罪恶。
那么老百姓会面临更严重的人权灾难，这对国家、民族、对老百姓都没有好处。在这一个意义上，我理解到那是高律师深刻的看到这一点，包括许多人士都是这样，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藉这个机会要它改善人权。
主持∶唐先生，您怎么看这一点？
唐柏桥∶我完全同意黄先生的评论。我补充一点，用比较形象的方法来说，在这个奥运之前，尤其维权人士或者是民主人士，我们为什么要非常重视这件事情？
中共说这是它们的首要任务。今天我也可以发出这样的讯息：全体中国有正义感的、维权的民主运动人士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在奥运以前，怎么样运用这个奥运机会，国际社会关注奥运、参与奥运的机会，让邪恶势力被彻底击垮。
因为原来我也是做股票的，金融市场、股票我知道。股票市场如果长期萎靡不振甚至往下滑，慢慢往下滑，突然一下出个利多消息，比方失业率下降或者各方面原因。这样下去以后，股票按道理是应该涨，如果没涨的话，利多消息出尽以后，股票会崩盘的。
今天同样的情况，现在中国道德意识或人权一直在慢慢下滑，至少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因为共产邪恶一直这样在做嘛。那么很多人会对奥运抱着希望，说奥运这个机会来了是吧！可能国际社会会更关注中国人权，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出促进中国人权大幅度的进步，甚至于带来民主。
好了，结果在奥运结束之前和奥运期间什么也没带来，那么奥运以后中国老百姓就想，在奥运之前和奥运期间，国际这么关注，我们都不能改善人权，我们都做不到让中国民主化、让中国自由，那就彻底绝望了。
那个时候中共就更加肆无忌惮，然后就崩盘，崩盘以后它就回到一个更黑暗的时代。就像89年一样，那么好的一个机会，学生都冲到街上，以为最后全民民主就来了，结果被镇压了。好，你看就崩盘了。
崩盘之后，从89年到现在将近20年，整个一代人就没有想法、没有信心了，跑去拼命赚钱、拼命消费、拼命去干别的事情，没有任何人有信心要改变这个社会，而这可说是多数人。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在奥运之前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主持人∶说到奥运，当然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或者说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国际社会的压力。那我也看到在韩国大邱有一个教授薇薇安娜李（Vivianna Lee），他就说，当年88年汉城奥运的时候，国际社会的压力是一个充分的条件，但并不是必要的条件。他觉得是这样一种关系，您怎么看？
唐柏桥∶对，我比较同意。必要条件应该是我们内部有像高智晟这样的人出现；有像法轮功学员这么样道德意识的提升，这个是必要的。如果说奥运这个事情我们做好了，就充分了、够了，就可以让中国有人权上的进步，甚至换得了一个自由的中国。
我今天可以大胆预言，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众志成城的话，极有可能邪恶的势力它就要退出历史的舞台！
我在这里可以大胆提出个预想，比方说我做为89学运的学生，我从91年流亡到海外，我不能回家、回国，它们剥夺我最基本的天赋人权。过去我可以说是因为各种考量或者各种原因，我要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发展，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回中国，甚至于有懦弱的原因在里面。但是现在我彻底的考虑，如果明年奥运之前我要求回去，全世界没有任何人会在报上批评我，说我过激也好说我政治化也好。
那么我们都要这么想的话，如果千千万万的人都像我这么想，因为海外流亡不能回去的，包括法轮功学员，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们都这样做，仅此一点，中共这个政权就有可能要被世界文明社会所唾弃。
主持人∶对，我今天看到王丹先生也发出这样一个声明，现在越来越多人想到这一点了。下面我们接一个观众的热线电话，这是澳洲的陈先生，陈先生请讲。
陈先生∶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看这题目是“高律师舍身取义为了什么？”我觉得他是为了中国的良心，为了表示他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因为49年中共夺取政权以后，它在法律上的迫害是非常强的，很早的时候它就取缔所有的律师。
高律师是从陕北黄土高原出来的、一个家庭出身很贫困的人。79年的时候我在那儿服役，我去过绥德，那时当地的人一天才挣5分钱，他挣的钱比我这个服兵役的人挣的都少，我那时候一个月还能拿6块、7块，吃饭还免费。
一天只挣5分钱的地方，就在这么贫困的地方出了这么一个人才！而且高律师如果向中共妥协的话，如果替中共吹喇叭的话，他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一年也可以挣个几百万，是不是？
但他偏偏就是….我觉得可能因为出生也是贫寒，他就变成替一些弱势群体打官司，然后慢慢变成了“十大”律师，而且还得过奖。然后在做律师过程中接了一些案子，发现中国有很大的人权问题，尤其人权灾难的问题，那他就挺身而出。
其实我们看中共建政以前，什么史良啊，还有后来被这个所谓的“新政权”用的一些律师，他们当初不也替共产党打官司，也跟强权对抗，对不对？
主持人∶陈先生，因为时间关系只好打断您，但知道您的看法了。高律师他的良知、他走过的历程，当然使他有这样一个博大的胸怀能够关心中国的底层百姓。
我觉得他刚刚提到一点，就是中国百姓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机会，他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良知进一步唤醒、走出来？就像您说的，这也许是中共转型或是崩溃的一个机会。那么我觉得人们脑中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如果我抵制奥运或者我不支持奥运，像高律师说的，我不支持奥运，那是不是参与政治？
唐柏桥∶ 这个绝不是参与政治。本来我就觉得很奇怪，谈奥运为什么要谈政治？你说主办奥运不是为了政治，那我抵制奥运怎么就叫作政治了，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而且中共还承认它主办奥运是首要的政治任务，是吧！如果你说你为了搞政治，那我为什么不能反政治呢？我反对错误的政治，这个逻辑上非常清楚。
主持人∶黄先生，因为时间的关系，您有30秒钟。
黄万清∶以前中共是要人来参与政治，不参与政治就叫做“政治落后”；现在它有它的需要，那你就不能参与政治了。实际上像奥运也是，很多人我不参与或我不….，但是在这个时候他要打压你，像很多访民他们并不参与，但是他要把你赶出京城，你就没有选择，那你就被迫卷入。
主持人∶好，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今天连线上来的来自全球各地的评论员，还有民众、还有维权人士。那么高律师的处境大家都很关心，希望我们的节目对于营救高律师能够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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