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向》9月号编辑手记开门见山写到：离开10月15 日没有多少日子了，17大进入了倒计时，中南海这一轮权力斗争也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对此，编辑认为还有两个看点需要强调，一则是近来不断有高官因为生活腐化的"情妇门"而中箭落马，昔日"共产共妻"的骂名俨然变成了"公共情妇"的事实，中共官场政治的彻底堕落固然是根本原因，但从上倒下全面腐败为何只有这几个"倒霉蛋"被揪出来？一个直接原因是国安部和军方情报系统正式介入了权力斗争，也就是说，中共不但用特务手段打击各类反对力量，而且也用这种手段来对付自己的官僚体系，尤其是对付党政军的高级干部。这在相当程度上坐实了坊间对中共黑社会化、特务政治的批评。
中共的腐败早已路人皆知，其程度之恶劣，远非世人所料，所以对"情妇门"这个看点本无须在意。但由此引出的第二个看点，从多数人腐败少数人落马，看国安部和军方情报系统正式介入了权力斗争，倒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如果编辑的判断无误，事实上他给公众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共的政治生活至今没有走出斯大林、毛泽东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阴影。极权专制的权利争夺，仍然在暴力的血腥和冷酷的阴谋中进行。在极权政治制度下，对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强制和暴力手段，斯大林、毛泽东专制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警察、特务的横行，而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斯大林的贝利亚和毛泽东的康生。这种对于警察、特务暴力控制社会的恶习，可以得逞于一时，却很难得逞于一世，因为这种手段最终会降低一个社会制度运行的有效性。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运用暴力控制社会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都是巨大的，而且这部暴力机器的实际操纵者们，本身就可能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并直接威胁这个国家的安全。强调暴力也会造成被压制对象的愤恨，因而削弱了社会的协作。因此，警察国家一般是短命的，多数社会都选择非极端的社会压制形式。这就是说，无论从政治安全和成本的角度，通过警察和特务来控制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危险的选择。
也许政治家们会认为自己是可以掌控这一切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旦贝利亚们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即便是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也不是说扔掉就能扔掉的东西。除非你还有比这部机器更血腥、更阴险的手段。事实上，一旦选择了专制集权的道路，警察国家的阴影就难以挥之而去。而这个阴影下的政治游戏，将无任何规则可言；暴力、阴谋就将在这个阴影下反复上演，所有的人——包括这部暴力机器的构件本身，都可能成为这个邪恶工具的牺牲者。贝利亚这个阴谋和迫害的化身，不就是在一个更大的阴谋中倒下的吗？在贝利亚之前，秘密警察的头目有哪个不是在另一个阴谋中的牺牲品？雅戈达就是一例。
雅戈达曾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秘密警察头子，在斯大林的肃反大清洗中，被打成布哈林反党集团成员。在此之前的 1934年7月，格别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秘密警察同党、同政治局脱离，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核心，而他本人却只向斯大林负责。为了满足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政治目的，雅戈达动用了秘密警察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对付他的政敌。其中包括对列宁的老战友都搜集了材料，高级官员的服务人员，全由雅戈达的部门批准；清洁女工、司机和各色勤杂人员，每个月要告密好几次，总之，无所不用其极。克里姆林宫贵族的风流韵事，也都记在厚厚的卷宗夹里，并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例如，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强奸了莫斯科一位党员干部的15岁女儿；巴黎用公款嫖娼……全俄中央执委书记叶努基泽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人之一卡拉汉同芭蕾舞女演员寻欢作乐……这些色情文学作品定期送到斯大林手中。为投斯大林所好，雅戈达还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卷宗夹里放进了这样的假罪证：同沙皇密探局合作。所有的一切不外是要苏联人相信：苏联受到众多间谍的威胁，受到受控于国外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因此，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制伏一个个的政敌，并由此而拉开了肃反——实则是大清洗的序幕。可是雅戈达并没有想到，灾难很快就降临在他头上，一个布哈林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就把他送上了昏惨惨的黄泉路。
他在被捕后留下了一段供词，就是对社会暴力控制、秘密警察背后的实质最好的说明。"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人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一切权利的人就像在舞台上一样作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奴颜卑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杨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的崇高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的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演俏皮的时事讽刺剧一样，真是莫名其妙！"
作为刽子手的雅戈达莫名其妙，而作为南斯拉夫第二号领导人物、理论家的吉拉夫却相当的清醒。他在《新阶级》一书中写到："共产主义的领袖们从革命者变为专制者，又从专制者变为国家财产的滥用者，把共产主义的一些观念当成钱币来支付他们的费用。""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口号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后权威的新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他们凭借"社会主义所有制" "取得其政权、特权、意识形态和行事习惯。他们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来先例并分配这种所有权。""共产党就是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权力既是共产党人的手段，也是他们的目的。""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在革命前，共产党的党籍是表示一种牺牲，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种无上光荣。而现在，党的权力已经巩固，党籍就表示属于一种特权阶级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斯大林是新阶级真正和直接的创始人，使用了最野蛮的手段。"而秘密警察、肃反大清洗就是这种野蛮手段的代表作。
从雅戈夫的供词看秘密警察，他们的种种邪恶是为了谁的事业吗？当然不是。不过是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演戏而已。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杨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这才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也是一场无规则的政治游戏最大的变数。当秘密警察成为一股政治势力的时候，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来说，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威胁。这里没有例外，对普通公民如此，对政治家如此，对秘密警察们来说更是如此。雅戈达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真相告诉了格别乌，秘密档案的解密又把真相告诉了社会，这种假面具背后的阴谋和血腥令人深思。国安部和军方情报系统正式介入了权力斗争，用暴力系统来对付自己的官僚体系、对付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其后果实难预料。因为最终他们会把谁拖到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不但我们不知道，政治家也未必知道。之所以人类学家普遍认为警察国家一般是短命的，多数社会都选择非极端的社会压制形式。就在于他们深知无论从政治安全和运行成本的角度来看，利用警察和特务来控制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危险的选择。既然如此，这样无规则的政治游戏是不能玩的，任何人把政治赌注压在秘密警察身上，无疑是自找苦吃。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玩火者必自焚；尤其是这种政治上的玩火者，难道不理解这将把自己置于多么危险的境地吗？
（相关资料参见余世存：《类人孩》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张建华：《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中共的腐败早已路人皆知，其程度之恶劣，远非世人所料，所以对"情妇门"这个看点本无须在意。但由此引出的第二个看点，从多数人腐败少数人落马，看国安部和军方情报系统正式介入了权力斗争，倒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如果编辑的判断无误，事实上他给公众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中共的政治生活至今没有走出斯大林、毛泽东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阴影。极权专制的权利争夺，仍然在暴力的血腥和冷酷的阴谋中进行。在极权政治制度下，对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强制和暴力手段，斯大林、毛泽东专制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警察、特务的横行，而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斯大林的贝利亚和毛泽东的康生。这种对于警察、特务暴力控制社会的恶习，可以得逞于一时，却很难得逞于一世，因为这种手段最终会降低一个社会制度运行的有效性。人类学的常识告诉我们，运用暴力控制社会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投入都是巨大的，而且这部暴力机器的实际操纵者们，本身就可能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并直接威胁这个国家的安全。强调暴力也会造成被压制对象的愤恨，因而削弱了社会的协作。因此，警察国家一般是短命的，多数社会都选择非极端的社会压制形式。这就是说，无论从政治安全和成本的角度，通过警察和特务来控制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危险的选择。
也许政治家们会认为自己是可以掌控这一切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旦贝利亚们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即便是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政治强人也不是说扔掉就能扔掉的东西。除非你还有比这部机器更血腥、更阴险的手段。事实上，一旦选择了专制集权的道路，警察国家的阴影就难以挥之而去。而这个阴影下的政治游戏，将无任何规则可言；暴力、阴谋就将在这个阴影下反复上演，所有的人——包括这部暴力机器的构件本身，都可能成为这个邪恶工具的牺牲者。贝利亚这个阴谋和迫害的化身，不就是在一个更大的阴谋中倒下的吗？在贝利亚之前，秘密警察的头目有哪个不是在另一个阴谋中的牺牲品？雅戈达就是一例。
雅戈达曾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秘密警察头子，在斯大林的肃反大清洗中，被打成布哈林反党集团成员。在此之前的 1934年7月，格别乌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下属机构，秘密警察同党、同政治局脱离，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核心，而他本人却只向斯大林负责。为了满足斯大林个人独裁的政治目的，雅戈达动用了秘密警察可能采取的一切手段对付他的政敌。其中包括对列宁的老战友都搜集了材料，高级官员的服务人员，全由雅戈达的部门批准；清洁女工、司机和各色勤杂人员，每个月要告密好几次，总之，无所不用其极。克里姆林宫贵族的风流韵事，也都记在厚厚的卷宗夹里，并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例如，政治局候补委员鲁祖塔克强奸了莫斯科一位党员干部的15岁女儿；巴黎用公款嫖娼……全俄中央执委书记叶努基泽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领导人之一卡拉汉同芭蕾舞女演员寻欢作乐……这些色情文学作品定期送到斯大林手中。为投斯大林所好，雅戈达还在许多老布尔什维克的卷宗夹里放进了这样的假罪证：同沙皇密探局合作。所有的一切不外是要苏联人相信：苏联受到众多间谍的威胁，受到受控于国外秘密机构的破坏分子的威胁；因此，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制伏一个个的政敌，并由此而拉开了肃反——实则是大清洗的序幕。可是雅戈达并没有想到，灾难很快就降临在他头上，一个布哈林反党集团成员的罪名，就把他送上了昏惨惨的黄泉路。
他在被捕后留下了一段供词，就是对社会暴力控制、秘密警察背后的实质最好的说明。"我一生戴着假面具，冒充布尔什维克，而我从来就不是。装相的人不只我一个，几乎所有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只要仔细，就会发现俄国舞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掌握一切权利的人就像在舞台上一样作戏，他们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装模作样忠于伟大的党，对领袖奴颜卑膝，而心里想的却是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杨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这种恬不知耻的表演或者血淋淋的表演，在过去是拿百姓寻开心！而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一种人演'人民的崇高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的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演俏皮的时事讽刺剧一样，真是莫名其妙！"
作为刽子手的雅戈达莫名其妙，而作为南斯拉夫第二号领导人物、理论家的吉拉夫却相当的清醒。他在《新阶级》一书中写到："共产主义的领袖们从革命者变为专制者，又从专制者变为国家财产的滥用者，把共产主义的一些观念当成钱币来支付他们的费用。""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口号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后权威的新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他们凭借"社会主义所有制" "取得其政权、特权、意识形态和行事习惯。他们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来先例并分配这种所有权。""共产党就是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权力既是共产党人的手段，也是他们的目的。""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在革命前，共产党的党籍是表示一种牺牲，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种无上光荣。而现在，党的权力已经巩固，党籍就表示属于一种特权阶级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斯大林是新阶级真正和直接的创始人，使用了最野蛮的手段。"而秘密警察、肃反大清洗就是这种野蛮手段的代表作。
从雅戈夫的供词看秘密警察，他们的种种邪恶是为了谁的事业吗？当然不是。不过是戴着假面具，干着隐秘的勾当，演戏而已。把"那些领袖们拖到卢比杨卡的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这才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也是一场无规则的政治游戏最大的变数。当秘密警察成为一股政治势力的时候，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来说，就成为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威胁。这里没有例外，对普通公民如此，对政治家如此，对秘密警察们来说更是如此。雅戈达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把真相告诉了格别乌，秘密档案的解密又把真相告诉了社会，这种假面具背后的阴谋和血腥令人深思。国安部和军方情报系统正式介入了权力斗争，用暴力系统来对付自己的官僚体系、对付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其后果实难预料。因为最终他们会把谁拖到地下室，并把他们扔下去；不但我们不知道，政治家也未必知道。之所以人类学家普遍认为警察国家一般是短命的，多数社会都选择非极端的社会压制形式。就在于他们深知无论从政治安全和运行成本的角度来看，利用警察和特务来控制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危险的选择。既然如此，这样无规则的政治游戏是不能玩的，任何人把政治赌注压在秘密警察身上，无疑是自找苦吃。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玩火者必自焚；尤其是这种政治上的玩火者，难道不理解这将把自己置于多么危险的境地吗？
（相关资料参见余世存：《类人孩》珠海出版社，2007年版。张建华：《推倒红墙——克里姆林宫最新档案解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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