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脱离魔窟
在那次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的十几声炸雷过后,我就老像是没了魂似的,感觉自己像行尸走肉。脑海中时常浮现以前看过的一个德国电影中的情节。那部电影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好像讲述的是人、魔鬼还有天使之间的关系。一个魔鬼(在电影中这个魔鬼的形象是位英俊的男子),来到人间找到了一个家境贫寒、朴实无华的邻家女孩,要出一百万买她的灵魂。女孩不为所动。魔鬼加价,女孩表示和价钱无关,因为人不能没有灵魂。一个在旁边偶尔听到他们对话的人追着魔鬼说:“你不是要买灵魂吗?买我的吧,我的便宜,给十万就行。”魔鬼说:“可你的灵魂一钱不值呀!”
看电影是我以前的一大爱好,尤其偏爱欧洲的片子。英国的古典名著,像《理智与情感》,《骄傲与偏见》,《双城记》,拍出的电影也具有同样的古典韵味,令人百看不厌。德国电影虽然很难懂,但其中的某个情节常常让我惊叹其内涵之深邃。
二零零一年初,来看我的同事告诉我,我可能很快要出去了,因为单位一直在努力保我。我心中升起了希望的曙光,能够摆脱魔窟的可能使我恢复了一点生机,我终于能露出笑容了,否则每天的生活对于我就是煎熬。劳教所每有一批人要被释放的时候,都是人心浮动的时候。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出去,没人愿意在这个人间地狱多呆一分钟。
就在我出去的前几天,劳教所的一个队长找我聊了一会儿。我那时的思维还在不很清醒的状态,告诉她我认识到了自己有多不好,今后一定要做好之类的话。她沉思了一会儿,竟然对我说:“其实你没什么不好的,就是太较真儿了,以后把这点改了就行了。”我愣住了,感觉她的潜台词是说其实“转化”是不必要的,走走过场就是了。可是对于我们,那真是像死了一回一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周围的很多迹象都在让我怀疑“转化”是不是错了,比如转化后有些人已经炼好的病又回来了。但不知为什么每次这种想法都是在大脑反应了一会儿后,就烟消云散了。有时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既然走了这条路就得走下去。极端的高压环境使我的大脑好像被人控制了一样。
我委托同事帮我打听东伟的情况,想知道他是否能和我一起回到家中。可同事告诉我,东伟才刚刚被送到团河劳教所,马上出去不可能,而他之前一直在调遣处那个可怕的地方。原因是他的工作单位去看了他几次后,被调遣处发现是一个很有钱的单位,于是调遣处动了心思,把东伟当人质挟持在那里,向他单位提出了很多物质上的要求。所以东伟在调遣处尝遍了从夏天到冬天的苦。
我在那儿的时候是夏天,热和脏的让人无法容忍,但听后面进来的人说冬天的天寒地冻冬更可怕,劳教服又没有棉衣,几乎每天都是哆哆嗦嗦的度过的。开饭时得拚命往嘴里塞,要赶在饭菜结冰前吃下去,不然就得嘎吱嘎吱的就着冰吃了。而且后来,调遣处包筷子的活多了起来,每天被强迫劳役的劳动量更大,时间也更长,经常赶活到凌晨才让休息,六点又要起床继续干。即便在两批活的间隙时期,警察也不让呆在屋子里休息,每天大清早就让人在凛冽的寒风中练习队列,经常有人因为饥寒交迫而在晨练中昏倒。
虽然知道出去还是不能马上见到东伟,但至少可以和父母团聚的企盼也使我有些许安慰。在劳教所的时候,见过父母寥寥几次。因为他们在远离北京近千公里的老家生活,来北京一次不容易,所以我一直不让他们频繁的来。人在牢笼中,当然希望见到亲人,可我真的不忍心看到年迈的他们劳碌奔波,而他们看到最疼爱的孩子被囚于劳教所中所产生的悲痛,也使我已经脆弱的心不堪承受。我和东伟一直是双方父母引以为豪的好孩子,这次同时被判劳教对他们来说简直天都要塌了。东伟的父母是极为老实本分的人,他们甚至很长时间不敢迈出家门,怕别人问到东伟最近如何时不知怎么回答。
第一次在劳教所中接见,隔着那厚厚的玻璃,看到父母苍老的面容,痛惜的眼神,就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承受其实不亚于我们。后来知道当他们刚一听说我们俩都被抓起来的时候,爸爸当时双腿一软,差点就站不住了,妈妈恫哭到差点背过气去。我在劳教中差点被逼疯的同时,他们也几乎由于我们的遭难而疯掉。我一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对我的疼爱使我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跟他们讲过我在劳教所时真实承受的一切,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俩所遭受的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我担心告诉他们会要了他们的命。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出所的那一天。早上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分给了家庭比较困难的人。劳教所中虽然劳动强度很大,但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而且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坐的小板凳,吃饭的饭盆都得自己掏钱买,所以那些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家人不能在劳教所的帐户里给她存钱的人,日子就过的很艰难。
吃完早饭,我决定再最后去给班里打一次水。各班打水的人排着队来到开水房,正巧四大队的人也来打水,我竟然一眼看见了在调遣处时和我一个班并跟我学法轮功的小任!其实她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了,但因为我们不在一个队,所以一直没机会见面,没想到在我离开的这一天终于见到了,我和她还是有缘份。她也看见了我,三步两步就挤了过来,迫不及待的说:“姐!我一来了就在打听你,但听说你马上要走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还应该继续学法轮功吗?”
我呆在那里,半天反应不过来怎么回答她。停了一下,我问她:“你学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她说:“你刚一走,点我的那个仇家也进来了(注:“点”指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而检举揭发别人)。要按往常,我得和她拼了!但想起你教我的师父的话,‘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就感觉火消下去不少。后来反覆背,最后竟然把这个怨恨从心中解开了。真的很神奇!”
这时我的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心头。我的大脑迅速的作了一个判断,告诉她:“那你就悄悄的接着学,反正你越变越好对谁都有好处。”她如释重负般的点了点头:“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可她们都说你不炼了呢。”我迟疑了一下,说:“其实也不是。唉,几句话说不清楚,等以后有机会在外面见面我们再细谈吧。”她可怜巴巴的点点头,然后一步一回头的回到了她们的队列中。
我归心似箭,可出去的手续很多,最后还像搜身那样被检查了一遍,为的是不让把任何其他人的信件和电话号码带出去,怕我们以后保持联络。折腾到了下午,才真正让我们走出了那个我曾无数次遥望过、日思夜想都想穿越的黑色大门。
走出劳教所大门的那一瞬间,我紧张的几乎不敢相信:“我真的终于摆脱了这个人间地狱,可怕的魔窟了?”我担心这是梦,于是使劲的掐自己,越疼越高兴,说明是真的。我想像着父母正站在外面对我翘首以盼,而我也恨不得一下子扑到他们怀里,经历了这样的劫难后,我脆弱到非常需要家人的呵护。
可等在外面的只有我们单位一行人,一个个如临大敌的样子,他们以前从没有过从劳教所中接人出来的经验。虽然看到同事很高兴,可我还是忍不住问:“我爸妈呢?他们在哪儿?”同事说:“他们在家等你呢。因为我们得先去派出所报到,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所以就没让老人来。”我一听就愣住了:什么?好不容易出了劳教所还要去派出所!?我不解的问:“为什么?从劳教所出来的人都得上派出所吗?”同事说:“法轮功都得去。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不管怎样,总比在劳教所里面呆着强吧!”
我无可奈何的跟着他们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竟然说要我录一个口供,做一个笔录。我只觉的血往头上冲,本来终于脱离魔窟的喜悦被这种非法而无礼的要求冲的烟消云散。我那种绝望的感觉又升了起来: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摆脱魔爪?后来一个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人,国家要监控五十年。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监控老百姓,这也就是共产党国家才干的出来的事。
从派出所出来,已是华灯初上。走到我家楼下,远远就看到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风中矗立,一个是妈妈,另一位竟是从老家赶来的婆婆!她俩见到我,急急迎上来。话未出口,已然老泪纵横……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在那次只有我一个人听见的十几声炸雷过后,我就老像是没了魂似的,感觉自己像行尸走肉。脑海中时常浮现以前看过的一个德国电影中的情节。那部电影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好像讲述的是人、魔鬼还有天使之间的关系。一个魔鬼(在电影中这个魔鬼的形象是位英俊的男子),来到人间找到了一个家境贫寒、朴实无华的邻家女孩,要出一百万买她的灵魂。女孩不为所动。魔鬼加价,女孩表示和价钱无关,因为人不能没有灵魂。一个在旁边偶尔听到他们对话的人追着魔鬼说:“你不是要买灵魂吗?买我的吧,我的便宜,给十万就行。”魔鬼说:“可你的灵魂一钱不值呀!”
看电影是我以前的一大爱好,尤其偏爱欧洲的片子。英国的古典名著,像《理智与情感》,《骄傲与偏见》,《双城记》,拍出的电影也具有同样的古典韵味,令人百看不厌。德国电影虽然很难懂,但其中的某个情节常常让我惊叹其内涵之深邃。
二零零一年初,来看我的同事告诉我,我可能很快要出去了,因为单位一直在努力保我。我心中升起了希望的曙光,能够摆脱魔窟的可能使我恢复了一点生机,我终于能露出笑容了,否则每天的生活对于我就是煎熬。劳教所每有一批人要被释放的时候,都是人心浮动的时候。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出去,没人愿意在这个人间地狱多呆一分钟。
知道终于要从劳教所出去了,我心中升起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就在我出去的前几天,劳教所的一个队长找我聊了一会儿。我那时的思维还在不很清醒的状态,告诉她我认识到了自己有多不好,今后一定要做好之类的话。她沉思了一会儿,竟然对我说:“其实你没什么不好的,就是太较真儿了,以后把这点改了就行了。”我愣住了,感觉她的潜台词是说其实“转化”是不必要的,走走过场就是了。可是对于我们,那真是像死了一回一样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周围的很多迹象都在让我怀疑“转化”是不是错了,比如转化后有些人已经炼好的病又回来了。但不知为什么每次这种想法都是在大脑反应了一会儿后,就烟消云散了。有时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既然走了这条路就得走下去。极端的高压环境使我的大脑好像被人控制了一样。
我委托同事帮我打听东伟的情况,想知道他是否能和我一起回到家中。可同事告诉我,东伟才刚刚被送到团河劳教所,马上出去不可能,而他之前一直在调遣处那个可怕的地方。原因是他的工作单位去看了他几次后,被调遣处发现是一个很有钱的单位,于是调遣处动了心思,把东伟当人质挟持在那里,向他单位提出了很多物质上的要求。所以东伟在调遣处尝遍了从夏天到冬天的苦。
我在那儿的时候是夏天,热和脏的让人无法容忍,但听后面进来的人说冬天的天寒地冻冬更可怕,劳教服又没有棉衣,几乎每天都是哆哆嗦嗦的度过的。开饭时得拚命往嘴里塞,要赶在饭菜结冰前吃下去,不然就得嘎吱嘎吱的就着冰吃了。而且后来,调遣处包筷子的活多了起来,每天被强迫劳役的劳动量更大,时间也更长,经常赶活到凌晨才让休息,六点又要起床继续干。即便在两批活的间隙时期,警察也不让呆在屋子里休息,每天大清早就让人在凛冽的寒风中练习队列,经常有人因为饥寒交迫而在晨练中昏倒。
虽然知道出去还是不能马上见到东伟,但至少可以和父母团聚的企盼也使我有些许安慰。在劳教所的时候,见过父母寥寥几次。因为他们在远离北京近千公里的老家生活,来北京一次不容易,所以我一直不让他们频繁的来。人在牢笼中,当然希望见到亲人,可我真的不忍心看到年迈的他们劳碌奔波,而他们看到最疼爱的孩子被囚于劳教所中所产生的悲痛,也使我已经脆弱的心不堪承受。我和东伟一直是双方父母引以为豪的好孩子,这次同时被判劳教对他们来说简直天都要塌了。东伟的父母是极为老实本分的人,他们甚至很长时间不敢迈出家门,怕别人问到东伟最近如何时不知怎么回答。
第一次在劳教所中接见,隔着那厚厚的玻璃,看到父母苍老的面容,痛惜的眼神,就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承受其实不亚于我们。后来知道当他们刚一听说我们俩都被抓起来的时候,爸爸当时双腿一软,差点就站不住了,妈妈恫哭到差点背过气去。我在劳教中差点被逼疯的同时,他们也几乎由于我们的遭难而疯掉。我一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对我的疼爱使我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跟他们讲过我在劳教所时真实承受的一切,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俩所遭受的非人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我担心告诉他们会要了他们的命。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出所的那一天。早上我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分给了家庭比较困难的人。劳教所中虽然劳动强度很大,但我们一分钱也拿不到。而且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坐的小板凳,吃饭的饭盆都得自己掏钱买,所以那些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家人不能在劳教所的帐户里给她存钱的人,日子就过的很艰难。
吃完早饭,我决定再最后去给班里打一次水。各班打水的人排着队来到开水房,正巧四大队的人也来打水,我竟然一眼看见了在调遣处时和我一个班并跟我学法轮功的小任!其实她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了,但因为我们不在一个队,所以一直没机会见面,没想到在我离开的这一天终于见到了,我和她还是有缘份。她也看见了我,三步两步就挤了过来,迫不及待的说:“姐!我一来了就在打听你,但听说你马上要走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我还应该继续学法轮功吗?”
我呆在那里,半天反应不过来怎么回答她。停了一下,我问她:“你学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她说:“你刚一走,点我的那个仇家也进来了(注:“点”指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而检举揭发别人)。要按往常,我得和她拼了!但想起你教我的师父的话,‘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就感觉火消下去不少。后来反覆背,最后竟然把这个怨恨从心中解开了。真的很神奇!”
这时我的心中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一齐涌上心头。我的大脑迅速的作了一个判断,告诉她:“那你就悄悄的接着学,反正你越变越好对谁都有好处。”她如释重负般的点了点头:“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可她们都说你不炼了呢。”我迟疑了一下,说:“其实也不是。唉,几句话说不清楚,等以后有机会在外面见面我们再细谈吧。”她可怜巴巴的点点头,然后一步一回头的回到了她们的队列中。
我归心似箭,可出去的手续很多,最后还像搜身那样被检查了一遍,为的是不让把任何其他人的信件和电话号码带出去,怕我们以后保持联络。折腾到了下午,才真正让我们走出了那个我曾无数次遥望过、日思夜想都想穿越的黑色大门。
终于走出了那个我曾无数次遥望、日思夜想都想穿越的劳教所大门
走出劳教所大门的那一瞬间,我紧张的几乎不敢相信:“我真的终于摆脱了这个人间地狱,可怕的魔窟了?”我担心这是梦,于是使劲的掐自己,越疼越高兴,说明是真的。我想像着父母正站在外面对我翘首以盼,而我也恨不得一下子扑到他们怀里,经历了这样的劫难后,我脆弱到非常需要家人的呵护。
可等在外面的只有我们单位一行人,一个个如临大敌的样子,他们以前从没有过从劳教所中接人出来的经验。虽然看到同事很高兴,可我还是忍不住问:“我爸妈呢?他们在哪儿?”同事说:“他们在家等你呢。因为我们得先去派出所报到,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所以就没让老人来。”我一听就愣住了:什么?好不容易出了劳教所还要去派出所!?我不解的问:“为什么?从劳教所出来的人都得上派出所吗?”同事说:“法轮功都得去。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不管怎样,总比在劳教所里面呆着强吧!”
我无可奈何的跟着他们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竟然说要我录一个口供,做一个笔录。我只觉的血往头上冲,本来终于脱离魔窟的喜悦被这种非法而无礼的要求冲的烟消云散。我那种绝望的感觉又升了起来: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摆脱魔爪?后来一个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像我们这样的人,国家要监控五十年。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监控老百姓,这也就是共产党国家才干的出来的事。
从派出所出来,已是华灯初上。走到我家楼下,远远就看到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风中矗立,一个是妈妈,另一位竟是从老家赶来的婆婆!她俩见到我,急急迎上来。话未出口,已然老泪纵横……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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