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临死的时候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那是一个人最真实的表现,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准确的说应该看他临死的时候所作所为。当然多数人临死的时候不能动弹了,他所做的只有“说”了——留下遗言。俗话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亡,其言也善”。在人临死前说的话往往是发自肺腑的,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的显现。就象人做梦时候说的话是真话,而且在那种状态下,理智不是十分清醒,有些秘密的话就会不小心说出来。对于人临死时候的表现《儒林外史》中对守财奴严监生的描写可谓入木三分: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同样的道理,人临死前昏迷的时候所说的话将是他最真实的内心表现。而许多的名人在临死前的昏迷中所说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也是认清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尤其是当他极具争议的时候。
1925年3月11日晚,孙中山陷入深度昏迷之中,他还在喃喃自语:“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念念不忘的是要让中国获得和平和民主,不再受列强的欺负。孙中山一生都在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不管是创立“三民主义”,还是领导民主革命,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他给后世留下的名言就是那“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也正是他一生光明磊落的写照。他不贪图权势,为了国家他宁可让出总统的职位。虽然他也有缺点,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轻信袁世凯、幻想依靠军阀进行革命、接受苏联的有阴谋的“帮助”等等,可是都不能湮灭他的人格的光辉。
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着自己的私心,临死时念念不忘的常常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然而孙中山临死时却没有一点为我的私心,他想的是救中国,想的是国家,是民族。
蒋介石,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最富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既有北伐成功、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同美英苏创立联合国的荣耀,也有被共产党战败而丢失大陆的屈辱和遗憾,还有卧薪尝胆痛定思痛后的建设台湾。
1972年蒋介石陷入昏迷,这位80多岁的老人在昏迷时喃喃自语的竟是“光复大陆,解救同胞”。(原文请见《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当台湾传记作家王非在福建电视台《两岸开讲》节目中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观众都笑了,是嘲笑!我明白他们笑什么,他们笑蒋介石的自不量力,笑他的自以为是,笑他的自我安慰。然而王非说他却笑不出来,他觉得是心酸,一个老人为了自己的梦想,一个数十年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奋斗,他觉得这种感情很悲壮。
可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却哭了,是心酸更是感动!虽然光复大陆对于他只是一个梦,但是他为了解救大陆受苦的同胞的感情是真挚的,我想对于大陆同胞所受的苦,他是感同身受的,不知道他在这些年头里是怎么度过的,内心的痛苦比之疾病带给他的痛苦更深。一个把民族的责任扛在肩上的人,在他看来,大陆同胞正在受毛泽东的压迫和剥削,这些痛苦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暴力土地革命、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同胞们在受苦,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军事上的失利,大陆同胞们就不会被毛所奴役压迫。短短的八个字,可是反映出了他对民族和同胞的一片赤胆忠心,尽管得不到被蒙蔽的同胞的理解,甚至被后生们所取笑。
他的梦想已经希望渺茫,大陆毛泽东已经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军事工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要想反攻大陆,在军事上已经不占优势了,虽然毛已经和苏联分裂了,可是毛的国防能力已经可以和任何军事大国相比毫不逊色;再者,美国人也在尽量避免战争,避免和世界上的军事大国对立,避免有可能因之而起的核战争,所以并不支持他的反攻计划。因为上面两方面的原因,复国,对于他和他的部下们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虽然这对于他只是一个梦想,然而他坚信他的信仰,他要为他的总理和他的先烈以及他的民族奋斗,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就像他在抗战时期说的那句话——“拼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又挨过了几年之后,他终于去了,带着永远的遗憾去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如下的遗言: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对照他和孙中山在昏迷中的话,话虽不同,但是精神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内心里所想的只是民族,而不是自己。他们一个是创造了救国的思想——三民主义,一个是这个思想的实践者和维护者。
和严监生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的是毛泽东临死时的举动。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進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進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著给毛看。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著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正如张戎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一样,毛心里只有他的权力,这样就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了。抗战时期种植贩卖鸦片、勾结日寇打击抗日力量、将国军情报送给日寇。和平年代的穷兵黩武,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本来粮食都不够自己国家的人民吃,却还要要用粮食来换苏联的军事装备,甚至为了小国家对他个人的支持白送给人家,结果饿死了三千多万同胞。如果只是天灾饿死人还有情可原,可是在相对来说风调雨顺的年代却饿死这么多人。更为丧心病狂的是,毛竟然怕老百姓不舍得将粮食交出来,竟然采取类似统购统销的政策,将粮食都收缴上来,然后再由他分给农民;在饥荒开始的时候,不许灾民逃荒,导致被活活饿死。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不论是“三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抗日政策,还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这种心理的体现,在他的心目中,不管死多少人,把中华文化破坏成什么样子,都和他无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关心的、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权力,仍然是他的生命——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而往死在他的屠刀下的数千万生命在他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前面说到孙中山创造了救国的思想,蒋介石实践这种救国思想,而毛泽东则是这救国思想的破坏者。
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同样的道理,人临死前昏迷的时候所说的话将是他最真实的内心表现。而许多的名人在临死前的昏迷中所说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也是认清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尤其是当他极具争议的时候。
1925年3月11日晚,孙中山陷入深度昏迷之中,他还在喃喃自语:“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念念不忘的是要让中国获得和平和民主,不再受列强的欺负。孙中山一生都在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不管是创立“三民主义”,还是领导民主革命,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他给后世留下的名言就是那“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也正是他一生光明磊落的写照。他不贪图权势,为了国家他宁可让出总统的职位。虽然他也有缺点,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轻信袁世凯、幻想依靠军阀进行革命、接受苏联的有阴谋的“帮助”等等,可是都不能湮灭他的人格的光辉。
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着自己的私心,临死时念念不忘的常常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然而孙中山临死时却没有一点为我的私心,他想的是救中国,想的是国家,是民族。
蒋介石,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最富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既有北伐成功、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同美英苏创立联合国的荣耀,也有被共产党战败而丢失大陆的屈辱和遗憾,还有卧薪尝胆痛定思痛后的建设台湾。
1972年蒋介石陷入昏迷,这位80多岁的老人在昏迷时喃喃自语的竟是“光复大陆,解救同胞”。(原文请见《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当台湾传记作家王非在福建电视台《两岸开讲》节目中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观众都笑了,是嘲笑!我明白他们笑什么,他们笑蒋介石的自不量力,笑他的自以为是,笑他的自我安慰。然而王非说他却笑不出来,他觉得是心酸,一个老人为了自己的梦想,一个数十年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奋斗,他觉得这种感情很悲壮。
可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却哭了,是心酸更是感动!虽然光复大陆对于他只是一个梦,但是他为了解救大陆受苦的同胞的感情是真挚的,我想对于大陆同胞所受的苦,他是感同身受的,不知道他在这些年头里是怎么度过的,内心的痛苦比之疾病带给他的痛苦更深。一个把民族的责任扛在肩上的人,在他看来,大陆同胞正在受毛泽东的压迫和剥削,这些痛苦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暴力土地革命、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同胞们在受苦,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军事上的失利,大陆同胞们就不会被毛所奴役压迫。短短的八个字,可是反映出了他对民族和同胞的一片赤胆忠心,尽管得不到被蒙蔽的同胞的理解,甚至被后生们所取笑。
他的梦想已经希望渺茫,大陆毛泽东已经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军事工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要想反攻大陆,在军事上已经不占优势了,虽然毛已经和苏联分裂了,可是毛的国防能力已经可以和任何军事大国相比毫不逊色;再者,美国人也在尽量避免战争,避免和世界上的军事大国对立,避免有可能因之而起的核战争,所以并不支持他的反攻计划。因为上面两方面的原因,复国,对于他和他的部下们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虽然这对于他只是一个梦想,然而他坚信他的信仰,他要为他的总理和他的先烈以及他的民族奋斗,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就像他在抗战时期说的那句话——“拼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又挨过了几年之后,他终于去了,带着永远的遗憾去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如下的遗言: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对照他和孙中山在昏迷中的话,话虽不同,但是精神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内心里所想的只是民族,而不是自己。他们一个是创造了救国的思想——三民主义,一个是这个思想的实践者和维护者。
和严监生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的是毛泽东临死时的举动。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進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進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著给毛看。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著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正如张戎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一样,毛心里只有他的权力,这样就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了。抗战时期种植贩卖鸦片、勾结日寇打击抗日力量、将国军情报送给日寇。和平年代的穷兵黩武,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本来粮食都不够自己国家的人民吃,却还要要用粮食来换苏联的军事装备,甚至为了小国家对他个人的支持白送给人家,结果饿死了三千多万同胞。如果只是天灾饿死人还有情可原,可是在相对来说风调雨顺的年代却饿死这么多人。更为丧心病狂的是,毛竟然怕老百姓不舍得将粮食交出来,竟然采取类似统购统销的政策,将粮食都收缴上来,然后再由他分给农民;在饥荒开始的时候,不许灾民逃荒,导致被活活饿死。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不论是“三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抗日政策,还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这种心理的体现,在他的心目中,不管死多少人,把中华文化破坏成什么样子,都和他无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关心的、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权力,仍然是他的生命——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而往死在他的屠刀下的数千万生命在他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前面说到孙中山创造了救国的思想,蒋介石实践这种救国思想,而毛泽东则是这救国思想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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