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中国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不合理

从2005年吉林石化苯泄漏造成松花江严重污染之后，我就开始注意中国经济结构与中国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

分析2005年与2006年中国纳税排行榜500强，就会发现在这些纳税大户当中以重化工企业为主。重化工业在500强中的突出地位正好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这个软肋就是能源消耗巨大，以中国未来的生存基础换取今天的“繁荣”。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中国的环境难以承受──且不说将加剧与其他国家抢夺资源的矛盾等一系列问题。

纳税排行榜500强说明，中国政府涵养税源的方式是培植资源型企业。这种发展模式的“好处”是企业无需考虑技术创新与展拓市场，政府可以获得大量税收。但对中国的环境与民众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第一，资源过度开采破坏了生态环境与民众的生存条件。这些资源型企业能够列入中国纳税500强，与它们竭泽而渔的开采方式有直接关系。这种竭泽而渔不仅以资源所在地居民现在的生存条件被破坏为代价，还使得资源所在地失去了明天。比如山西省晋城煤业集团是纳税大户，其旗下的寺河煤矿号称是采用德国和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设施、年产1,000多万吨煤的现代化企业，但其开采方式的野蛮与疯狂让人瞠目：它掏空了山西省阳城县采掘面下的地层，使得可乐山山顶的大安头村成为一处随时会塌陷的村庄。据说山西这个资源大省并非只有大安头村遭遇这样的命运。2004年的资料显示，山西省各类矿山采空区面积达2万余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七分之一，且以每年94平方公里的速度递增。采煤造成地表塌陷1,842处，地表破坏面积4.7万公顷──当年号称“地肥水美好风光”的山西省，如今就这样满目疮痍。

即使狂挖滥采，中国的资源消耗也难以为继。一个广为流传的资料是：2003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4％，但是煤的消耗量却占世界消耗量的30％。2005年全社会能源消耗总量为22.2亿吨标准煤，而中国每年煤产量约为20亿吨左右──据说，全世界煤的年产量约为50亿吨，中国这种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模式不仅使中国、也将使世界不堪承受。

第二，资源型企业是中国环境污染的主角。资源型企业中的石油化工是中国经济的支柱行业，而中国近年来的污染事件几乎都能看到石化行业的身影。2005年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是“11·13”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该厂就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位列第七的中国纳税500强之一。国家环保总局一项调查表明，中国大型化工企业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并邻近大江大河，这种布局减少了企业的排污成本，但却非常危险，一旦发生事故，对水体和环境的破坏是灾难性的。近年来中国化工生产事故不断，四川沱江、广东北江、松花江、黑龙江等水域先后发生重大化学污染事故。2006年中国十大环境污染事件当中，一半是化学物品渗漏造成的污染灾害。

第三，不少工人的就业机会是以生命健康为代价获得的。职业病的几大来源，如矽尘、煤尘、水泥尘、石棉尘、有机粉尘等生产性粉尘；铅、苯、汞、一氧化碳、磷等生产性毒物，几乎都与资源型企业有关。

中国污染严重，论者总是将污染与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但从污染源来看，中国的环境污染更多地是与国家的发展战略有关，而不是国民素质。上述生态破坏与化工污染的主角是中国财政收入仰仗的支柱行业──资源型企业，这类企业发展壮大，与政府的刻意扶植与政策倾斜密不可分，因为资源型企业的税收对国家财政至关重要，因此当局对开办这类企业总是大开绿灯，对它们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持行政不作为态度。

作为国家资源管理者与发展战略制订者的中国政府，它与资源型企业之间这种互为依存的关系，注定了中国环境生态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糟糕。而要遏止这种对环境的掠夺，前提是中国政府得另有财源，比如有其他类型的企业作为新税源。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在近10多年内没有可能得到的画饼。而10多年之后，中国的环境治理将成为天字第一号难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