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

我们的祖先在写作时是不打标点符号的。同代人阅读都必不可免地感到困难,给后代人所带来的麻烦则更加无法估量。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断读古文成了一项了不起的学问。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其经典名篇《师说》中,把老师的作用概括为三项,即“传道、授业、解惑”,又把断读文章当作“解惑”的重要内容,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音豆)也。”又把“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并列,认为它是从师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句读之知”对于阅读古文是多么重要。

《论语·泰伯篇》中有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其句读不同,可以表达多种不同的含义,多年来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使用这种句读。在其经典著作《四书集注》中,他明确地解说:“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朱熹的学识和名望使这种句读成为正宗,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近千年。这句话也变成了孔子提倡愚民政策的“罪证”。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可以解释为“老百姓如果认可了(统治者的政策),就让他们去执行;如果不理解,就让他们理解(以后再去执行)”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先生同意这种句读,并且把它当作孔子具有民主思想的例证。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是中共三十年代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王明所赞同的。但是,王明对这种句读的含义却并没有加以解释。由于对这里的“使”字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所以这种句读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种是把“使”当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驱使”讲,那么就种句读就可以理解为“老百姓如果可以任用,就让他们听命;如果不可以任用,就让他们明理。” 第二种是把“使”当作“使者”、“出使”讲,那么就种句读就可以理解为“如果某人可以做使者,就应当由他全权处理出使的事宜,不要加以限制;如果他不可以做使者,就应当告诉他,让他有自知之明”。

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近年才有人提出。它既符合古汉语语法,又有合理的语意。其含义是:“老百姓可以被支使,但是不可以放任自由,必须加以引导。”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也是近年才提出的。孔子在这里自问自答。他说的是,“老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吗?不。还是要进行教育的。”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种句读与第五种无论在语法上还是在语义上都大同小异,无须赘言。

7.“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应该与上一句“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联读,其句读为:“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先作词(“兴于诗”),所作的词要符合礼仪(“立于礼”),然后才能创作出好的乐曲(“成于乐“)。这样的乐曲才能使人民潜移默化地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和诱导(“民可使由之”),而不需要对他们作任何说明和解释(“不可使知之。”)

这是公翼先生在去年(2006)元月提出的一种新句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析疑》)。他认为问题全“出在朱熹身上,由于朱熹不懂古文的结构,连如何分段都不会,只要看到‘子曰’二字,就不由自主地习惯成自然地对原文作了分割,结果造成断章取义的错误,再加上解释上的错误,因而造成今天这种结局。”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显然不能够孤立地片面地理解孔子这句“十字名言”,而要全面地完整地把这十个字融会贯通到他的全部著作、言论和活动中去,由他的一贯思想和行为来分析和掌握他的原意。这个任务已远远地超出了笔者的学识。笔者只好知难而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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