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的悲哀——令人哭笑不得的媒体禁令

前几天和友人谈起在媒体工作的感受,他说道,“我们其实都是思想上的'反动',行动上的奴才。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在思想深处,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当局的媒体政策持有不以为然的态度,甚至那些手握重权的宣传部官员,也都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如果说出来,当然就是'反动'了。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没有一个人敢越雷池一步。大家战战兢兢地履行着职责,为虎作伥,充当走狗和帮凶。那些真正的'走狗'这样做,倒也情有可原。可是对我们这些媒体打工者,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持有现代思想的人,则应该是一种痛苦。你别看我们平时义愤填膺,一幅为民请命一幅现代民主思想的样子,可出现在报刊上的文章依然歌舞升平,不但表达不了自己的心声,反而歪曲心灵,颠倒黑白,表里不一。如此不能畅抒心怀,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还有比这更为痛苦的吗?”

"呵,呵。"我苦笑着,却明显有着许多无奈和苦衷。的确,在媒体工作久了,我们早就成了精神阳痿患者,成了表里不一的阴阳人,成了一种畸形的混合体。这怪谁呢?曾经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门前采访上访群众时,群众嚷道:"看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胆量报道这个事情?"

我没有回答,但我知道,我没有胆量。我写出的稿子要经过主任、总编批,一些敏感的问题早就给枪毙了,哪能轮到我们记者自己作出决定?果然,还没有等到主任审阅通过,报社就接到宣传部的通知:"凡是涉及到上访问题的稿件,一律不准报道。"

你看,面对这样的媒体禁令,我们的同情心、我们的热血还不是被击得粉碎吗?这样的禁令使得现代媒体的真正宗旨变成了子虚乌有,也使得我们意识到中国新闻是没有自由的。在媒体这么多年,我接触过许多禁令,有的以文件形式明确传达给大家,比如领导讲话、国家某种法令某种内幕、台湾非国家、领导职务的排序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一次,我们将市委主要领导的先后秩序排错了,就招致了一场批评。还有一次,有一个记者采访时将对方的"法轮功是一种信仰"的话写了出来,就给了个黄牌……还有一些是宣传部或者什么主管机构通过口头传达下来的,比如本省的重大灾难啊,恶性案件啊,贪官的腐败行为啊──就连最近因为猪肉上涨、市场查处了许多病猪肉,也不让报道,理由就是害怕人们引起恐慌,等等,都是禁令的范围。

外省情况也大同小异。中国每一个省、市其实都是一样:新闻是没有自由的。广州的一位报社的朋友这样谈道:

"办公室门口有两块告示板,每周的选题清单、会议记录、行政通知、版面安排等等都会贴在上面,除此之外,还要贴所有的禁令。广州和北京是中国新闻界一南一北两大圣地,精英多、水平高,这里每天接到的禁令也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每天编务的一项固定工作就是将这些禁令整理打印好,贴在告示板上,少时一天一张,多时一天能贴两、三次,每次好几张。我们办公室门前的告示板因为清理得比较快,到看不出什么,18楼21室的告示板上,有时能攒好多天的禁令,那场面,很是壮观。禁令一般有两个级别,分别来自中宣部和省宣部,因为南方集团是省级,所以广州市宣管不着,照这么推算,《广州日报》每天收的禁令岂不是还要多上50%……"

以前在晨报的时候,每天也会有禁令。老总还会一本正经地在编前会上宣布一下。部门主任回了办公室还会强调一下。而在这里,似乎完全没人拿禁令当回事,其程度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禁令的内容比较五花八门,不过倒也没超出以前在晨报的那些范围:群体性事件、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地方企业问题,等等。也有些禁令比较莫名其妙,比如前几天有个老师为救学生死了,按说是好事,但居然不准采访。

另外一个特点是,可能是广州的媒体太发达了,无孔不入,所以中国凡是发生点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不管是不是和广州离着十万八千里,几乎都能够在禁令里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禁令绝大多数并非中宣部发的,而是来自省宣。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能否和广东省委宣传部搞好关系,对一个地方的负面新闻曝光率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听北京来的同事说,那边有人专门收集这些禁令,整理好了送出国去结集成册出版。开始我挺奇怪,这种东西谁会感兴趣。不过很快明白过来,原来,这种东西,才是对这个国家最真实的记录。哦,还有另一种更真实的记录,那就是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绝密级,14亿中国人里每期能看到这玩意的应该不超过两位数。

你看,在这种禁令的摧残下,难怪记者们虽然思想上"反动",而行动上却日趋保守了。但新闻的不自由无疑是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悲哀,因为大家都快变成了疯子,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作者梁治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