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哭笑不得的媒体禁令

前几天和友人谈起在媒体工作的感受，他说道，“#我们其实都是思想上的‘反动’，行动上的奴才。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在思想深处，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当局的媒体政策持有不以为然的态度，甚至那些手握重权的宣传部官员，也都持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如果说出来，当然就是‘反动’了。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没有一个人敢越雷池一步。大家战战兢兢地履行着职责，为虎作伥，充当走狗和帮凶。那些真正的‘走狗’这样做，倒也情有可原。可是对我们这些媒体打工者，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持有现代思想的人，则应该是一种痛苦。你别看我们平时义愤填膺，一幅为民请命一幅现代民主思想的样子，可出现在报刊上的文章依然歌舞升平，不但表达不了自己的心声，反而歪曲心灵，颠倒黑白，表里不一。如此不能畅抒心怀，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声音，还有比这更为痛苦的吗？”

“呵，呵。”我苦笑着，却明显有着许多无奈和苦衷。的确，在媒体工作久了，我们早就成了精神阳痿患者，成了表里不一的阴阳人，成了一种畸形的混合体。这怪谁呢？曾经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门前采访上访群众时，群众嚷道：“看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胆量报道这个事情？”

我没有回答，但我知道，我没有胆量。我写出的稿子要经过主任、总编批，一些敏感的问题早就给枪毙了，哪能轮到我们记者自己作出决定？果然，还没有等到主任审阅通过，报社就接到宣传部的通知：“凡是涉及到上访问题的稿件，一律不准报道。”

你看，面对这样的媒体禁令，我们的同情心、我们的热血还不是被击得粉碎吗？这样的禁令使得现代媒体的真正宗旨变成了子虚乌有，也使得我们意识到中国新闻是没有自由的。在媒体这么多年，我接触过许多禁令，有的以文件形式明确传达给大家，比如领导讲话、国家某种法令某种内幕、台湾非国家、领导职务的排序等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一次，我们将市委主要领导的先后秩序排错了，就招致了一场批评。还有一次，有一个记者采访时将对方的“法轮功是一种信仰”的话写了出来，就给了个黄牌……还有一些是宣传部或者什么主管机构通过口头传达下来的，比如本省的重大灾难啊，恶性案件啊，贪官的腐败行为啊──就连最近因为猪肉上涨、市场查处了许多病猪肉，也不让报道，理由就是害怕人们引起恐慌，等等，都是禁令的范围。

外省情况也大同小异。中国每一个省、市其实都是一样：新闻是没有自由的。广州的一位报社的朋友这样谈道：

“办公室门口有两块告示板，每周的选题清单、会议记录、行政通知、版面安排等等都会贴在上面，除此之外，还要贴所有的禁令。广州和北京是中国新闻界一南一北两大圣地，精英多、水平高，这里每天接到的禁令也特别多。多到什么程度？每天编务的一项固定工作就是将这些禁令整理打印好，贴在告示板上，少时一天一张，多时一天能贴两、三次，每次好几张。我们办公室门前的告示板因为清理得比较快，到看不出什么，18楼21室的告示板上，有时能攒好多天的禁令，那场面，很是壮观。禁令一般有两个级别，分别来自中宣部和省宣部，因为南方集团是省级，所以广州市宣管不着，照这么推算，《广州日报》每天收的禁令岂不是还要多上50%……”

以前在晨报的时候，每天也会有禁令。老总还会一本正经地在编前会上宣布一下。部门主任回了办公室还会强调一下。而在这里，似乎完全没人拿禁令当回事，其程度让我觉得有点奇怪。禁令的内容比较五花八门，不过倒也没超出以前在晨报的那些范围：群体性事件、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地方企业问题，等等。也有些禁令比较莫名其妙，比如前几天有个老师为救学生死了，按说是好事，但居然不准采访。

另外一个特点是，可能是广州的媒体太发达了，无孔不入，所以中国凡是发生点什么值得一提的大事，不管是不是和广州离着十万八千里，几乎都能够在禁令里出现。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禁令绝大多数并非中宣部发的，而是来自省宣。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能否和广东省委宣传部搞好关系，对一个地方的负面新闻曝光率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听北京来的同事说，那边有人专门收集这些禁令，整理好了送出国去结集成册出版。开始我挺奇怪，这种东西谁会感兴趣。不过很快明白过来，原来，这种东西，才是对这个国家最真实的记录。哦，还有另一种更真实的记录，那就是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绝密级，14亿中国人里每期能看到这玩意的应该不超过两位数。

你看，在这种禁令的摧残下，难怪记者们虽然思想上“反动”，而行动上却日趋保守了。但新闻的不自由无疑是中国媒体从业人员的悲哀，因为大家都快变成了疯子，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