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第一人 晚清官员陈季同(图)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洲，陈季同是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之一。他用法文写的书在法国多次再版（有的再版十余次），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他被法国政府授予教育勋章，还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

“他身着漂亮的紫色长袍，高贵地坐在椅子上。他有一副饱满的面容，年轻而快活，面带微笑，露出漂亮的牙齿。他身体健壮，声音低沉有力又清晰明快。这是一次风趣幽默的精彩演讲，出自一个男人和高贵种族之口，非常法国化，但更有中国味。在微笑和客气的外表下，我感到他内心的轻蔑，他自知高我们一等，把法国公众视作小孩，……听众情绪热烈，喝下全部迷魂汤，疯狂鼓掌。……在今晚的四个讲演者中，无疑，伏尔泰会觉得这个中国人是最有法国味的。”这段话选自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1889年2月18日（光绪十五年）写的日记，日记中的这位中国人名叫陈季同，正应邀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作演讲。罗曼·罗兰当时是高师学生，参加了这次演讲会，为我们留下了这段难得的记录。

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洲，陈季同是最有影响的中国人之一。他用法文写的书在法国多次再版（有的再版十余次），被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在欧洲产生广泛影响；他被法国政府授予教育勋章，还成为政治杂志的封面人物；他频繁出入欧洲外交界和文化界的沙龙，应邀作各种讲演，与德、法上层社会多所交游。陈季同在欧洲的出色表现，写下了晚清中西文化关系史的重要一页。

（一）

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1867年考入洋务派官员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前学堂”学习“造船专业”。前学堂又名法文学堂，教师多为法国人，陈季同每天听的主要是用法文讲授的自然科学和法国语言文学课程。他学习刻苦，资质亦佳，所以“历经甄别，皆冠其曹”。1877年3月，陈季同与其他三十余名学生启程赴欧洲学习，这是清政府首次派遣赴欧留学生。在这些青年中，有后来著名的严复、马建忠、刘步蟾、邓世昌等。

当福建船政学堂的留学生来到欧洲时，他们已经接受了多年西学训练，基本掌握了英文或法文，因而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与大多数船政学生不同，陈季同并没有进入英、法船厂或海军学校学习有关造船、驾驶或其它自然科学，而是与马建忠一起受命进入巴黎政治学堂（Eco le d e s sc ien ce s p o lit iq u e s），学习“公法律例”。清政府的用意在将二人培养为精通国际政治的外交人材。当时政治学堂专业课程有十六种，陈、马二人择其要者学习了八种，另外又学习有关各国历史及英文写作等。除此之外，陈季同又在法律学堂（Eco le d e d ro it）攻读，并获得这个学校的学士学位，他后来对法律的研究和翻译，应与这段经历有关。陈季同在欧洲读书的同时，开始在中国驻欧使馆任翻译。他的外交官生涯最初一帆风顺。当时清朝使臣常被邀请出席各种庆典、阅兵、宫庭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而出使大臣及参赞多不通外语，所以每每要由陈季同晋接酬应。陈的天性本就活泼开朗，兴趣广泛，且待人热情，善于结交，因而他很受欧洲上层社会的欢迎，还与其中一些人建立了友谊。

德意志皇帝弗雷德里希三世（Frédér ic III）对这个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颇为青睐，曾经邀请陈季同一同骑马散步。二人在马上讨论过社会科学、政治、经济以及文学问题。弗雷德里希三世当时倾向自由主义思想，陈季同与他的讨论可以不受束缚地进行，二人自由交换对各种问题的意见。陈广博的知识，一个东方人的独特看法，加上流利的法语，赢得了弗雷德里希三世的尊重。德国首相俾斯麦（O tto，Pr in ce Vo n Bism a rk，1815－1898）也是陈季同的朋友，陈在中法战争期间曾争取到这位“铁血宰相”的暗中支持。在与陈季同交往的欧洲政界人物中，法国政治家甘必大（Léo n G am b e tta，1838－1882）对他影响较大。这位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对年轻的中国外交官相当赏识，经常邀请陈季同出席他的政治沙龙。他很愿意倾听陈对政治、哲学及文学发表见解。陈季同在甘必大的沙龙中，获得了不少关于民主、共和的知识，这对他归国后的一系列维新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借助于甘必大的推许，陈季同在巴黎的其他沙龙里也受到欢迎，他由此结识了众多社会名流，其中既有政界人物如贝尔当（Jo seph Be r tran d）、特那尔（Le Baro n Thén a rd），也有经济学家勒普来（Le Play），文学家拉毕什（La B ich e）等。

利用自己在欧洲政界广泛的社会关系，陈季同在中俄伊犁问题和中法战争的交涉中，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在欧洲社会活跃的表现，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欧洲人认为：“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翻译的活动，中国才开始在外交上引起欧洲的关注”。可是陈季同在欧洲的外交活动的结局并不圆满。1891年，由于私债纠纷，陈季同被清政府撤职，黯然回国。虽然次年他又被开复原职，但他从此再也没有回过欧洲。

法国汉学家考狄（H. C o rd ie r）曾说：“我从未见过比陈季同更彻底地接受欧洲风格的中国人，实际上他对欧洲习俗的理解甚于他本国。”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欧洲外交生涯，陈季同确实深受欧洲文化、风俗的熏染，生活方式变得相当西化，他已完全融入了欧洲社会。但考狄只强调了陈季同接受欧洲影响的这个方面，而事实上，陈季同更重要的工作是反方向的，也就是说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让西方公众理解中国人的观点，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

（二）

作为一名外交官，陈季同虽然黯然离欧，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他的著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长久地留在了欧洲。从1884年发表第一篇西文作品开始，到1904年最后一部著作出版，20年间，陈季同以Tch en g－K i－To n g这一西文拼写在西方文坛声名鹊起。在清末文人中，没有人比陈季同在西方更出名。

陈季同一生用法文写作了八部作品，分别是《中国人自画像》（1884）、《中国人的戏剧》（1886）、《中国故事集》（1889）、《中国的娱乐》（1890）、《黄衫客传奇》（1890）、《巴黎人》（1891）、《吾国》（1892）、《英勇的爱》（1904）。除了最后一种外，其他著作都在巴黎初版。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的著作权存在争议，起因是一个名叫蒙弟翁（Fo u cau lt d e M o n d io n）的法国记者声称这两部书出自他的笔下，陈季同没写一个字。这桩公案在1892年的法国报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但当时多数法国人并不相信蒙弟翁的声明。据笔者研究，这两部书应是陈、蒙二人合著。

1884年7月，《中国人自画像》在巴黎出版，时值中法战争，法国公众对于中国因缺乏了解而充满敌意。此书将一个文化悠久、风景如画、飘溢着清茶芬芳的东方古国直接展现给法国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现实中国的偏见。书出版后引起轰动，年内再版五次，两年内已印至第11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因此授予陈季同“一级国民教育勋章”（la p a lm e d e l?in stru c t io n pu b liq u e），表彰他所做出的文化贡献。不只是《中国人自画像》一本书，陈的其他著作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的戏剧》的副标题是《比较风俗研究》，作者通过中西戏剧的比较，试图揭示两种文明的差异。书中提出，中国戏剧是大众化的平民艺术，不是西方那种达官显贵附庸风雅的艺术。在表现方式上，中国戏剧是“虚化”的（dém a tér ia lise r），能给观众极大的幻想空间，西方戏剧则较为写实。笔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第一部中西比较文学著作，也是中国人以西方方式论述中国戏剧的第一部著作。《中国故事集》选译了《聊斋志异》中的26个故事，是蒲松龄这部名著的第一个法译本。法国著名作家法朗士在一篇书评中称此书“比以前所有同类翻译都要忠实得多”。《黄衫客传奇》取材于唐
传奇中的名篇《霍小玉传》，但作者做了很多加工，将其改写为一部欧式长篇小说。在陈季同之前，还没有中国人做过类似的尝试。

陈季同的法文著作文体多样，既有散文、随感，也有小说、戏剧。作者叙事生动有致，议论热烈犀利，文字上具有风趣幽默的特点。这些著作的内容涉及广泛，虽不易简单归类，但主要还是以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风俗，宣扬传统道德伦理，破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为主。

（三）

19世纪是欧洲在科学上取得巨大进步的时代，工业革命、社会革命席卷英国及欧洲大陆，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在这100年以空前的速度得到改善，资产阶级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进行世界范围的殖民运动，这一切极大地增强了欧洲人的自信。“欧洲中心”成为他们审视其他文化的基本态度。与欧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生机勃勃相比，清帝国已过了它的极盛期，开始走下坡路，在军事、经济等物质文明领域已明显地落后于欧洲列强。但大清帝国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士人、平民，多数人对于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现实处境懵然无知，还沉醉在中央帝国的虚幻优越感中。当两个世界发生冲突时，中国在军事、经济、政治上的虚弱朽败便暴露无遗，失败的结局在多数情况下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此时，18世纪欧洲思想家心中的中国乌托邦被坚船利炮击得粉碎，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急剧转变，“人们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腐朽的、道德败坏的民族；中国人绝对的邪恶、残酷，在各方面都已堕落。”这成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看法。而且，欧洲思想家抛弃了中国实行“开明君主专制”的乌托邦，转而接受中国是个“停滞的帝国”，甚至几千年来都没有变化的观念。实际上，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西方在科学和社会上的巨大进步也是

最近才发生的事情。更为惊人的转变是，中国从原来文明灿烂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未开化”的蛮族。当时“未开化”（或“野蛮”）这个词成为形容中国的套话，如英国《笨拙》（Pu n ch）杂志1858年4月10日刊登的名为《一首为广州写的歌》中，用“残酷”、“顽固”、“狡猾”、“胆小”、“流氓”、“混蛋”等贬义词丑化中国人，即使抛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背景，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明显的蔑视和敌意，以及随着工业的发展和海外领土的扩张而产生的自我优越感。

由于长年生活在欧洲，陈季同对此感受最为强烈，努力消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在陈季同的著作中，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其中的愤懑情绪，每当提到欧洲人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时，陈季同都会义愤填膺，不厌其烦地加以反驳。这种愤懑情绪在《中国人自画像》、《巴黎人》、《吾国》、《中国的娱乐》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以致于“愤懑—反驳”成为陈季同的一种写作方式和思维模式，贯串于这几部作品之中。破除欧洲人对中国的偏见、使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成为他写作的最初动机和主要目的。

陈季同利用一切机会试图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他的出发点是基于一个中国人对这些偏见的愤懑，但有时表现得矫枉过正，这一点他自己也有意识。在《中国人自画像》的序言中，他写道：“如果受主题的影响，有时候我对祖国表示出我的偏爱，我要先向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请求原谅。”欧洲公众并没有责备陈的这种“名正言顺”的“偏爱”，他的著作大都能畅销，受到读者欢迎，《中国人的自画像》再版十几次，对于破除欧洲人的偏见起到很大作用。后人评价说：“在中法战后，黑旗军遗留在法国人的脑海中，一种极恐怖的印象，陈季同将军来调和此事。他的意思是在越南稻田中的凶暴海盗之外，还有茶香之间可爱的中国人。于是乎大家就满意”。

在努力破除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时，陈季同也在试图建构一个理想化的中国，一个对西方人具有魅力的、完美的中国。他期望用这个理想化的中国形象来替代原来西方人对中国的“一种极恐怖的印象”。在陈的笔下，中国成了一个乌托邦，几乎没有痛苦、丑恶，有的只是美德和快乐，一切都令欧洲读者悠然神往。实际上，陈季同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中国的现实和传统混为一谈，把理想的、而非现实的中国描绘给欧洲读者。

比较是精神的习惯。每一个人在思想的时候都离不开比较，否则就无法区分事物，也无法认识事物的特性。比较对陈季同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一生处于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经常会在精神上遇到两种文化的冲突，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将双方加以对比，品评高下，决定取舍，久之，中西文化比较成了他的一种思维习惯和癖好。由于陈的著作致力于使欧洲人了解中国人的风俗，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这一遥远、陌生的东方古国，需要用西方人易于领会的西方的事物加以诠释，这时候只有比较才有说服力。陈季同在《中国的戏剧》中称自己所进行的是“比较风俗研究”，这种方法贯穿于他的西文著作之中。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耳目所及的表层问题，还是涉及两个民族、两种文明的深层次问题，“比较风俗研究”都促使陈季同在一种更广阔的视野中进行新的思考。由于陈的外交官身份和让西方人理解中国风俗的写作宗旨，他不可避免地经常站在“抑西扬中”的立场上发言。但我们也应承认，“比较风俗研究”方法的不断运用，使陈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在文章中已开始反思中国的社会问题，有时甚至会为中国的缺陷而自责，尽管这种时候还很少见。毕竟，比较使人清醒。毫无疑问，陈季同偏爱中国文明，他在比较“地

球对立两级的”东西方文明时认为：“你们的较为狂热、激烈；我们的较为平静，与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古老国度相称”。他还是为自己属于一个古老国家而自豪的。而十几年在西方的生活，亲见西方文明的蓬勃活力，相形之下，中华帝国的气象则要沉闷许多，他对东西两种文明孰优孰劣很是困惑：“在许多事情上，我们两种文明是相反的：我们的想法和行动都不同于欧洲人。这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只有未来能做出裁决”。这种困惑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对中国现实状态的清醒，是一种摆脱了晚清普通士大夫虚骄自大情绪的危机意识。

陈季同这位晚清外交官在欧洲的经历，为中西文化关系史留下了重要的遗产。他是历史上第一个用西文创作获得巨大成功的中国人。据笔者所知，在陈季同之前，欧洲还没有出版过中国人用西文写的书，陈季同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并获轰动影响的中国人。他的多种法文著作将中国文化、文学直接传播给西方读者，很多内容是首次翻译、介绍到西方，因而陈季同在中学西传中担当了重要角色，而此前，这样的角色多是由西方人担当的。对于陈季同的关注，将拓展我们审视晚清乃至20世纪中西文化关系的传统目光，即在西学东渐或西化的大势中看到另一种反方向的运动——中学西传的潮流。这一反方向的运动并没有因为西风西雨的强力侵袭而减弱，相反却得到了加强。陈季同之后，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的出现，就是这种加强的明证。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没有单纯的输出方和输入方，这一简单的道理却常常被我们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