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住首尔———
不苟言笑的公公、苛刻絮叨的婆婆、左右为难的儿子，还有承担了一切家务却不能有丝毫怨言的媳妇……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已经把韩国的家庭格局固化在中国观众的头脑中。今年36岁的钱兢1995年在上海与韩国丈夫结婚，2000年来到韩国后一直与公婆幸福生活在一起。不过她笑言，嫁到韩国的生活未必都像韩剧里的场景那样。
根据韩国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在韩国工作、生活的中国人有大约38万名，其中中国朝鲜族占了很大部分。此外,近几年中韩国际婚姻一直数量较大,在韩国驻华使馆领事处,设有专门的“结婚申请”窗口。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5年所有与外国人结婚的韩国女孩中， 42.2%选择了中国。目前与韩国男性结婚并在韩国生活的外国妇女约有6.7万人，其中中国新娘最多，达4.1万人，占在韩外国新娘总人数的60%以上。
韩国家庭并非都像韩剧
钱兢1993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她的先生金重起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最早来到中国留学的韩国学生之一，两人在学校相识并恋爱。那时中韩刚建交,双方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婚事遭到了钱兢家人的激烈反对，金重起的父母也对儿子迎娶一位中国姑娘心存疑虑。1995年，两位年轻人还是克服阻力走到了一起。钱兢目前在韩国国民大学中国学系担任外籍教授，她与金重起在首尔的一套三室两厅的单元房里与韩国公婆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400余位中国学生和商人乘坐客轮，从韩国仁川抵达辽宁丹东港，准备与家人欢度端午节。
目前来自中国上海的钱兢与她的韩国丈夫在首尔开了一家中药房，生意不错
“韩国电视剧里演的儿媳妇包揽一切家务的情况，在我家不适用。”钱兢笑着说，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快读小学了，一直是公婆照顾得最多。家长会是奶奶去,上钢琴、美术、跆拳道等各种培训班，也都是爷爷奶奶开车接送。老人还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让他们夫妻没有后顾之忧。
在大学担任教学工作，钱兢经常要到外地开研讨会或者带着学生进行封闭语言训练，十天半个月不能回家。儿媳妇这么长时间在外出差，这在一般的韩国家庭里是不能接受的，但钱兢的公婆和先生从未说过半个“不”字，每次都让她放心地去。
钱兢也一直在用自己的全力孝敬公婆。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按时上交，有时间就多做些家务。每到周末都尽量自己带孩子，让公婆好好休息。前一阵婆婆开车与人追尾受了轻伤，她每天都到医院探望照顾。钱兢说，与公婆融洽相处，最重要的就是遵守韩国社会最崇尚的“孝道”。“比如，就算觉得老人说得再不对，也绝不要当面顶嘴。”
当然，文化的差异也经常在这个小家庭里引起撞击，最主要的矛盾就集中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钱兢举例说，“公婆对孩子奉行‘寒冷教育’，给孩子穿得少，一回家就让孩子光着脚在地上跑，而我按照中国的观念总想给孩子多穿点别冻着。我为了从小培养孩子的劳动观念，有时候让他进厨房踩着小板凳刷刷碗，但公婆认为‘男人不应该进厨房’，有一次婆婆责怪说‘你让我儿子刷碗，还要让我孙子刷碗’。从那以后，我很少让丈夫和儿子进厨房。”
不管怎样，这个中韩国际家庭经历了磕磕绊绊的磨合，达到了相互的理解，如今幸福地生活在首尔。周末的时候，全家人会一起出去爬山郊游，谁也看不出来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适应韩国“加班”文化
王立京是清华大学力学系92级的学生，因为娶了一位韩国太太而来到了韩国，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后进入三星SDS公司工作。今年10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将出世。
“韩国男人大男子主义比较严重，朋友们都听说中国男性体贴顾家，她们知道我找了一位中国先生，都很羡慕我，其实家务活儿大部分还都是由我来做的。”王立京的太太金世美笑着埋怨丈夫，王立京也为自己辩解，“工作实在太忙了啊！”
在韩国企业里工作，王立京最大的体会就是等级森严。“比如开会的时候，即使对上司说的话有异议，一般也都是点头称是，不会当面提出。如果非说不可，就等会后通过迂回的方式表达。正因为这样，韩国企业里的执行力都很强。”另外，韩国企业里很强调团队精神，“每个人都很有责任心，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之外，一般都要再多做一点。”
“加班”在韩国企业是常态。“如果六点钟下班，大家有事没事至少都会在办公室待上一两个小时,谁也不好意思提前走。”刚来的时候王立京还有点不习惯,不过现在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加班”文化。
加班之后一起去喝酒，曾经也是韩国男性的“标签”之一，但王立京告诉记者，这种风气现在正在改变。“韩国同事们下班的集体活动我都积极参加，但现在下班后相约去喝酒的少了，一起去看电影或者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多了。而且，越来越多的韩国男人正在倾向于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
“大多数韩国女性对家庭很有奉献精神，脾气也好。”王立京说，自己的岳母和太太都具有这些传统美德。
韩国外籍新娘中国占六成
近几年中韩国际婚姻一直保持较大的数量。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5年所有与外国人结婚的韩国女孩中,42.2%选择了中国。目前与韩国男性结婚并在韩国生活的外国妇女约有6.7万人,其中中国新娘最多，达4.1万人，占在韩外国新娘总人数的60%以上。
尽管中韩同处东亚文化圈，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生活在一起，矛盾不可避免。韩国毕竟是个男权思想浓厚的社会，这对外国媳妇来说，是一道不容易跨过的门槛，对于特别重视男女平等的中国女孩来说更是如此。1989年，26岁的中国乒乓球运动员焦志敏在第四十届世乒赛前夕远嫁韩国。结婚后不久，焦志敏的父母去韩国探亲，发现自己的掌上明珠如今经常趴在地上擦地板，而她的丈夫安宰亨却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样的情景，是韩国家庭中依然惯常的画面。
在首尔，高涨的房价使年轻人拥有自己的住房几乎成为奢望，与公婆一起过大家庭的生活依然是中国媳妇们必须要面临的考验。在韩国华人网站上,中国媳妇与婆家产生的种种碰撞是最热门的主题。
饮食上的不习惯是另一大障碍。中国媳妇们抱怨，“婆婆总是不知道在哪儿弄一些稀奇古怪的‘草’来吃”，“每顿饭都是泡菜，吃不完放起来下顿又拿出来吃，哪像我们中国主食、副食、炒菜、小吃那么齐全！”“这里水果实在太贵了，要切成小块吃。我上次花9000元(约合人民币80元)买了个西瓜，丈夫问我什么时候能吃得完！”但更多的中国媳妇则表示应该尊重当地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跟婆婆学做泡菜,她会很高兴。或者炒几个中国菜，让他们爱上吃中餐！”
当然,韩国男性倾向于寻找中国媳妇，重要原因之一是韩国女性眼光日益提高，农村和沿海渔村的女性纷纷嫁入城市，导致当地人越来越难找到本地媳妇。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措施，资助农村男子迎娶外国媳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新娘。统计显示，韩国农村小伙中每十人就有三人娶的是外国新娘。而且他们是通过中介，甚至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娶到的外国新娘。对于嫁入这样家庭的中国新娘来说,生活未必都是想象得那样幸福。
不完全统计 韩国人熟悉的中国面孔
记者在韩国采访时，随机采访了十几位从事各行各业的韩国人，请他们列出最先出现在头脑中的中国面孔，记者从中选出提名率最高的几位。被访的大多数韩国人都脱口而出“孔子”，还有不少人随后提到《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少数人能说出“李白”、“杜甫”的名字。而对于影视明星，印在他们头脑中的多是港台老牌明星，对正当红的中国一线明星知之不多。由此可见，被访的韩国人心目中对于中国依然保留着传统的印象，对当代中国并不十分了解。
“孔子在韩国知名度很高的。我们从小被教育尊老爱幼、讲究礼仪，都是孔子的思想。我今年夏天要到中国去留学，有机会一定到孔子故乡山东去看看。”李俊熙(学生)
“韩国人有一句话：‘阅三国不及十遍者，不与其论之’。韩国人实在太喜欢三国了。”孙振策(导演)
“功夫很厉害，他拍的片子我都挺喜欢的，尤其是早期拍摄的《警察故事》。之前的李小龙，我小时候也看过他的电影。”白莲玉(退休人员)
“刘德华在韩国人气很高，我喜欢他唱的歌。我觉得他不仅人长得帅，而且很勤奋。”李柱殷(媒体人士)
“我觉得有一种东方美。去年她到韩国为《夜宴》做宣传，我还到酒店去追过星呢！我知道她最喜欢的韩国电影是《八月的圣诞节》，希望她以后能接拍韩国的电影。”朴珍爱(学生)(记者马宁)
韩国将建首座“中国城”
如果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点的话，那就是都会有中国城(唐人街)，但韩国首尔是个例外。比起纽约、巴黎、温哥华的中国城，首尔上述几个中国人聚集地区依然规模较小，称不上“中国城”。不过这个例外很有可能要消失了。有消息称，首尔将在麻浦区延南洞一带建设规模最大的中国城，有望今年年底动工。通过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中国城可能会带来24万亿韩元(约合2千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并创造92万个就业岗位。
济州岛是韩国旅游胜地，每年接待的45万外国游客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国。济州旅游局公共事务官员康宗兰对记者说，为了使不适应韩国口味的中国游客能吃到可口的家乡饭菜，并一站式购齐特色纪念品，济州也正在筹划建立一座中国城，集中中餐馆、商业等资源，为中国游客提供服务。
生活在韩国的中国人 如何尽快融入韩国社会
随着中韩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韩国学习工作和生活。在这个与我们“鸡犬相闻”的邻国里，两国文化交融撞击，令中国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中国驻韩国使馆文化参赞朱英杰根据自己在韩国生活的体会，认为懂得“尊老重孝”和“注重学习”这两个最突出的特色，能够帮助中国人比较顺利地融入韩国社会中。
朱参赞说，尽管韩国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但社会中所保留的儒家传统观念，要更为完整和深刻。这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尊老”和“孝道”。在韩国的地铁里，每节车厢里靠边的几个座位是老年人专用席，就算车厢里再挤，即使那几个座位空着也不会有年轻人去坐。走路时遇到长辈，晚辈会站立一旁请对方先行，以示敬意。
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中国女孩和一个韩国男孩谈恋爱，女孩父母非常反对。男孩第一次登女孩家门，女孩妈妈刚一开门，男孩就‘扑通’跪下还磕了一个头，女孩父母非常感动，对男孩的印象好份大增。其实在韩国的很多农村地区，孩子出远门回来后向父母下跪磕头，是保留至今的传统习惯。”
在韩生活多年的钟女士对记者说，韩国上一代女性基本都从未外出工作，她们年老之后，子女们每月给母亲提供“零花钱”是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是由于有子女们提供的经济来源作为基础，韩国不少没有收入的老年女性在操劳一生之后，才能够勇敢地与丈夫提出离婚，导致“黄昏离婚”成为韩国的一种现象。
韩国同时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对“高知识、高学历”的追逐从未消退过。社会上各种培训班种类繁多，很多是在每天清晨上班前就开课，公司职员们先到培训班学习一个小时再匆匆赶往单位。不仅孩子从小就上补习班，老年人也秉承“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活跃在各种培训班里。朱参赞认为，韩国社会学习氛围浓厚，与其国情有关。“韩国国土面积不大，也没有丰富的资源，国民都很有紧迫感，认为只有通过自身勤奋努力，才能弥补先天的不足。”
朱参赞说，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中国的潮流和趋势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韩国人的观念，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男女平等的思想。“‘男主外、女主内’ 曾经是韩国传统的家庭格局，社会观念普遍认为相夫教子是女性的天职，支持女性外出就业的体制也很不健全。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愿意走出家门开创自己的事业。她们会说，‘中国的女性可以外出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中国的男人可以承担家务，韩国男人为什么不能？’”所以说，在这一点上，独立的中国女性其实成了韩国女性效仿的榜样，对她们重新认识自身价值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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