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地狱之门
2000年8月29日，我和东伟一同被送进了北京大兴的劳教人员调遣处，随后我被女警带到关押女性的区域。
按性别分开后,先去一个房间登记了基本情况，然后就要求我们脱光所有衣物，包括袜子。光天化日之下，我和另外一些人一丝不挂的站在一块空地上，我窘迫的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身边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护士，她留了一头长发，头发披散下来刚好遮住身体的一部份，让我羡慕不已，没想到头发还有这样的功效。我急的满脸通红，想着：以后无论如何也不留短发了，女人就应该留长发。
我们被要求把带来的被子拆开，检查是否藏有法轮功的书或经文，查完之后再把被子缝上。这一切都在赤身裸体的情况下进行。八月底的阳光依然强烈，照在一群裸露的皮肤上，白花花的十分刺眼。女犯区仅仅是用铁丝网和外面相隔，铁丝网的外面隐约有一些男警察在走动。当我对赤裸身体的羞辱感快变的绝望时，一个女警终于抱来了一堆衣物，说：“自己挑大小号，穿上吧。”统一的白短袖、蓝短裤，每个人都忙不迭的穿上。
穿上衣服，我才敢扫了一眼其他人，大约有十来个人，年纪不等。接下来让我们面对墙站成一排，以“低头抱首”的姿势蹲下，就是蹲着的时候两手抬起抱着后脑杓，这样腿和胳膊都用着劲儿，一会儿就疲劳不堪了。就这样蹲着不知过了多久，稍微动一下就有人在旁边呵骂。忍到极限时，竟然还怀念起看守所来，那时从早到晚坐着固然痛苦，可还不会像这样蹲着随时可能晕倒。
终于两个犯人头（在劳教所叫小哨）过来把我们喝叫起来，开始大声领我们念所规所训，然后让每个人再大声重复一句话：“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因为进来先登记，所以知道站在第一个的是唯一的一个非法轮功犯人，她马上大声重复了一遍，顺利过关。第二个学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脸色黑红的中年妇女，她说：“我没犯法，我不是劳教人员。”小哨一下子愣住了，随后一挥手，和另一个小哨一起扑上去，一顿拳打脚踢，那个学员被打的倒在地上，但自始至终一声没吭。
旁边几个警察懒洋洋的坐在那儿看着这边，打人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她们的姿势和神态，她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暴力场景。我们在劳教所期间发现警察亲自动手打人的时候不是很多，都是指挥犯人打人。一个是打人也是件挺累的事情，再一个万一把人打坏了要追究责任的时候，也可以谎称不知情，让那些打人者当替罪羊。为了更好的执行“打人职能”，劳教所的小哨一般都是十分凶悍的犯人。
我站在第三个，要说我一开始还处于懵懂状态，不知怎么做才好的话，前面这个学员的做法已经使我下了决心，决不能配合她们。单不说修炼法轮功本就没有错，再者就是从人间这层理上单一个“义”字上讲，我也不能重复那句话，否则不就会给刚才那个学员更大的压力吗？
小哨大声喝道：“娄宏伟，该你了！”我一声不吭。见我没反应，小哨吃了一惊。可能她看我十分文弱的样子，以为刚才的那顿暴打足以使我就范，所以对我的抵制始料不及。她冲我高喊：“该你了！听见了没有？”我还是不予理睬，眼睛看着前方。她气坏了，歇斯底里的叫到：“你也想和政府作对？我再说最后一遍，然后就不客气了！”我知道接下来的会是什么，就把身体紧张的绷起来，准备迎接一顿暴打。
没想到的是，她抬起手来，用尽全身力气给了我一个耳光。巴掌落在我脸上，我的双耳“轰”的一声，大脑麻木，眼前一片金光，接下来是下颌处一阵剧痛。以前经常在电影、电视剧中见到打耳光的镜头，在我的观念中，打耳光带给人的更多是“羞辱”而不是“疼痛”，而此时这个耳光，我根本来不及体会羞辱的感觉，因为力量大的差点让我晕过去，而下颌处的疼痛也超乎了我的想像。
现在想想，她可能打脱了我的下巴，因为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我吃饭的时候都几乎张不开嘴。小哨看到了这个耳光对我产生的影响，得意的大叫：“念！”我强撑着站在那儿，还是一声不吭。这下小哨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停了一会儿，对另一个小哨说：“去，让她到墙边‘飞着’去！”
“飞着”是劳教所中一种常见的体罚。那个小哨按着我的脖子，强迫我“飞着”：背靠墙站着，然后把头低下去，直到额头挨着膝盖，脸夹在两腿之间，然后把手臂往上抬，像翅膀的样子，直到手背接触到墙壁为止。大头朝下这么一呆，不一会儿，我就觉得自己的意识都快失去了。那时还真想失去意识昏过去算了，起码可以暂时逃避一会儿现实。
我后面是那个一头长发的女护士，她也坚决不服从，正在和小哨讲道理。小哨急了，说：“嗨，后面全是法轮功，要不来点厉害的，看来你们是不会听话了！”说着去找那几个警察，估计是想去要电棍。这个女护士忽然凛声说到：“我们炼功只是想做好人，为什么这样以死相逼？我强烈抗议！”说完急跑几步，一头撞到了墙上！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连地都震动了。整个调遣处寂静了几秒钟，接着一片大乱。
我恍惚间听见一群人抬走了她，而我也被放了下来。想到这个学员为了大家不受委屈竟然这样以身相救，我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起来。一个警察听见哭声走过来，把坐在地上的我一脚揣倒，边用穿着硬皮靴的脚踢我的头和脸边骂着：“哭你个X，再哭踢死你！”我悲愤交加，更大声的哭起来。另一个警察过来，冲小哨说：“算了算了，快把她们都带回班里吧！”
我被分在八班，刚一进门，屋子里的人就关切的问：“刚才谁那么厉害，我们隔了这么远都像地震了一样！”我听了这话，又想起那个同修，不知撞成了什么样，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流下来。她们见我那么伤心，就安慰我：“别担心，你们炼功人有师父保护，不会出大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些人电棍电一会儿就不行了，而你们法轮功经常是电棍的电用完了，换上新电池接着电还没事呢！”
她本想安慰我，没想到我听到这些更伤心了：“我们是有师父保护，可毕竟是肉身在修炼，怎么能抵的住电棍？”她听了说：“那倒是，上次那个老太太因为炼功都被电糊了。我是说你们的精神厉害，电成什么样都不屈服，还能很快恢复。”是呵，精神的力量当然很大，可那也不能随便电人呵！
调遣处的房间大约七、八平米，两边各放了两张上下铺的床，中间过道窄的只能站下一个人。门口还有一米见方的一块空间，床底下摆着脸盆，脸盆里放着饭盆之类的杂物。每人一个小板凳坐下后，真是再找不到一块下脚的地方了。
刚才和我说话的是这个班的班长，一个因贩卖黄色光盘进来的河北妇女，约四十岁，胖胖的，对我还算和气。很庆幸这个班长也不是凶婆子类型的，否则雪上加霜，我真是要承受不住了！这一天下来，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无法想像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呆上一年，我还是否能活着出去。
晚上临睡前，我对自己说，这可能是一场梦吧，明天早晨一醒来，我可能就躺在家里的床上了。而且东伟还在我的身边，安慰我说：“别怕，你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噩梦，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生活还和原来一样美好。”
可是我哪里想的到，这一切不过才是噩梦的开始。来到调遣处，只不过刚刚踏进地狱之门。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2000年8月29日，我和东伟一同被送进了北京大兴的劳教人员调遣处，随后我被女警带到关押女性的区域。
按性别分开后,先去一个房间登记了基本情况，然后就要求我们脱光所有衣物，包括袜子。光天化日之下，我和另外一些人一丝不挂的站在一块空地上，我窘迫的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身边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护士，她留了一头长发，头发披散下来刚好遮住身体的一部份，让我羡慕不已，没想到头发还有这样的功效。我急的满脸通红，想着：以后无论如何也不留短发了，女人就应该留长发。
我们被要求把带来的被子拆开，检查是否藏有法轮功的书或经文，查完之后再把被子缝上。这一切都在赤身裸体的情况下进行。八月底的阳光依然强烈，照在一群裸露的皮肤上，白花花的十分刺眼。女犯区仅仅是用铁丝网和外面相隔，铁丝网的外面隐约有一些男警察在走动。当我对赤裸身体的羞辱感快变的绝望时，一个女警终于抱来了一堆衣物，说：“自己挑大小号，穿上吧。”统一的白短袖、蓝短裤，每个人都忙不迭的穿上。
穿上衣服，我才敢扫了一眼其他人，大约有十来个人，年纪不等。接下来让我们面对墙站成一排，以“低头抱首”的姿势蹲下，就是蹲着的时候两手抬起抱着后脑杓，这样腿和胳膊都用着劲儿，一会儿就疲劳不堪了。就这样蹲着不知过了多久，稍微动一下就有人在旁边呵骂。忍到极限时，竟然还怀念起看守所来，那时从早到晚坐着固然痛苦，可还不会像这样蹲着随时可能晕倒。
终于两个犯人头（在劳教所叫小哨）过来把我们喝叫起来，开始大声领我们念所规所训，然后让每个人再大声重复一句话：“我是劳教人员某某某，…”因为进来先登记，所以知道站在第一个的是唯一的一个非法轮功犯人，她马上大声重复了一遍，顺利过关。第二个学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脸色黑红的中年妇女，她说：“我没犯法，我不是劳教人员。”小哨一下子愣住了，随后一挥手，和另一个小哨一起扑上去，一顿拳打脚踢，那个学员被打的倒在地上，但自始至终一声没吭。
旁边几个警察懒洋洋的坐在那儿看着这边，打人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她们的姿势和神态，她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暴力场景。我们在劳教所期间发现警察亲自动手打人的时候不是很多，都是指挥犯人打人。一个是打人也是件挺累的事情，再一个万一把人打坏了要追究责任的时候，也可以谎称不知情，让那些打人者当替罪羊。为了更好的执行“打人职能”，劳教所的小哨一般都是十分凶悍的犯人。
我站在第三个，要说我一开始还处于懵懂状态，不知怎么做才好的话，前面这个学员的做法已经使我下了决心，决不能配合她们。单不说修炼法轮功本就没有错，再者就是从人间这层理上单一个“义”字上讲，我也不能重复那句话，否则不就会给刚才那个学员更大的压力吗？
小哨大声喝道：“娄宏伟，该你了！”我一声不吭。见我没反应，小哨吃了一惊。可能她看我十分文弱的样子，以为刚才的那顿暴打足以使我就范，所以对我的抵制始料不及。她冲我高喊：“该你了！听见了没有？”我还是不予理睬，眼睛看着前方。她气坏了，歇斯底里的叫到：“你也想和政府作对？我再说最后一遍，然后就不客气了！”我知道接下来的会是什么，就把身体紧张的绷起来，准备迎接一顿暴打。
没想到的是，她抬起手来，用尽全身力气给了我一个耳光。巴掌落在我脸上，我的双耳“轰”的一声，大脑麻木，眼前一片金光，接下来是下颌处一阵剧痛。以前经常在电影、电视剧中见到打耳光的镜头，在我的观念中，打耳光带给人的更多是“羞辱”而不是“疼痛”，而此时这个耳光，我根本来不及体会羞辱的感觉，因为力量大的差点让我晕过去，而下颌处的疼痛也超乎了我的想像。
现在想想，她可能打脱了我的下巴，因为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我吃饭的时候都几乎张不开嘴。小哨看到了这个耳光对我产生的影响，得意的大叫：“念！”我强撑着站在那儿，还是一声不吭。这下小哨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了，她停了一会儿，对另一个小哨说：“去，让她到墙边‘飞着’去！”
“飞着”是劳教所中一种常见的体罚。那个小哨按着我的脖子，强迫我“飞着”：背靠墙站着，然后把头低下去，直到额头挨着膝盖，脸夹在两腿之间，然后把手臂往上抬，像翅膀的样子，直到手背接触到墙壁为止。大头朝下这么一呆，不一会儿，我就觉得自己的意识都快失去了。那时还真想失去意识昏过去算了，起码可以暂时逃避一会儿现实。
我后面是那个一头长发的女护士，她也坚决不服从，正在和小哨讲道理。小哨急了，说：“嗨，后面全是法轮功，要不来点厉害的，看来你们是不会听话了！”说着去找那几个警察，估计是想去要电棍。这个女护士忽然凛声说到：“我们炼功只是想做好人，为什么这样以死相逼？我强烈抗议！”说完急跑几步，一头撞到了墙上！只听见“咚”的一声闷响，连地都震动了。整个调遣处寂静了几秒钟，接着一片大乱。
我恍惚间听见一群人抬走了她，而我也被放了下来。想到这个学员为了大家不受委屈竟然这样以身相救，我悲从中来，放声大哭起来。一个警察听见哭声走过来，把坐在地上的我一脚揣倒，边用穿着硬皮靴的脚踢我的头和脸边骂着：“哭你个X，再哭踢死你！”我悲愤交加，更大声的哭起来。另一个警察过来，冲小哨说：“算了算了，快把她们都带回班里吧！”
我被分在八班，刚一进门，屋子里的人就关切的问：“刚才谁那么厉害，我们隔了这么远都像地震了一样！”我听了这话，又想起那个同修，不知撞成了什么样，刚止住的眼泪又哗哗的流下来。她们见我那么伤心，就安慰我：“别担心，你们炼功人有师父保护，不会出大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些人电棍电一会儿就不行了，而你们法轮功经常是电棍的电用完了，换上新电池接着电还没事呢！”
她本想安慰我，没想到我听到这些更伤心了：“我们是有师父保护，可毕竟是肉身在修炼，怎么能抵的住电棍？”她听了说：“那倒是，上次那个老太太因为炼功都被电糊了。我是说你们的精神厉害，电成什么样都不屈服，还能很快恢复。”是呵，精神的力量当然很大，可那也不能随便电人呵！
调遣处的房间大约七、八平米，两边各放了两张上下铺的床，中间过道窄的只能站下一个人。门口还有一米见方的一块空间，床底下摆着脸盆，脸盆里放着饭盆之类的杂物。每人一个小板凳坐下后，真是再找不到一块下脚的地方了。
刚才和我说话的是这个班的班长，一个因贩卖黄色光盘进来的河北妇女，约四十岁，胖胖的，对我还算和气。很庆幸这个班长也不是凶婆子类型的，否则雪上加霜，我真是要承受不住了！这一天下来，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无法想像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呆上一年，我还是否能活着出去。
我对自己说，这可能是一场梦吧，明天早晨一醒来，我可能就躺在家里的床上了
晚上临睡前，我对自己说，这可能是一场梦吧，明天早晨一醒来，我可能就躺在家里的床上了。而且东伟还在我的身边，安慰我说：“别怕，你刚才只是做了一个噩梦，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生活还和原来一样美好。”
这一切不过是噩梦的开始，来到调遣处，才刚刚踏进地狱之门。
可是我哪里想的到，这一切不过才是噩梦的开始。来到调遣处，只不过刚刚踏进地狱之门。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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