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凶 报应 忏悔

2007-08-05 23:03 作者:党治国 人皆有过，皆应忏悔
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司鹏程先生撰文质问：《右派，你们为什么不忏悔？》右派朋友严家伟先生随即表示反对：《你要右派忏悔什么？》接著，山东的右派朋友李昌玉先生写了颇有力度的批驳文章：《历史不能改铸：向司鹏程出示红牌》。

《左传□宣公二年》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能改，善莫大焉。」观《论语》，乃知孔子这样的「至圣先师」，也是通过诸多错误而走向正确，获得了部分真理。任何人，为了向真理的大海驶得更远，必须不断地反思、忏悔。「无过」的圣人，从来不存在。

虽然共产党一贯扬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骨子里坚持的，却是他们这些「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英雄们」，在创造、主宰历史。不过，如果没有千百万「群氓」的拥护和支持，他们任何「创造历史」的宏图，都将化为泡影。

反右运动中，我在清华大学被定为极右分子。后来听说我的一位从小学到中学的老同学，就读於西北大学数学系的韩华勋，也被定为右派。我的「罪行」是为胡风辩护，否定肃反运动，反对把黄万里、钱伟长定为右派等等，而华勋同学却发表了批评土改的言论。当时我认为，华勋同学是走得太远了。不管怎么说，土改还是对的。中国古代就曾有重新分配土地以缓和社会矛盾、缔造社会和谐的记载，孙中山先生不也主张「平均地权」么！那时我认识不到，华勋同学的思想其实比我超前，比我深刻。

中共剥夺了一切人的所有权
这个错误认识粘在我脑子里，竟然长达几十年时间。直到最近几年，愚昧的我才逐渐认识到，共产党的「土改」，既不同於西周时代的井田制，也不同於孙中山先生的土地纲领。前者为了使土地使用权不断适应变化了的家庭人口和劳力状况，从而维持相对的社会和谐；后者旨在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了确立而不是剥夺农民个人的土地所有权。共产党的「土改」，却大相径庭。被共产党视为革命圣经的《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这个目标，共产党一直都不遗余力地贯彻推行。消灭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不过是消灭私有制的开篇、「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已。接著的第二步，通过「农业合作化」，「充公」了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土地。第三步，通过「人民公社化」，剥夺了包括贫农在内的所有农民个人和家庭的土地所有权。改革开放否定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形式，然而剥夺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集体所有制」却被保留了下来。此后不久，又通过一九八二年宪法，剥夺了全体城镇居民的房基地所有权。至此，在一个有著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上自国家主席，下至狱中囚犯；上自全国首富，下至沿街乞丐，没有一个人拥有一寸土地所有权的今古奇观。

土改是中国灾难的起点
时至今日，已经洞若观火，剥夺地主的土地、财产，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大陆一切灾难的起点或者根源。在一个私有制的社会里，某人纵使没有土地，那也仅仅是相对的，只要有了足够的钱，他随时都能买到土地。而在一个消灭了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任何亿万富翁，他的财产所有权却是相对的，随时可以被剥夺得一无所有。这就是一个私有制社会和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的本质区别。

土改时我们家的成分先是贫农，后来改为中农；原有十亩地，土改时分得一亩地。我对土改和斗争地主虽然并不积极，但也参加过斗争会，百犬吠声地侮辱地主分子。镇反（实质是「杀降」）运动中，我曾跟著呼喊过「镇压某某某」的嗜血口号。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我口沫四溅地进行过宣传。肃反运动中，我担任全班肃反学习的组长，严厉要求资本家出身的同学与家庭划清界限。「文革」中，我卖力地写过批判「走资派」的大字报。在所有这些陷中国人民於洪水猛兽的荒诞运动中，我虽无跻身同谋的资格，却自愿充当了摇旗呐喊的小喽罗的帮凶角色。而这，就是我真正的罪恶。

林昭的远见
在一九五七年的鸣放中，表现沉默的，除了左派，除了不关心政治和小心谨慎的人，再就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害怕挨整、不轻信党的许诺的人。积极发言的，大多是那些在历次运动中表现积极，自以为与党同心的简单的热血分子。例如林昭女士，就曾经积极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倾心崇拜过毛泽东。她后来的右派表现，就是对自己过去的幼稚言行最切实的反思和忏悔。反思和忏悔，往往并非一次完成，而是逐渐深化的。林昭女士早在上世纪六○年代，就明确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极权主义本质。在我所见的文字中，林昭女士是中国最早提出极权社会这个概念的人，许多大陆学者直到一九八九年后才逐渐明白。林昭女士如此彻底地否定自己过去之所拥护，能说不是最深刻地反思并忏悔吗！

当过帮凶之后的忏悔
没有大量群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共产党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共产党的宣传工具说：「共产党领导是中国人民的选择」，并非全无道理。右派中的许多人，不论是民主党派，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中的右派，都曾经「选择」过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或多或少充当过帮凶角色。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的鸣放运动中，发表被共产党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见，则是反思和忏悔的表现。从这个铁定的历史事实出发，右派不但不像司鹏程先生武断的那样「不忏悔」，反而是中国大地上带头忏悔的第一批人。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双重的：既为自己过去的错误付出了代价，也为自己对错误的反思忏悔付出了代价。

近两年来，农民感受最深的莫过於失地之痛，於是他们呐喊、上访、申诉、叫苦，不一而足。但是很少听到农民的反思和忏悔：你们自己和父辈们当年是如何积极参与剥夺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土地的，又是如何批判、奚落那些为你们说话的右派分子的？下岗的国企和集体企业的职工们，现在是跌落到社会下层了，可是，你们在争取社会同情的时候，是否为自己和父辈们当年斗争民族资本家、剥夺他们的财产反思并且忏悔过？在一个消灭私有制的社会里，既然从地主到贫农的土地都可以被剥夺，从资本家到小工商业者的资产都可以被「改造」，你们的就业权利和社会福利又怎能得到保障呢？你们曾得意於「领导阶级」的虚衔，积极批判替你们说话的右派；「文革」中斗争那些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和「物质刺激」的「走资派」（所谓的「走资派」，其实是共产党内开始反思和忏悔的人）；又听命於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占领上层建筑领域」，帮助毛泽东泯灭中国人的良心和传统道德。工人、农民现在落到如此境地，难道不是报应吗？

反思和忏悔是自救的第一步
「天道好还」，是中国的古圣先贤悟出的真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佛教揭示的因果报应，正是天道的体现。爱情是属於爱心的，最后还将回到他自己；仇恨是属於仇恨者的，最后还将回到他自己；剥夺是属於剥夺者的，最后还将回到他自己。我自己一生苦难重重，正是反思和忏悔的良机。通过苦难反思忏悔，才配重获新生和较好的命运。反思可以明辨是非，忏悔可以净化心灵。再好的法律和制度，在一个是非颠倒、心灵污浊的社会里，不仅无济於事，还会异化为自己的反面。而在一个明辨是非和心灵单纯的社会里，即使法律不那么健全，制度不那么完善，也不会发生中国半个世纪来的种种恶行。如今，面对继续发生的大量侵权事件，多数人纵然不能施以援手，仅仅用沉默中注视的目光，表示出内心的愤怒与不屑，持之以?地「不敢言而敢怒」，也足以震慑作恶者的胆魄。中国的古训是：「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自作孽，不可活」；西方有言：「自助者，天助之」。革新自己的思想，洗刷自己的灵魂，崭新的命运才会降临。否则，我们不配。既不反思，也不忏悔的民族，只值得诅咒，不值得同情。造物主为宇宙设置了规律，赐人类以思想的能力。一切自己作的孽，必须靠自己消除；陷入自造的灾难，只能自己救自己。而反思和忏悔，就是自救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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