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

2007-08-05 22:53

——论布什总统在布拉格“民主与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及在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式上的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现今共产和非共产国家斗争最强烈的关键乃是美国文化的素质及持久力。

——库克《美国》

二零零七年春夏之交，美国总统布什先后作了两场重要讲话，再次重申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并对共和党的外交观念作了崭新的拓展。这两次讲话分别是在布拉格“民主与安全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式上的讲话。

这两次讲话有两个引人注目的焦点。首先，布什总统指出，自由、民主、人权这些观念是战胜一切暴政和极端主义的法宝。在与邪恶力量进行的殊死搏斗中，武器、科技、战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价值优劣的对比。布什指出，美国不会强迫别的国家和民族按照美国的方式来生活和发展，美国尊重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但是，所有民主国家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素——言论自由、宗教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独立法院执行的法治；私人财产权；以及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竞争的政党。这些权利和制度是人类尊严的基石，随着各国探索符合本国的自由发展之路，他们必定发现美国是一个忠诚的伙伴。他呼吁西方世界不要苟安与沉睡，而要像昔日传教士向全球传播福音一样，将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向全世界推展。这既是西方国家保障自身安全的需要，更是道义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次，布什总统首次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与恐怖主义相提并论，揭示出“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的真理。这一宣告让包括中共在内的几个残存的共产党政权如坐针毡，也让诸多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不以为然。但是，真理就是如此简单和明显，它并不需要那么多学术包装和论证。布什直截了当地指出，共产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样，都是美国和自由世界的敌人，这种对立和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他站在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即复原的天安门民主女神像）前指出：“如同我们的自由女神像一样，她提醒我们，自由之火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她是一盏再也不能被暴虐的恐怖主义分子或专制暴君扑灭的明灯。她提醒我们，只要屠杀上千万人的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只要其仍在苟延残喘，那么与这股比死亡强大的力量作斗争将继续进行。她提醒我们，自由是我们创世主的礼物，自由是所有人类天赋的权利，自由将最终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一宣告是不会落空的。


哈耶克的洞见：马克思主义催生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朵“恶之花”

在充当一个时代的先知的意义上而言，布什堪与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哈耶克相媲美。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联以令人眼花缭乱的工业化速度让西方世界震惊，社会主义制度似乎将要将人类引导向无比美好的“黄金”世界。哈耶克却发现了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共性，阐述了计划经济必然导致极权主义，并人类的自由和尊严造成可怕的危害。他意识到人类面临被奴役的危机，遂走出书斋，以公共知识分子的情怀大声疾呼。从此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哈耶克一直矢志不渝地与共产主义的幽灵作斗争，长期深陷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之中，直至亲眼看到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以及自己的思想学说的大获全胜。以一人而敌整个世界，这是何等的大勇！

冷战的终结并不意味着自由事业从此便一劳永逸。中共政权部分地采纳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使得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以某种变异的形态生存下来。中共以“大国崛起”自诩，与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北韩、古巴、越南等互通款曲。另一方面，伊斯兰恐怖分子公然向西方发起挑衅，以“九•一一”事件达到顶峰。面对如此严峻之挑战，布什如同当年的里根一样，临危不乱、当机立断，先后以战争手段摧毁了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拉克萨达姆这两个独裁政权。尽管其外交政策在富于争议，布什坦然宣称：“一些人把我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总统’。如果因为支持世界的自由事业而使我成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我愿骄傲地戴上这顶头衔。”

所谓先知，便是在其他人都因为短视、自负、虚荣而走上歧路的时候，独自发现了那条当走的正路。在冷战时代，西方知识界若干顶级人物都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毒素，如罗曼•罗兰、萨特、爱因斯坦、罗素等人，或者隐瞒苏联亲眼看到的残酷景象并封存日记，或者憧憬无产阶级革命能带领普罗大众实现真正的平等。即便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揭露了苏联劳改营制度的黑暗、萨哈罗夫的呐喊撕破了遮盖真相的铁幕，大部分西方知识分子仍然掩耳盗铃，根本不愿接受由成千上万受难者的鲜血和尸体凝固成的事实。
这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情形，在后冷战时代的今天并未改变。虽然经历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共产主义的大崩溃，但天安门广场的鲜血和柏林墙的欢呼似乎还是未能开启某些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的心窍。左派势力仍然盘踞西方大学和学术机构（在美国，他们窃取了“自由派”这一好听的名字），且对其学术观点不作任何的反思和调整。他们继续以穷人的代言人自居：或者为伊斯兰恐怖分子辩护，说他们杀人与自杀是为了抗议国际社会的贫富不公；或者为中共跛脚的经济改革叫好，将中共看作彬彬有礼的朋友，而漠视中国遍地的奴隶劳工。

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乃是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的对立，而不是在好与更好之间作选择。看到今日布什总统孤独的身影，我便想起了鲁迅所说的与前、后、左、右的敌人“横战”的状态，当年的哈耶克不也是如此吗？先知从来都是孤独的。今日西方各国的元首们，奉行明哲保身的绥靖主义和实用主义政策，向中共暗送秋波，对伊斯兰世界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的社会现实保持沉默，却怀疑、杯葛乃至排斥布什总统，仅仅因为他像《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一样，说出了“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相。先知必须说出真理并顶住压力，必须具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哈耶克便是在人人都以讨论社会主义为时髦、为崇高的文化氛围中，毅然说出如是的真理：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乃是孪生兄弟，它们如此相似，而非相反。当时，左倾知识分子大都认为，德国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事实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超级资本主义。反对法西斯的知识分子，同时往往会去拥抱社会主义。然而，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对两种极权主义的渊源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和解释，条分缕析地挖出了二者共同祖先，清楚地理出了其相互纠缠的思想谱系。

哈耶克指出，德国的国家（民族）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二者共同与笛卡尔式的唯理主义的建构主义、卢梭的浪漫主义特别式与黑格尔式的普鲁士国家主义有直接的精神联系。不仅在思想渊源上，同时也在统治方式上、政治行为模式上也极其相似。此二者与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恰处于对立的两极。学者陈奎德如此评价《通往奴役之路》说：“这是一部捍卫自由，系统抨击社会主义的经典。在举世滔滔的社会主义浪潮前，它力拒狂潮，发出警告；以其深刻的洞见，昭告天下；以其惊人的历史穿透力永垂青史，声震寰宇。”

二战结束之后，苏联实力再度膨胀，将东欧各国划入其势力范围之内。法西斯主义已经臭名昭著，而共产主义方兴未艾。西方盟国忍辱负重，与之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上亿民众遂陷入被奴役的境地，该协议被布什总统称之为“最不能接受的错误”。五十年代之后，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纷纷奔赴苏联和中国朝圣。他们强占“天下为公”的道德制高点，猛烈攻击“保守”的哈耶克，讥讽他为私有制辩护并无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状况。

哈耶克奋起应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运动之一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尽管它出自善意，尽管当代一些最聪明的人物作它的先锋，社会主义仍然必定危害到现有人口中绝大多数的生活水准，甚至生命本身。社会主义者妄图把成千上万个不同的选择强行集中，纳入一个共同的计划秩序，因而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贫困饥荒和政治强制。哈耶克毫不留情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拥抱者和同情者在道德上的高度伪善：“奢谈‘社会主义’的理论，却对其灾难性的经济后果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乃是一种罔顾他人死活的残酷心态。”

哈耶克深知，由于知识精英阶层“致命的自负”，即便共产主义运动溃败的结局来临，他们的“左倾幼稚病”依然不会“不治而愈”，他们已然病入膏肓。晚年的哈耶克早已洞察了这些人的小算盘：“在社会主义已经有了七十多年的实际历程之后，我们现在仍然能肯定的说，除亲尝过社会主义的东欧和第三世界之外，多数知识分子依然面不改色地漠视这些经济学的教训；面对社会主义每试必败，次次都不遵循其思想导师的设想来运作的事实，他们不愿去思索个中道理。从苏联，而后古巴、中国、南斯拉夫、越南、坦桑尼亚，到尼加拉瓜等一系列似乎连绵无尽的‘乌托邦’，这些知识分子反复不断地寻找自己心目中真正的社会主义，不断地理想化那些社会，又不断地失望。”他谴责说，如果不是这些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的制肘，苏联东欧的共产制度不会持续如此漫长的时期；如果不是若干西方政客在苏联和中国的攻势面前张皇失措、与虎谋皮，共产主义不会如此猖獗地夺走数以亿计的民众的生命。


美国对华政策的三次重大失误

在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定上，布什与哈耶克惊人地一致。布什的政治及经济思想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一脉相承，而这两位在西方世界重振自由经济的活力的政治家，均声称是哈耶克的门徒。换言之，布什堪称哈耶克思想的隔代传人。

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美国的对华政策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失误。这三次失误，是因为当政者未能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以及受到短期利益的诱惑而酿成的。这三次失误不仅危害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也对自由和人权价值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伤害，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就是：“容忍暴政的政策是一个道德和战略失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再也不能重蹈这一错误。”

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一次重大失误是：在国共内战中，对中共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中途放弃了对国民党的支持，任由苏联帮助中共夺取了政权。当时，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与共产党的伪装及宣传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对中共具有相当好感的思潮。中共在其控制的《新华日报》等媒体上，大肆称赞美国的民主与自由，并承诺未来的新中国要效仿美国的模式来建立（见笑蜀所编之《历史的先声》）。这些障眼法让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共不会像苏联那样成为西方的敌人。解甲回国的史迪威将军和国务院系统中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们，大都持此种看法。

此一时期美国对华外交的致命错误在于：派遣对东方世界一无所知的二战英雄马歇尔将军到中国调停国共内战。在国民党军队进军东北、击溃林彪的部队之时，作为美国特使的马歇尔却施加压力，迫使蒋介石宣布停战令。马歇尔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和政治，他在二战中崇高的声望无助于他认清中共的本质，他更对中国被赤化的严重后果缺乏认识。他只希望国共双方停战，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一职的国军名将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撰有《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一文，论及白崇禧督战东北时曾向蒋介石提出一份全盘计划：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东北所有重要城市；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肃清共产党残余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当时，孙立人之精锐新一军已在哈尔滨城下，此计划若执行，可望全部或大部歼灭林彪余部，整个东北可以安枕。此后，无论和谈，还是挥师进关、继续以立体攻势军事解决，局面将完全不同。
在这稍纵即逝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在美国以断绝外援相威胁的压力下，于六月六日（实际于六月二日已发出命令）正式向东北部队发出停战令。二十一日，蒋氏应周恩来的请求，竟再次宣布停战令延长八日。苏联立即向中共军队提供大量军需和武器，重新将其武装起来。从此，国军一举获胜的良机和优势一去不返。至一九四六年底，东北的共军增至三十六万；一九四七年夏季反攻之际，增至五十万；一九四八年冬季辽沈决战之际，已成一百万大军。辽沈决战，林彪的百万大军把国民政府驻在东北的四十七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此虎狼之师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淮海战役中，国军又被消灭六十万。蒋介石穷途末路，只好逃往台湾。

中国大陆赤化之后，共产党国家的大家族中又增添了一股新生力量。中共迅速向苏联一边倒，同时以美国为头号敌人。美国不得不同时对抗苏联和中国两大共产政权，还受到倨傲不逊的戴高乐主义的干扰，故深感吃力。中共建政之后不到一年，便出兵朝鲜，在韩战中充当对抗联军的主力。韩战让美军付出阵亡三万六千五百二十九人、负伤十万多人次的巨大代价。如果一九四六年美国全力援助国民党剿灭共军，中国大陆不至沦陷，此后也就不会发生韩战，更不会有美军的重大伤亡。由是观之，美国在国共内战中抽身而退，却种下了硕大的祸根，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二次大失误是：尼克松贸然访华及卡特轻率地与中国建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政权，已经是内忧外患、穷途末路：中共与苏联及共产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都已决裂，副统帅林彪在叛逃途中坠机死亡，文革乱局持续数年而无法收场。于是，毛泽东只好向昔日最仇恨的美帝国主义抛出了橄榄枝。

此时此刻，美国政府应当拒绝中共的媚眼，继续对中共施加战略压力，那么毛晚期的统治便很难继续下去。但是，由于缺乏历史远见、过于看重本人眼前的政绩，基辛格和尼克松这两名投机政客，迅速吞下毛泽东抛来的鱼饵，自愿充当毛的“救命稻草”。他们认为，当时苏联是美国的首要敌人，中共则是次要的敌人。因此，美国政府可以团结次要敌人、共同对抗首要敌人。这种思路既不明智也不道德。尼克松为了与中共实现联手抗苏，根本无视当时毛在国内实施的诸多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运动。

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一个同美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尼克松对中国大陆长达七天的访问，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中共在对内宣传时则解释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总代理人前来朝拜伟大领袖毛泽东。尼克松确实也没有向中共当局提及任何有关人权的议题。冷战的核心内容便是捍卫人权价值，如果以牺牲人权价值为代价来赢得冷战，那么这种胜利也就失去了意义。尼克松将手段看得高于目的，故而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出了水门窃听之下策，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惟一一名面临弹劾而被迫辞职的总统。

一九七八年，作为冷战时代最不称职的总统的卡特，在未征询国会或要求国会同意的情况下，突然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举动是对美国赖以立国的自由价值的背叛。中共窃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并与美国建交，外交上的空前成功成为其延续在国内摇摇欲坠的统治的“定心丸”。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任美国总统，企图联中抗俄、以毒攻毒，却让中共置之死地而后生，不能不说是美国对华外交的又一大失误。

美国对华政策的第三次大失误是：在克林顿时代给予中共以永久的最惠国待遇，在对华贸易中放弃了一条起码的“安全线”。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致达成对华制裁的政策，其中惟有武器禁运一直维持至今。是否给予中国以贸易最惠国待遇，成为九十年代初美国外交政策争论中每年一度的重要议题。正是以此为杠杆，美国将贸易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以此为着力点，迫使中共当局不得不释放了一批重要的良心犯。

在克林顿当选总统之前，在其竞选演说中多次高调宣称，一旦当选便将“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们”统统绳之以法。但是，在担任总统之后，他立即与中共把酒言欢。从表面上堪，克林顿与江泽民之间具有某种相当亲密的“私人友谊”，堪称中美两国有史以来国家元首之间首次缔结的“个人关系”。江泽民正是依靠此种“私人友谊”巩固了在他中国政坛的地位。

在苏东剧变的风雨飘摇中，中共政权依赖庞大的廉价劳工市场，以有限的自由化经济改革，维系了其僵化的政治体系。克林顿政府致力于拓展对华贸易，却忽略人权话题，并刻意回避对中共的批评。克林顿访问北京时，甚至同意在共产党军队曾经屠杀学生和市民的天安门广场举行阅兵式。在此背景下，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媒体均发表评论说，中共已经发生了令人欣喜的变化，中共不再是一个列宁主义或毛泽东主义的政党，它有可能实现“和平演变”。与中共做生意，亦被巧妙地解释成和平演变政策的一部分。

然而，克林顿政府对华外交中的贸易主导政策，导致中美贸易出现巨大逆差，巨额外资相继涌入中国，成为中共政权丧失统治的合法性之后又一剂“强心针”。于是乎，中国大量的廉价商品、囚犯产品及有毒有害的食品、日用品等，潮水般地充斥西方市场，危及人类健康和公平原则。这一系列做法，堪称美国对华外交的第三次重大失误。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共产主义的崭新定位

哈耶克认为，作为一种僵化的思想体系、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不可能完成自我调整、自我更新，以适应时代的挑战，并像资本主义制度一样长期存在。哈耶克预言了社会主义必然崩溃的命运，只是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年表罢了。他斩钉截铁地指出：共产主义除了灭亡，别无他途。

延及二十一世纪，“九•一一”事件突然发生，迫使布什政府的对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其重心从东亚转向中东。为了消除孕育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土壤，布什提出了促进中东地区实现民主化的蓝图，并通过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启动了第一步。为此，美国不得不暂缓对中共的压力，甚至不得不邀请中共参与到国际反恐事业之中。这种权宜之计很容易重蹈当年尼克松、基辛格的覆辙，乃至犯下第四次对华外交的重大失误。

幸亏布什迅速清醒过来，在经历了中美撞机事件及由此引发的中共纵容的反美风潮、中国军方高级将领朱成虎对美国发出核威胁、中国发射导弹击毁卫星制造危险的太空垃圾、中国秘密向伊朗及伊拉克恐怖分子提供武器等事件之后，布什政府不再对中共抱有任何幻想，不再将其看作“战略伙伴”。即便是亲华派代表人物、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的美中之间“利益攸关者”的关系，在华府也乏人问津。中共短期内虽尚无实力达到“中国威胁论”所描述的水准，它极度恶劣的人权状况却显示出“麻烦制造者”的本性。

布什不像克林顿那样照顾中共领导人的“面子”。二零零六年春，胡锦涛访美，布什仅以例行公事的态度接待之，完全没有克林顿对江泽民的那种亲热劲头。在胡锦涛访美不到一个月之后，布什率领白宫高级官员接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三名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及人权活动人士，让北京当局深感难堪。在沉默数月之后，由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出面，批评布什政府的举动是不恰当的。二零零七年六月，布什在布拉格接见了二十九名来自各个专制国家的异议人士，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维族人权活动家热比娅和自由派学者刘军宁。中方立即作出回应说，热比娅是“东突”恐怖分子。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二日，布什亲自出席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并发表演讲，其演讲的核心内容便是：共产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乃是一丘之貉，忘记和漠视共产主义已经犯下的和正在进行的罪恶，就是对自由的背叛，就是道德上的失败，就是对国际安全的玩忽职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两次批评美国政府此举是出于“冷战思维”。不久，由《人民日报》控制的官方喉舌《国际先驱导报》，发表长篇歪曲报道，声称该纪念碑的落成是少数反华势力操纵的结果，该纪念碑在美国无人问津。据其驻华盛顿的记者观察，“二十分钟内仅有两人参观”。该报道却不敢引述布什总统演讲的原文，更不敢点明该纪念碑所采用的乃是当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

布什总统的两篇演讲的主线互相关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在布拉格的演讲中，毫不畏惧地点出了中国的名字，他说：“中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继续开放本国的经济而不用改革其政治体制。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在由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年一度的人权报告中，中国一直是被严厉批评的对象。当然，批评是不够的，美国也在采取各种措施促使包括中共在内的各个专制国家改善其人权状况。布什总统告诉全世界说：“我们正在采取新的步骤，加强我们的支持力度。最近我们设立了人权守护者基金，为受到专制政府逮捕或殴打的民主活动家提供法律辩护、医疗救助等援助措施。我强烈支持会议准备发表的《布拉格文件》，文件指出，‘保护人权对国际和平和安全至关重要’。为了实现宣言的目标，我已要求赖斯国务卿向每一个在不自由国家的美国大使发出指令：竭力寻找并会见民主运动活动家，竭力寻找要求人权的人们。”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与布什总统会谈的时候，他曾经亲自询问说“我们怎么做才能更好地帮助你们？”我的建议之一便是，美国驻华使馆可以更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人权活动人士。在此后我接受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宴请的时候，雷德大使也向我转告了布什总统的这一叮嘱。如今，布什又将“竭力寻找并会见民主运动活动家，竭力寻找要求人权的人们”作为赋予“每一个在不自由国家的美国大使”的不可推卸的职责。

“九•一一”事件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其本土惟一一次遭受的直接攻击。“九•一一”事件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此后，“反恐”成为一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共同参与的事业。但是，布什总统清晰地知道，“反恐”并不意味着同时便消极“容共”。因为共产主义本身便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今天，共产主义的残存势力，尽管无法像其高峰时期那样四处“输出革命”、煽风点火、破坏世界和平，但只要它还存在，世界持久的和平便得不到根本的保障。布什总统在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上说：“给二十世纪带来生灵涂炭的邪恶和憎恨今天依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二零零一年‘九•一一’事件中看到了这张面孔。同共产党一样，那些袭击我们国家的恐怖分子和激进分子都是冷血的意识形态的追随者，他们鄙视自由、压制异己、野心勃勃，谋求建立极权统治。同共产党一样，我们新的敌人相信，可以通过滥杀无辜来实现他们激进的目标。同共产党一样，我们新的敌人对自由人民不屑一顾，声称我们这些享有自由的人是懦弱的，声称我们缺乏捍卫自由生活方式的决心。同共产党一样，那些暴力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追随者注定要灭亡！”

这是布什演讲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这不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话语策略，更不是一种故作惊人之语式的对共产主义的丑化。正如昔日的哈耶克指出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共同性一样，今天的布什总统也指出了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共同性。其实，这只是常识而已，不过没有人敢于说出来罢了。

昔日，苏联和中共的力量向全球扩展，似乎现代民主自由而奢侈的西方世界将被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的共产主义阵营所击败，共产党存在的惟一性似乎保证了它存在的永恒性，没有反对派的共产党似乎是不可战胜的。但是，在一片悲观的叹息中，哈耶克却乐观地看到了希望之所在。正如当年流亡于孤岛的中国自由主义开山鼻祖胡适，在失败主义乌云的笼罩下，却无比乐观地预测说，未来的中国必将是自由的中国、未来的世界必将是自由的世界。

今天，布什总统也有这样的乐观精神。他不打算与共产主义这个“超级恐怖主义”实现某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式的“和平共处”，那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罢了。是的，一个杀害了超过一亿民众生命的独裁制度，不是“超级恐怖主义”又是什么呢？说它是“超级恐怖主义”，难道有丝毫的夸张之处吗？而自由世界的人们、以及在共产主义治下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也无须恐惧专制政权的淫威，正如布什总统充满激情地宣称的那样：“我们相信自由的力量，因为我们已经看见自由战胜了历史上的专制、暴政和恐惧。”让一切热爱自由的人共同努力，将包括中共政权在内的所有邪恶势力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