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当局对僧团领袖采取的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防止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满足大众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是自由的,但是僧团领袖对民众讲经传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就受当局的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他们举办社区公益事业也被当局严加防范。当局担心僧团领袖一旦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能量会超出政府的可控范围,对当局权威提出挑战。
二是对僧团领袖进行“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工具的僧团领袖,都会遭到打压;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对象”,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官职,提供优厚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三是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与任命。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当局批准。这一方面可以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时日逐步替换不断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整个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变成当局挑选的驯服工具。配合这个目的,还把僧团领袖分批送到官办佛学院进行培养,灌输当局需要的思想。
僧团领袖目前来自佛教本身的制约基本没有,宗教戒律理论上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对犯戒的惩罚是否存在,全在于当事人信或不信。而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增加。政权利用上述措施引导僧团领袖,只能是促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而佛教的“方便圆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处,也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
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国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一旦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于远离真理的迷信,并且失去对佛法的信心。这就是释迦牟尼的预言——“毁我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一是防止僧团领袖成为民众领袖。满足大众迷信层面的摩顶打卦,念经开光一类活动是自由的,但是僧团领袖对民众讲经传法,指导和规范民众行为,就受当局的猜忌,遭到严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领袖或高僧大德,甚至连行动自由都受限制。他们举办社区公益事业也被当局严加防范。当局担心僧团领袖一旦同时兼有精神领袖与社区领袖双重身份,能量会超出政府的可控范围,对当局权威提出挑战。
二是对僧团领袖进行“逆向淘汰”。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工具的僧团领袖,都会遭到打压;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当作“统战对象”,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官职,提供优厚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
三是把持对僧团领袖的选择与任命。无论是活佛还是寺庙负责人,都须当局批准。这一方面可以造成藏传佛教界对当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时日逐步替换不断去世的僧团领袖,最终使整个藏传佛教的僧团领袖都变成当局挑选的驯服工具。配合这个目的,还把僧团领袖分批送到官办佛学院进行培养,灌输当局需要的思想。
僧团领袖目前来自佛教本身的制约基本没有,宗教戒律理论上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对犯戒的惩罚是否存在,全在于当事人信或不信。而来自政权方面的制约却大大增加。政权利用上述措施引导僧团领袖,只能是促使僧团领袖远离佛法。而佛教的“方便圆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处,也容易变成堕落僧侣掩盖私欲的狡辩。
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国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一旦僧侣不再成为信众与佛法的桥梁,信众与佛法就相互分离,信众只能沉溺于远离真理的迷信,并且失去对佛法的信心。这就是释迦牟尼的预言——“毁我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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