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當局對僧團領袖採取的政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防止僧團領袖成為民眾領袖。滿足大眾迷信層面的摩頂打卦,唸經開光一類活動是自由的,但是僧團領袖對民眾講經傳法,指導和規範民眾行為,就受當局的猜忌,遭到嚴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領袖或高僧大德,甚至連行動自由都受限制。他們舉辦社區公益事業也被當局嚴加防範。當局擔心僧團領袖一旦同時兼有精神領袖與社區領袖雙重身份,能量會超出政府的可控範圍,對當局權威提出挑戰。
二是對僧團領袖進行「逆向淘汰」。凡是堅持宗教原則、拒絕充當工具的僧團領袖,都會遭到打壓;對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煩,傳統地位比較高的僧團領袖,當作「統戰對象」,給一定甜頭,也把大棒始終舉在他們頭頂;而對善於投機,放棄宗教原則,甘當政府工具的僧團領袖,則給各種好處,安排官職,提供優厚資源,使其成為吸引其他僧團領袖的樣板。
三是把持對僧團領袖的選擇與任命。無論是活佛還是寺廟負責人,都須當局批准。這一方面可以造成藏傳佛教界對當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時日逐步替換不斷去世的僧團領袖,最終使整個藏傳佛教的僧團領袖都變成當局挑選的馴服工具。配合這個目的,還把僧團領袖分批送到官辦佛學院進行培養,灌輸當局需要的思想。
僧團領袖目前來自佛教本身的制約基本沒有,宗教戒律理論上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對犯戒的懲罰是否存在,全在於當事人信或不信。而來自政權方面的制約卻大大增加。政權利用上述措施引導僧團領袖,只能是促使僧團領袖遠離佛法。而佛教的「方便圓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處,也容易變成墮落僧侶掩蓋私慾的狡辯。
歷史上西藏也有過滅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續,因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滅。而今日中國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侶墮落,卻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險。一旦僧侶不再成為信眾與佛法的橋樑,信眾與佛法就相互分離,信眾只能沉溺於遠離真理的迷信,並且失去對佛法的信心。這就是釋迦牟尼的預言——「毀我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一是防止僧團領袖成為民眾領袖。滿足大眾迷信層面的摩頂打卦,唸經開光一類活動是自由的,但是僧團領袖對民眾講經傳法,指導和規範民眾行為,就受當局的猜忌,遭到嚴格限制。一些威望崇高的宗教領袖或高僧大德,甚至連行動自由都受限制。他們舉辦社區公益事業也被當局嚴加防範。當局擔心僧團領袖一旦同時兼有精神領袖與社區領袖雙重身份,能量會超出政府的可控範圍,對當局權威提出挑戰。
二是對僧團領袖進行「逆向淘汰」。凡是堅持宗教原則、拒絕充當工具的僧團領袖,都會遭到打壓;對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煩,傳統地位比較高的僧團領袖,當作「統戰對象」,給一定甜頭,也把大棒始終舉在他們頭頂;而對善於投機,放棄宗教原則,甘當政府工具的僧團領袖,則給各種好處,安排官職,提供優厚資源,使其成為吸引其他僧團領袖的樣板。
三是把持對僧團領袖的選擇與任命。無論是活佛還是寺廟負責人,都須當局批准。這一方面可以造成藏傳佛教界對當局的依附,一方面可假以時日逐步替換不斷去世的僧團領袖,最終使整個藏傳佛教的僧團領袖都變成當局挑選的馴服工具。配合這個目的,還把僧團領袖分批送到官辦佛學院進行培養,灌輸當局需要的思想。
僧團領袖目前來自佛教本身的制約基本沒有,宗教戒律理論上存在,但是佛法威力及對犯戒的懲罰是否存在,全在於當事人信或不信。而來自政權方面的制約卻大大增加。政權利用上述措施引導僧團領袖,只能是促使僧團領袖遠離佛法。而佛教的「方便圓通」,既是佛教的迷人之處,也容易變成墮落僧侶掩蓋私慾的狡辯。
歷史上西藏也有過滅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續,因為宗教是在信徒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滅。而今日中國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侶墮落,卻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險。一旦僧侶不再成為信眾與佛法的橋樑,信眾與佛法就相互分離,信眾只能沉溺於遠離真理的迷信,並且失去對佛法的信心。這就是釋迦牟尼的預言——「毀我教者是穿我衣服的人」。(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版權所有,任何形式轉載需看中國授權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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