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网上有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一篇是司鹏程先生的《右派你为什么不忏悔？》，另一篇是严家伟先生的《右派忏悔什么？》。我则取其中“一些右派要忏悔，更多右派要维权”，这道不是调和或合稀泥，是就事论事。因为我是右派，而且是个当年“行事”最左，受害最深的右派。说左，是我出身好，三代穷人，所谓的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是党文化一个关键词，泛指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应从1921年起至1955年，中经十年土地革命，八年红色割据，三年解放战争，以及其后的镇反、土改、农业合作化、对私改造的公私合营等运动）和众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是个极积的参与者、推动者、执行者。以我而言抓过“反革命”，打吊过地主，亲手处决过“恶霸”，斗过资本家，强行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等，就是说我两手沾有人民的鲜血，当然应该忏悔。类似我这样经历的右派决非十个八个，不会少于十万八万，所以才有悔之不迭的怨语：“我们营造的是个红彤彤的世界，而得到的却是个黑沉沉的地狱”。
当然，我们干下这桩桩蠢事、恶事、罪事，非自身人格缺陷，完全是受了窃国大盗毛泽东“民主”词藻的诱惑与欺骗，当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和民族，应深深忏悔。我想活在七十岁以上的人，有几个不忏悔的，难道司鹏程先生你就不忏悔了吗？面对五十年后反右的今天，我认为不是把毛泽东共产党臭骂一顿，说些过激的话，或把有过血淋淋的历史嘶咬出来，给予重新再现鞭挞借以泄愤泄气，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只有进行一次全民性的大反思大忏悔，中华民族才有自由民主的希望。一位叫北海的青年朋友，新近读了我发在网上的文章《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后写来一封信说：“民主不是骂出来的，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来进行实质的推动。同时，一味的漫骂只会增加仇恨和对立，埋藏暴力革命的隐忧。而强大的经济后盾，使得志于民主的同仁朋友，可以选择更多和平的、合法的、人性化的方式来推动民主。真正的民主革命，不是一部分人去革另一部分人的人命，而只是革专制制度的命，推动建立一个保护每个人的良性的国家制度。这几天在看您写的《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特别是仔细看了您参加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心路历程，感触良多。在我所读过的此类历史文章中，您是最坦率的一个。干坏事的都是别人，自己只是受害者，这是很多此类回忆录的通常套路。我认为这也是在回避历史，至少是部分回避历史，与中共掩盖历史是一样的性质。在那以迫害为主旋律的国家机器当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也都可能是加害者，正视才能彻悟，坦率才会和解。您的坦率，也使我觉得消除了心中的很多仇恨，能够理解到强大国家机器中个人选择的有限与无耐。仇恨往往蒙蔽人性，无论打的旗号是多么的正义与伟大。当年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即使对于今天仍然顽固坚持独裁专制、控制国家一切资源的当权者，我有愤怒，但没有仇恨。乌克兰的人民可以用满街的鲜花促成国家的民主进步，我相信中国也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们中不少右派和我一样，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说句不好听的话，其中不少“谦谦君子”至今仍装聋作哑，躺在反右“名人”的“怅鬼”坐椅上，享受所谓的“名人效应”，可悲！可痛！
另外一部分右派，他们不是“民主革命”的参加者甚至不是追随者，只是在校的青年学生（有些甚至是未成年人），为追求民主自由，响应共产党“整风”号召而落入“阳谋”罗网，如北大“5，19”的民主运动，一下就有800名学生掉下陷阱，另700人为内控右派，他们算哪门子伥鬼？难道他们也要忏悔？北大有近万名学生，右派总数约占百分之十五，按此数推算，当时全国有80多万在校大学生，右派总数应不少于12万人。在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中学里也抓右派，仅成都就抓了200多名未成年人的右派，这些人真叫活天冤枉，全是毛泽东的罪恶！因此，他们只有控䜣、声讨、呐喊，而无任何忏悔可言！这也是司鹏程先生文章不够全面的地方。我以为，忏悔是部分右派，维权是右派的整体，凡不参与维权的右派不是心里有鬼，就是余悸犹存，或者是权力的受益者，才能保持对历史的沉默。我同意严家伟先生的观点：“官方宣称的是55万多，实则以各种方式入‘右册’的应在百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青一代的青年干部，大学生，教师，文艺工作者，科技人员甚至小到十几岁的学生娃娃，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与‘协助中共夺取政权’扯不上边。如果真要说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头号功臣 ’，应是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他们相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号召，成了中共解放军兵力的主要来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战术’，冲垮了国民党的道道防线，最后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龙椅。然而毛取得政权后，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我们许多右派就是如此，不但生活在最底层而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残身偻体，血泪斑斑，所以要维权，要呐喊，要抗争！要向共产党讨回公道！但应洗去手上的血污，释去心灵的重压，回归人性的善良，面对国家民族的灾难应深深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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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当然，我们干下这桩桩蠢事、恶事、罪事，非自身人格缺陷，完全是受了窃国大盗毛泽东“民主”词藻的诱惑与欺骗，当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和民族，应深深忏悔。我想活在七十岁以上的人，有几个不忏悔的，难道司鹏程先生你就不忏悔了吗？面对五十年后反右的今天，我认为不是把毛泽东共产党臭骂一顿，说些过激的话，或把有过血淋淋的历史嘶咬出来，给予重新再现鞭挞借以泄愤泄气，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只有进行一次全民性的大反思大忏悔，中华民族才有自由民主的希望。一位叫北海的青年朋友，新近读了我发在网上的文章《我所经历的新中国》后写来一封信说：“民主不是骂出来的，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来进行实质的推动。同时，一味的漫骂只会增加仇恨和对立，埋藏暴力革命的隐忧。而强大的经济后盾，使得志于民主的同仁朋友，可以选择更多和平的、合法的、人性化的方式来推动民主。真正的民主革命，不是一部分人去革另一部分人的人命，而只是革专制制度的命，推动建立一个保护每个人的良性的国家制度。这几天在看您写的《我所经历的新中国》，特别是仔细看了您参加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心路历程，感触良多。在我所读过的此类历史文章中，您是最坦率的一个。干坏事的都是别人，自己只是受害者，这是很多此类回忆录的通常套路。我认为这也是在回避历史，至少是部分回避历史，与中共掩盖历史是一样的性质。在那以迫害为主旋律的国家机器当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每个人也都可能是加害者，正视才能彻悟，坦率才会和解。您的坦率，也使我觉得消除了心中的很多仇恨，能够理解到强大国家机器中个人选择的有限与无耐。仇恨往往蒙蔽人性，无论打的旗号是多么的正义与伟大。当年如此，今天也是如此。即使对于今天仍然顽固坚持独裁专制、控制国家一切资源的当权者，我有愤怒，但没有仇恨。乌克兰的人民可以用满街的鲜花促成国家的民主进步，我相信中国也会有这么一天。”但是，我们中不少右派和我一样，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说句不好听的话，其中不少“谦谦君子”至今仍装聋作哑，躺在反右“名人”的“怅鬼”坐椅上，享受所谓的“名人效应”，可悲！可痛！
另外一部分右派，他们不是“民主革命”的参加者甚至不是追随者，只是在校的青年学生（有些甚至是未成年人），为追求民主自由，响应共产党“整风”号召而落入“阳谋”罗网，如北大“5，19”的民主运动，一下就有800名学生掉下陷阱，另700人为内控右派，他们算哪门子伥鬼？难道他们也要忏悔？北大有近万名学生，右派总数约占百分之十五，按此数推算，当时全国有80多万在校大学生，右派总数应不少于12万人。在李井泉治下的四川，在中学里也抓右派，仅成都就抓了200多名未成年人的右派，这些人真叫活天冤枉，全是毛泽东的罪恶！因此，他们只有控䜣、声讨、呐喊，而无任何忏悔可言！这也是司鹏程先生文章不够全面的地方。我以为，忏悔是部分右派，维权是右派的整体，凡不参与维权的右派不是心里有鬼，就是余悸犹存，或者是权力的受益者，才能保持对历史的沉默。我同意严家伟先生的观点：“官方宣称的是55万多，实则以各种方式入‘右册’的应在百万以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年青一代的青年干部，大学生，教师，文艺工作者，科技人员甚至小到十几岁的学生娃娃，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与‘协助中共夺取政权’扯不上边。如果真要说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头号功臣 ’，应是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他们相信了毛泽东的‘打土豪分田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号召，成了中共解放军兵力的主要来源，以排山倒海的‘人海战术’，冲垮了国民党的道道防线，最后把毛送上了中南海的龙椅。然而毛取得政权后，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他们，直到今天他们仍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我们许多右派就是如此，不但生活在最底层而且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残身偻体，血泪斑斑，所以要维权，要呐喊，要抗争！要向共产党讨回公道！但应洗去手上的血污，释去心灵的重压，回归人性的善良，面对国家民族的灾难应深深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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