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道德框架

从汉朝初期到现在，中国基本上都是采用政府主导型的道德框架。在这样的道德架构下，统治者（或统治阶层即政府）垄断所有道德资源，人们需要奉行什么样的道德准则，遵守什么样的道德规范，采用什么方法修身养性，以什么样的人物作为道德榜样，这一切都是统治者说了算。统治者通过文化教育，风俗礼仪，休闲娱乐等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强行推销其道德主张，以精心塑造的道德楷模强制每一个人学习模仿。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除短命的秦朝只注重维护封建社会的法律，不讲道德以外，其余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几乎都把“儒教”“独尊”为“国教”，都不遗余力地向全民强行灌输“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同时还以“二十四孝”中埋儿的郭巨和让梨的孔融等作为道德楷模供全社会效仿。1911年清朝最后一个封建皇帝被推翻，此后形形色色的最高统治者大多继续扮演“道德教师爷”的角色，政府垄断一切道德资源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如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曾鼓吹“道德不变论”，掀起尊孔复古逆流，而蒋介石更发动“新生活运动”，大搞复归传统道德的“伦理建设”，毛泽东大规模开展学雷锋运动，邓小平号召人们做“有理想，有道德”的“四有”新人，江泽民高喊“以德治国”和“三个代表”，胡锦涛虽然还没有做满一任，却迫不及待地抛出“八耻八荣”，抢先过一把当“道德教师爷”的瘾。

政府主导型的道德框架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相适应，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和中期，这样的道德架构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但到了封建社会的晚期，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日益僵化腐朽堕落和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出现，政府主导型道德框架的弊端日益显露。例如在清朝晚期，虽然皇帝意味深长的责备和忠告性的诏令源源不断出笼，但底下却是官场腐败普遍化，行贿受贿公开化的情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决不是空穴来风。“官德”如此，“民德”也好不到那里去，仆人替雇主买一点东西也要“雁过拔毛”捞一把，甚至去买不能喝的调料也要故意倒掉一点以满足畸形变态的贪婪心理！

政府主导型的道德框架在封建社会的晚期都已经不适用，推翻帝制后继续采用这样的道德架构自然弊多利少。袁世凯搞道德复古，与此相配套还要恢复古制做皇帝，结果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不得善终。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要用封建性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整合人心挽救世俗颓废，同样不能挽回官场腐败道德下滑。国军将领汤恩伯就被当时河南民众列为与“水旱蝗”并列的四害之一。抗战胜利后，有的高级官员接收日占区被称为大捞特捞的“劫收”。国统区贪渎愈演愈烈，搞得民心尽失，结果腐败的国民党被当时相对清廉的中共赶出大陆。

中共建政后，党和毛泽东向全民大力灌输绝对服从党和完全利他主义的道德观，这种新道德可以用雷锋精神来概括。从建国后到60年代中期，中共塑造的焦裕禄，雷锋，欧阳海，王进喜等新道德楷模深入人心，广受崇敬，“学英雄做英雄”“助人为乐”“为革命不计名利”等精神和行为一时蔚然成风，整个国家俨然成为人与人互帮互敬的“君子国”。59到61三年大饥荒全国饿死那么多人，却见不到现在随处可见的偷盗抢劫。

然而，正是雷锋精神中“党叫干啥就干啥”以及“对待敌人要象冬天一样残酷无情”的道德信条，带来对普遍侵权行为熟视无睹的道德盲从性以及仇恨情绪不断积累和斗争狂热，使当时的“镇反”“反右”以及后来“文革”等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的政治运动在没有遇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顺利展开，甚至还得到不少民众的认同和积极参与，使十年浩劫中抄家，揪斗，武斗，“一打三反”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一大批党内老干部，专家学者，以及所谓“黑五类”甚至普通工人等遭受野蛮逼供，严刑拷打，酷刑包括吊打，作喷气式，坐老虎凳，跪瓦片，红铁烙，甚至还有开水浇头，灌吃大便等。在这场“空前绝后”的大浩劫中，被残酷迫害至死和不堪凌辱被迫自杀的人数超过两百万！

尽管政府主导型道德框架在建国后那一段时期运用得相当成功，却仍然留下严重后遗症，使“文革”中内斗不断加剧，造成惨重损失，最终还是得不偿失。然而，“文革”结束后，党和政府继续采用这一道德架构，中央不断发出加强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文件，通知和决议。在这期间重提学雷锋，新树张海迪，蒋筑英，孔繁森等道德楷模，同时深入开展“文明礼貌”“学雷锋做四有新人”“五讲四美三热爱”“三讲”和“三个代表”以及如今“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一系列道德活动。然而，持续不断的道德灌输不但没能提升公民素质，反而出现社会道德全面崩溃的情形！

为什么政府主导型的道德框架在今天完全失效？这是因为在这种架构下，各种传媒（包括网络）都受到严密控制，只向人们提供极少量选定的道德行为，规范及道德楷模，无法提供更多道德资源，如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就不允许自由讨论。在信息不充分讨论受限制的情况下，人们又怎能又有多少兴趣去独立思考和认真探索与此相关的道德问题？又如何在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中逐步提高道德判断力？而道德判断力的丧失只会造成一切随大流，大家都被市场经济恶的一面推着走，结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走向全面堕落！

因此，道德领域也需要变革，必须建立依靠民间社会力量控制道德领域的社会主导型道德框架。在这样的道德框架下，道德禁区完全消失，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独立思考和道德实践选择各种不同的道德观念，同时又可以自由公开地发表各种不同的道德主张。个人主义，合理的利己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道德观都成为不受公权力排斥的供人任意选择的重要道德资源。人人都要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才是社会良心和道德楷模？那些社会现象是不道德甚至丑恶的，应给予严厉批判和谴责？是继承传统道德为主？还是主要“拿来”西方道德资源为我所用？或者两者兼顾？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从大多数人参与的道德探索，实践，交流和争论中总结出来的，是大多数人说了算，而不是个别领导人说了算。当代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采用社会主导型的道德框架。在这种架构下，连政府领导人（如布什，安倍，卢武铉 ）必须达到的道德标准也是由民众说了算，民众成为政府领导人的“道德教师爷”而政府领导人却不得不经常充当社会各界道德批评的靶子。

这几天网上曝光的黑砖窑事件说明建立社会主导型道德框架已是刻不容缓。这几年，官方不断推销理想化的“民德”（如八耻八荣）和“官德”（如权为民所用），结果不仅带来人性沉沦和全民堕落，而且产生黑砖窑奴隶制并不断扩散，可以说，所有道德危机都是在不断加强的全方位的道德灌输过程中产生和加剧的。因此如果不进行道德转型和政治变革，而仅仅继续持续不断灌输社会公德和执政伦理，中国人的德性也许会跌破禽兽不如的底线，而黑砖窑奴隶制也会遍地开花，中国很可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奴隶制大国！还好这次主要依靠社会力量（通过网络）揭露，批判和谴责黑砖窑奴役奴工的黑幕，事件一经披露，立马引起早已麻木不仁的中国人高度关注，惊愕，牵挂，同情甚至义愤填鹰，悲情呼吁者不计其数。人们不仅接受一场难以忘怀受益无穷的有关人性，良知，道德方面的教育，而且促使有关方面迅速着手处理黑砖窑，解救被困奴工，使处理和解决这件事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可见，民间社会力量介入道德领域，参与遏制和消除社会丑恶现象有多么重要，正是依靠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推动，孙志刚案，哈尔宾宝马案以及非典事件才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

许多民主国家不搞道德灌输而公民素质却比较高，原因就在于：民众随时可以自发地揭露和批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谴责政府及其领导人的不道德或贪渎行为，这样不仅使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不道德或贪渎行为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民众在这种社会道德批判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思想道德方面真实，具体而生动的教育，从而提高道德判断力和自身道德素质。然而在中国，政府主导道德仍然是主流，社会力量干预道德领域却是暂时的并受到许多限制，但即使如此，社会力量在对付某些不道德甚至丑恶现象的过程中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如果真正建立社会主导道德的模式，让社会力量在道德领域大显身手，那以上各种社会丑恶现象也许早就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建立社会主导型道德框架的过程中，伦理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既要向社会提供更多道德资源，用现代文明的普适价值观（如人权，自由，民主等）引导社会风尚，又要维护社会公正，勇于针砭时弊，敢于揭露和批判政府侵权和贪渎行为，替被剥夺话语权的弱势群体代言，成为伸张正义的社会良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坚持独立的立场，举止言行不受政府的操控，否则等于变相回到政府主导道德的轨道。道德框架的转型与政治变革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要实现道德转轨，就必须推动政治改革，而道德转型的逐步实现也能为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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