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中华民族第一大罪人?

2007-06-27 22:31 作者:吴祚来 ——秦国的大崛起害惨了中华各邦国

星期六星期天凤凰卫视大视野节目播出了凤凰大讲堂，这个系列准备播出四集，都是关于中国历代改革的内容，我看到的第一集是北大张传玺先生的“商鞅改革与中央集权制”。

张传玺先生讲得很好，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言简意赅在让听众了解了商鞅变法的历史背景与社会价值，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八十岁的老者，思路清晰，视野开阔，给人启迪。

但我对他的历史价值观却并不认同。

一、

有一种历史价值观却必须引起学界反思，就是不择手段的成功是不是值得赞许？大统一是不是价值？如果将不择手段的政治成功看成历史价值观中被认可的价值的话，如果将大一统看成一种普世价值的话，中央集权与专制也就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价值体系与制度，因为只有暴力与集权才可维持大一统，而大一统也必须依赖暴力、集权。

商鞅开启了一个血腥的非人性的、目的至上的政治先河，为了政治目标，不惜开展了以残酷的杀人头的竞技，杀一个敌人的头可得副科级待遇，杀五个敌人头可得正科级地位，如此类推。以前的级别待遇同时作废，你要获得身份地位，你去杀敌人的头就可以立即获得。

“废井田开阡陌”你开垦的土地也可以归你自己，你只要向国家交税就可以了。只有这一点具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将土地私有化了，人民开垦土地，播种土地，获取自己的利益，这对发展生产力保障社会供给具有巨大意义。

这里，我们不讨论田地私有化的意义，我们重点讨论以杀人方式奖赏社会地位的方式，与专制的社会基石。这一方式与后来秦朝建立的连坐制，基本上开启了中国人杀人获益、杀人有理，草荐人命的先河，而且是获得最高权力机关鼓励的，杀人头与国家利益有机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兵士或一个农民，半夜里从敌营里割取了两颗人头归来，交给自己上司，从而登记为获得爵位的人，那样的残忍却充满刺激与喜悦的情形。于是就有人割取一般老百姓的头来充敌人的头颅，也就有了相应的法律，如果发现有人割来的人头不是敌人的头颅，将治下何罪的律令。商鞅主张“帝道”“王道”“霸道”三“道”，就是没有“人道”。治国之策中的“霸道”，内蕴严厉的法家思想，正合孝公之意，两人“语数日不厌”。

在公元前359年开始的变法内容里，还有就是对后世遗患无穷的连坐制！这一残酷的制度在秦有着非人性的基础，就是，秦是与西戎混居，也有人说秦人就是西戎人，父子同室，人伦混乱，贵族身亡，以人殉葬，一人犯罪，诛及三族，商鞅变法开始的什伍连坐将所有人民都卷入到有罪的生活之中，将所有国民按十人、五人编组，如果五人中或十人中有一家犯罪，你不知道或不举报，你家同罪！

每家每户除了保证自己家不犯罪，还要每日提防着别人犯罪，更要提防着别人诬告你犯罪，国人每日心灵的煎熬与地狱无异。这种摧残国人道德良知的方式一直到反右文革我们还能充分看见，或者说还能在国人身上看到连坐制的影子。

中国非人道的政治方式自秦孝公与商鞅开始。

因为秦的巨大成功，使之成为成功的标范，所有的帝王都向秦看齐，要得天下，就是比谁更惨无人道，谁更能杀人，谁更能背信弃义、放弃传统。

我在这里有一个大胆猜测。

看看西部荒漠化，可能与秦国及秦朝废井田开阡陌有关，它鼓励国民大肆开垦，所有开发出来的土地都归自己所有，这样，国民就大肆滥伐，破坏山林，造成森林大面积被毁，自然生态被破坏，黄河流域上游被破坏，直接造成黄河泥沙俱下，抬高河床，十年九灾，经常决口，给中华民族造成无限的灾难。

二、

秦五大罪状：

其一田地私有，滥开阡陌，造成自然生态破坏，使中国西北部万劫不复。

其二以爵位奖励杀人，泯灭人性，是一种超限之战术，毁坏了人性，为战争而战争，为胜利而胜利，将权力与功利看成超越人性的东西，向国人倡导了反人性人道的价值观。奠定了中国政治非人性的基石。

其三连坐制使中国人从此彼此怀疑，人间从此无互信，别人是我的地狱，每天都可以遭到别人举报，或因他人犯罪而自己连坐被诛，生活没有心神安定，在惴惴甚至在恐怖中度日。

其四是一家独大，而且是通过非人性的越限战术的方式一家做大，破坏了列国间的政治平衡，使中华民族本可以获得邦联制的民主体制，没有机会，开启了中央集权大一统政治模式的先河。

东周灭亡之后，随着政治版图的扩大，随着经济文化的大发展，各国思想活跃，百家争鸣，人文鼎盛，技术发明也蔚然成风，如果各国都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当，中国的版图就会是多国共存，与欧洲版图大体一致，这样有利于政治的民主、经济的交流与文化的多元化，秦灭多国之后，焚书坑儒，将一切都统一在集权之羽翼之下，最终崩溃，留下一套流氓政治体制，供刘邦这样的更大的流氓们效仿传承。

其五是大一统破坏了多国文化多元价值观，以及中华多民族的文化多样性。秦统一之前，尽管前有春秋五霸相争雄，后有战国七雄相逐鹿，但邦国之间还是有着和平稳定的一面与一个时间段，正这这一时间段与和平空隙，使中华各邦国各民族思想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大繁荣景象。当时发达的文化有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还有巴蜀文化，中原地区的各国文化也是异常发达，如果各邦国能够形成共识，组成联军，共同应对西北部的蛮族入侵，中华文明会是另外一种状态，而秦统一之后，尽管在统一文字与度量衡道路方面有积极意义，但在扼杀思想文化与人性方面，令人发指，空前绝后，中华民族从此再无宁日。春秋与战国时期尽管没有统一度量衡与文字，并没有影响各国的经济文化正常交流，可见统一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并不值得过于夸耀。

落后的野蛮的单一的政治文明占领了礼性的、丰富的、发达的多元化文明，中华多民族多邦国的美好局面彻底结束了。中国进入一个只有政治专制文化的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集权，没有思想的中国开始统一在一个王朝之下。为了维护稳定与秩序，汉武帝之后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专制体系从家庭开始，使君臣父子体系建立起来，家国一体化，家庭家族内部的禁锢与国家权威的禁锢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只有自然灾害与外族入侵之时，这一体系才会暂时打破，但很快又会的丛林中的强者整合起来，重新形成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格局。

三、

中华早期文明没有确立神的主体性，使中华民族没有信仰，没有神的主体性，人们容易被政治强权奴役，看不到人生的希望，也没有期盼神对自己的拯救，而帝王们没有任何禁忌，为所欲为，不怕报应，不怕下地狱，在现世里打造自己的天堂。

中华中期文明没有确立人的主体性。西方文明是通过文艺复兴来确立人的主体性的，一切以人为本，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社会的目的，这样人就不会被外在的政治所左右，而是将人权力提升到其它权力之上。人不为神权、皇权、以及物质诱惑所役使，人性得到解放，这才是真正的人类的解放。

中华民族一直没有完成这样一次全身心的解放。

河流农业文明必然会与专制集权相联系吗？

专家们还有我们旧有的观念总是认为，农业经济依赖水利，没有集权就无法分配水利，两国或多国共有一条大河，必然引发战争，所以集权有利于农业经济的发展。

我们查一下春秋战国历史，看看有多少战争是因为水利而引发的？而秦对长江以南的征服，也是为了水利问题？如果这一逻辑成立，从中国发源的河流下游要么被中国统一，要么被下游国家统一，否则就会永远担心水利问题，中国西部就有这样的多条河流，为什么没有将下游国家都统一起来呢？

帝王发起的战争，都是一种征服欲望造成的，无关经济无关文化，完全是一种丛林中的征服欲，只有平天下了，才会有永久的荣誉感，征服感，天下一日不平，一日不舒服，一日不安全，我不平天下，天下必有人会来平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的信仰路径，中国人最终的人生与政治目标是治国与平定天下。天下有多大，自己的目标就会有多大。

看看夸父逐日，看看精了卫填海，看看愚公移山，就知道中国人有多大的意志力了，不对上帝负责，不对子孙负责，不对人性与和平负责，也不对自己负责，只要报仇，只要目标，一息尚存，苦斗不止。

总之，当年商鞅改革造成秦国的非人性无人道的崛起，是中华各民族各邦国的最大灾难，它的暴力统一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事件，使东方文明失去与西方竞争的思想与文化力量。

2007-3-11(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