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谈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编者按：程晓农先生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 任、副研究员。1989年起他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 主编。
5月26日下午，在美国纽约法拉盛举行了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新书发布会。本书主编之一的程晓农先生发表了演讲。程晓农先生1985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先后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1989年起他先后到德国经济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作访问学者，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本文根据程晓农先生的演讲整理而成。
非常感谢各位冒着初夏的暑热来到这里，首先让我对大家说一说为什么编《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这本书。我个人是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学术杂志《当代中国研究》的主编，这个杂志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家面向中国同时面向海外的为独立知识分子提供学术自由的一个论坛，这个杂志不仅在中国国内有大量的读者，同时在世界各国、包括美国也有大量的读者。美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各大学的图书馆全都订阅，包括法拉盛的皇后区图书馆也有这本杂志。美国国会有一个“美中关系执行委员会”，它的网站上列了若干个大学出版的跟中国有关的学术刊物，我们这个刊物也是它选的六个刊物之一。可以说这个杂志目前在中国国内和海外享有的声誉相当高，因此它在国内有相当多的作者。特别是很多国内的作者作了很深入的分析研究之后，由于国内没有学术自由，也没有言论自由，无法在国内发表，这个杂志就成了他们发表真知卓见的唯一论坛。他们很多人写的文章不是杂文，杂文可以在各种网站上贴，他们写的往往是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成果，具学术特点，所以他们希望在合格的、有分量的学术杂志上发表，因此往往把文章送到这个杂志来发表。
大约在六、七年以前，我们开始刊登一些国内作者分析和评价中国改革问题的文章，最早我们刊登了何清涟女士的几篇文章，后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向我们提供比较深入的分析中国改革的文章。在这里我提供一个简单的背景，住在美国的人往往会以为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比较权威，我不这么看。这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大家想的到的，那就是，美国的学者要想充分深入地了解中国国内的变化，特别是深入了解各种细节及其背后的含义，难度太大了，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讲，他们没有一条说中文的舌头，所以没有办法直接了解，得要通过别人的帮助，即便有一点中文能力，这个能力也不足以让他们对中国社会作细致精确的观察；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共对国内学者的学术自由的剥夺同时延伸到海外，他们对美国学者、西方学者有同样的限制。如果一个西方学者经常到中国去接触和研究一些中国政府不喜欢他们碰的问题，被中共认为是有损国家形象、有损党的形象的、或者可能触及到中共认为是疮疤的问题，凡是这样的学者，第一，他们在中国的座谈、交流、调查都会受到一系列限制，第二，当他们在西方发表了这一类的文章之后还想去中国，就会在签证等问题上受到刁难，于是就去不成了。中共用了这种手法以后，很多西方学者就只能顺应中共的限制，中共不喜欢他们做什么他们就不做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讲，很多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就和在国内顺应当局的学者的做法越来越接近，所以两者的看法也就越来越接近。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有一个论坛，有一些报纸和书籍、杂志，为那些能够讲真话、愿意讲真话、而且又具有学术分析能力的人提供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杂志实际上就发挥了这个功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对中国改革的重新认识，是中国国内的一部分具有前瞻眼光、具有敏锐的观察力的一些领先的学者们逐渐形成的一个共识。
我个人在八十年代直接参加了改革政策研究，当时我所在的中国改革政策研究所是赵紫阳建立的一个智囊团，我是该研究所的综合研究室主任。这个研究室主要从事与改革有关的政策研究，我本人经常代表研究所与赵紫阳和其他一些高层官员讨论经济政策。有过这样的个人经历和经验积累，我能比较清楚的体会到，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一些国内学者对中国改革的分析和判断为什么很有力度、有远见，常常在事情刚刚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提前三、四年预见到可能的结果。我们这个杂志从98年开始陆续刊登这样一些文章，到去年时已经刊登了很多。由于它是期刊，所以很少有人能够把它们攒在一起，虽然网站上有，但是国内的人要访问我们的网站需要用代理服务器，并不方便。还有很多人希望通过印刷的形式把这些文章集中在一起，不仅阅读方便，还有利于传播，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互相传阅。
我们选择何清涟的“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这篇文章的标题作为这本书的标题，这篇文章在中国国内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很多网站、个人博克都贴出来了。《中国改革的得与失》这本书是《当代中国研究》出版的系列丛书的第二本，第一本叫“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主要是对从1949年到80年代中国历史中一些长期被官方掩盖的真相的披露，这里面的很多文章都是国内的作者经过大量的研究而撰写的成果，涉及到若干重要问题。这本书两年前已经通过博大出版社出版了。
过去二、三十年来，在中国社会上通过当局的宣传出现了一种对改革的神化，似乎改革是天然合理的，好像什么事情放在这个旗帜下就是不可以碰的，不可以批评。似乎一提改革，什么都是对的。早在90年代末期就有人提出质疑，在《中国改革报》（国家体改委的一个机构编的一份报纸）上有一篇短评，说“改革不是筐，不能什么都往里装”。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在改革旗号下、塞在这个旗帜下、被这个旗帜掩盖的种种似是而非的政策措施，其实很多都是都是损害社会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老百姓利益的。而老百姓正是在改革神话已经深入民心二十几年、三十年的情况下，似乎对什么是改革、什么不是改革、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已经失去了判断力。所以很多人一听到（对改革的评价）就说，“哎呀，你怎么能批评改革呀”，似乎改革已经神圣到了不可以批评的程度。
那么，究竟对改革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是从改革一开始就被误导的。改革只是一种政策措施，一种措施该如何评价，不应该由决策者说了算，不能由政府说了算，也不应该由那些智囊说了算，它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客观的评价标准就是：这个改革的经济效果、社会政策究竟是怎麽样的。经济效果是说这个改革对经济的作用是什么；社会政策的含义是说，这个经济政策在设计和推动的时候，它是不是包含着社会正义、社会公正的考虑，还是政策设计一开始就偏向某一个集团，偏向某一个社会阶层，故意损害其他阶层的利益；若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样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不正义的，缺乏社会正当性的。
中国在八十年代推行的改革政策中，可以讲具有正当性的改革政策比例比较大；而从九十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政策挂着改革的旗号，越来越缺乏改革的正当性。具有改革正当性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少，一直到最近，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新三座大山”，指的是医疗、高等教育和住房。我记得国内有一首老百姓编的民谣，说的是“教改是把二老逼疯”，教改实际上就是高校大幅度提高收费标准，这样很多家长为了把子女送进大学去，就不得不把全部储蓄掏出来；“医改是让人提前送终”，因为现在医疗改革的结果是把医疗的社会保障功能取消了，变成大部分人看病全部要靠自费，而医院的收费大幅度提高，很多人一生的积蓄看不了一场病；“房改是把口袋掏空”，好不容易分来的一套公房，本来已经分给居民的房屋又实行“买断”，很多人为了买下现在居住的房子，把大部分储蓄都掏出来了。
其实，现在官员们仍然能够享受公房分配，或者用很低的价格住很高级的、面积很大的奢侈住宅，而普通的公务员、普通的工人、农民，就只能花高价买房子，所以对很多人来讲，住房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一家子怎么样辛苦一辈子，都不够钱买一套很小的住宅了。这个“新三座大山”的出现本身就反映了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存在的根本问题，就是改革的正当性被政府采取的改革措施破坏了，换句话讲，中国今天的改革越来越偏离民族的需要，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越来越偏离大部分民众的需要。那么它符合谁的需要呢？符合这个统治集团的一小撮人的需要。改革被统治集团劫持，成了他们剥夺民众的工具。
当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如何认识改革就成了一个帮助大家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个人认为，可以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八个字：认识改革，认识中国。因为在今天，改革神话在国内仍然存在，很多人还是觉得不能批评改革。其实，如果不能真正认识改革，实际上也无法真正认识中国为什么存在一系列问题。还有，在目前的状态下，中国可能向什么方向移动，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想，这一切都离不开认识改革。这本书其实就是帮助读者分析认识这些问题的。
中国在80年代推行的改革政策也就是赵紫阳时代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基本考虑到了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工人、农民、知识份子、幹部的利益他都兼顾到，在政策上取一个比较平衡的做法，就是没有哪一个利益群体在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受到过明显的伤害。90年代开始，这种平衡的秩序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政策借改革之名，行小集团利益之惠。如眼下中国坊间有「新叁座大山」之说——即医疗、高等教育和住房。也就是说这种改革给人带来的负面作用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
就说现行的医疗制度改革，使原有的社会保障功能消失了，医院收费大幅度提高，相当一部份人医药费得自负。医院成为一个冷漠的收银机而不再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危急病人因没钱而被医院拒之门外的事时有发生。前不久看到一则新闻说四川一老汉把食物中毒的孙子急送医院抢救，可医院说还缺200元，老汉哀求医院先抢救孩子不果，无奈只得放下孩子去筹钱，可回来时孩子已永远的闭上了双眼。这样的医院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是独此一家。医疗制度改革给人带来的是健康和心理上的安全还是政府把责任推给了社会？凭由医院把效益放在第一位，医德被弃置一边。
教改使各种名目的学校、高校、进修班、补习班猛增。联合办学成了许多大学创收的一个绝好途径。高考成绩几分之差意味著几万元插班生的额外付出。望子成龙，使很多家长心甘情愿地把子女送进各种大学去。殊不知有些「大学或学院」实乃苟合之所，先把学生招进来，收了钱再说，至於届时能否拿到真正的文凭，那要看运气如何。也就是说，曾许诺的毕业文凭到时候未必兑现。一年前，河南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发生学生抗议，4年来每年花一万人民币却无法拿到学院原先应允的郑州大学文凭，从而引发衝突事件。而且大学毕业生对就业的期望值因其投入高而上升，而中国的就业机会并未因高校的增加而呈上升之逝，就业洽谈会人满为患，挤破门槛，几千人竞争一个职位的并非奇闻。毕业等於失业也逐渐被人认同。也就是说，「教改」与学生和家长的期待有很大差距，「象牙塔」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与纯洁。
房改使职工好不容易分来的一套公房又实行所谓的「买断」，很多人为了买下现在居住的房子，不仅要把大部份储蓄都掏出来了，还得向银行贷款。但这「买断」的也就是50年的使用权。当然，这样的改革只针对普通百姓。官员们仍然能够享受公房分配，或者能够「买到」价廉物美的豪华住宅。一直自称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党政官员们自然也从中体味到此等「改革」的甜头了。
所以，针对上述的改革，老百姓编了个民谣称「医改让人提前送终，教改把二老逼疯，房改把口袋掏空」来形象逼真地反映此种改革给普通百姓带来的衝击。
那麽，到底改革好还是不改好？如何来认识这个改革就成了大家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个关键。我个人认为，只有认识什麽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才能认识今天的中国。因为在今天，改革神化在国内仍然存在，很多人还是觉得不能批评改革。实际上也无法真正认识中国为什麽存在一系列问题。还有，在目前的状态下，中国可能向什麽方向移动，会出现什麽样的结果，我想，这一切都离不开认识改革。这本书《中国改革的得与失》其实就是帮助读者分析认识这些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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