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春节都会听到“恭喜发财”的老调，在距今半个世纪之前，那时上海还未
易帜，过旧历年时这句老话就如同顺口溜，碰到亲朋不约而同脱口而出。中共建政
后什么都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土改时的贫下中农，气势何等逼人；地主富农则性命
难保，幸能存活者终身劳苦，还累及子女，所以在穷富颠倒许多情形下，当时还有
谁敢说“恭喜发财”呢？
我生不逢辰，如果共产党早来二十年，我也可以当上共青团团员，但四九年时
我已当上了老板，虽比地富好些，还被封上“工商界人士”的头衔，似可苟安一时
；可是我的感觉已经大不相同了。
这个世界好像是毛泽东“创造”的，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语言、文词也得从
头学起。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大喇叭里传来的恶狠狠的女高音，高叫要“清一清
，算一算”伴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尖锐的歌声，马路上人头拥挤
，大家在等着看前一夜的突袭狠抓反革命抓的是谁。
“来了来了……”大客车上满载着反绑的人，一辆一辆地开过去，整整一夜，
天也不知抓了多少人？这大概是前一夜逮到的最后一批了。我想这就是所谓的“清
一清”罢；至于“算一算”，也不知找谁算？怎么个算法？当时我的政治智商等于
零，我想我只是一个小本经营的小商人，从来不过问政治，也不敢犯法，只求在共
产党的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之前抗日胜利，我从重庆到上
海，听到没有离开的同业们说，他们在日本人统治下照样可以做生意；所以我想共
产党是中国同胞，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我只要不反对他们，这“算一算”总不会
算到我头上来吧。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在大陆留下很多物资。美国各牌汽车多需要修理，我们做
的刚巧是汽车材料生意，开始同三野（第三野战军）交易。此时我们心里总是战战
兢兢，不敢多赚他们的钱，老老实实只求过太平日子。共产党警告干部说上海是个
大染缸，要当心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现在我们正和他们接触，万一哪位干部
出了什么毛病，罪就在我身上了，因之我们也特别提高警觉接待这些客户，绝不请
客送礼。到他们办事处去连系工作时，看到干部们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住在国民党
高官留下的高级公寓，使用的家俱竟是长板凳和像课桌一样的三屉写字台。他们赤
脚困地板，怎不令人肃然起敬？由于他们缴获的美国汽车都要修理，我们的生意也
做得火红，这光景持续到一九五二年“三反五反”运动为止。
三反是针对共产党的干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可说是五反的前
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干部在外采购，有否接受资本家的接待、送礼，或者拿过
回扣，这笔账往后在五反时是要和资本家算的。每个单位都搞得轰轰烈烈，这就难
为了奉派在外的干部们了，因为他们就是三反的主要对象。在群众激烈的斗争中，
怎么也说不清，声称没有受贿就是抵赖，今天不交代还有明天等着；白天不交代还
有黑夜要熬。这样子搞，没有的也只好说有；有了还不够，还要加码，否则休想过
关。这种硬逼出来的口供，就被当作日后五反时对商家老板清算行贿罪的铁证。
三反的浪潮将过，五反正待开场。此时和我店里交易过的单位，已迫不及待派
干部从各地来上海，拿出他们从三反中掌握的“铁证”，陆续上门找我们算账。我
们店里的三个老板都成了他们的靶子，每天一早，店里的电话响不断，都是“快叫
店负责人来我处交代问题”的，我们三个人只好分头准时赶去受审。
我们交代行贿多少钱，还得与他们掌握的材料相符才行，这可难了，只好硬着
头皮听斗吧。这段时间店里还会有电话来找，职工回话说∶“老板都出去交代问题
了。”但对方不饶，一定要问清楚所去单位的电话号码，然后去电连系，所以我们
去了一个单位，罪还没有受够，不停地有电话来叫……。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从早
到夜，马不停蹄地奔走于过去的各客户之间。试问我们的口供，怎么可能和对方核
实？对方是私设公堂的法官，我们是拒不交代的囚犯啊！那日子真令人精神崩溃。
我们就这样在私设公堂中受审多日，每天一早就到店等候电话前去受罪，有一
天我们等到上午十时多，一通电话也没来，心想今天怎么会如此太平？突然一帮子
人出现在店里，为首者自称是五反工作队队长，今天是到店中检查。他讲过了例行
的五反政策之后，接下来就要我们三个老板去交代问题，于是我们就被押走了。
工作队来人很多，也不知究竟有多少。我们随后走到淮海路某食店二楼，这是
一家三开间门面的店铺，他们把我们三人隔离，各踞一间，阳台的落地门都用粗铅
丝绑紧，每房有四位干部同住，日夜监视，上卫生间时也跟着，以防我们自杀。
这种青天霹雳般的折磨，谁能吃得消？甚至有些人在三反这股大浪即将临头，
但又绝对不愿暴露个人隐私下，感到不如一死了之。从这运动开始，不知已死了多
少人？我自顾不暇，根本没心思去打听，但我亲眼目睹的，就有与我店联号的汽车
材料行的两位老板。我的店也有该行的投资，他们深夜留在店里，以山奈（氰化钾
）溶在茶杯中相互碰杯自杀，二人当时立即致命，看来极其痛苦，濒死时的挣扎，
连紧扣在脚上的皮鞋也踢落到墙角。
当时刚好有两具棺木由棺木店雇人抬到殡仪馆，抬手累了，在半途放下休息，
竟巧合地歇在他们自杀的店门前。自杀者中的一位，在死前一日还到我家来过，我
听他讲话很消极，还劝过他∶“我们只有逆来顺受，至多把我们的财产全部交出，
看来还不致会杀头……”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对他竟难起作用，想不到隔天就服毒
而去了。
五反是专门对付工商界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
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我们在被关之前，也曾讨论过该如何应付？当年的政策
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们当然走坦白之路，对五反自问∶第一、我们对来
店的干部，一贯战战兢兢，连一枝烟也不敢敬他们，怎敢向他们行贿？第二、我店
经销都有发票可查，平时税务局管得极严，从未有偷税漏税的前科，我们的账目非
常清楚，可向税务局专管同志去了解。第三、怎样算盗窃国家资财？我的店从未盗
卖过国家一草一木，如果说有赚钱没亏本就是盗窃的话，我们把盈利全部捐出来好
了；第四、反偷工减料，我的店从未制造或修理东西，只是贩卖而已，也从没以次
级品充好货给买主；第五、至于经济情报，我的店根本搭不上界。这些是我们真实
的想法，五反工作队怎么搞，我们就照这样去坦白，还能如何？
第二天一早，队长到我房间，先问我∶“你是常州人吗？”又说∶“我们常州
有句俗话，“人怕出名猪怕壮”，你知道吗？”我说∶“知道知道。”然后他又不
嫌烦地交代了五反的政策。最后总结说∶“你的店五毒俱全，彻底坦白还可以从宽
处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他讲得义正辞严，威仪吓人。但我想到旧社会黑道
掳人勒赎，苦主为了保全性命，只好火速筹款赎人，听到绑票案的人都会说∶“人
怕出名猪怕壮”，想不到这句话竟会用到我身上来了。
什么五反？只不过是向工商户伸手要钱，否则叫我们好看罢了！我心里已作好
准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大不了把我所有的都给他们，所以我日夜思考过关。
几天来工作队看我交代比较具体，就开始对付我。
我的店倒有一件真正违法的事情。我们经营的货物，都是从国外来的，进货款
都要外汇。广州地下钱庄专门与进口商套外汇，我们汇人民币给他，就可以在香港
拿外汇，然后办货内运，这原是习惯做法，因当年共产党亟需美国的汽车材料，现
在车修得差不多了，又反过来算这笔外汇账。可是广州那家钱庄的所有客户往来账
本又已全部落在工作队手里，他们用这一点威胁我说∶“就凭你私套外汇的罪，立
即可以判你死刑。今天搞五反，是给你一个从宽处理的大好机会。老实对你说，我
们已具体掌握你的材料，你不坦白也可判刑。”
此时我只好说∶“一定坦白。”他们说什么，我全认，行贿、偷税、漏税都按
他们掌握的材料办；至于盗窃国家资料，我正在和他们讨价还价，我说至多不过二
、三万元，话还没说完，就马上遭到斥责。我想再加些吧，如果总数在十万元之内
，还可以勉强应付，若要再加码，那就不堪设想了。
我陆续往上加，但坚持不超出十万元。队长冒火了，指责说∶“说了半天还是
鸡毛蒜皮，差得太远太远……”队长所以如此说，自是按五反对我店的要求而来
，同时也听了店中职工的检举揭发。当时老板既无解雇职工之权，职工对老板的态
度也大大的改变。但工会指示什么，他们就去做什么，比过去对老板还巴结。这次
他们奉命对老板检举揭发，各人都有一套本账。谁对老板财产检举得少，谁在五反
运动中立功就最高，所以尽管胡说乱道。因此我所坚持的十万元之内，与他们所说
的数字比较起来竟是鸡毛蒜皮。既然如此，我们总归是完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来搜
刮工商界吗？我越想越不对头，坚持了几天，谩骂、威吓、疲劳、审问，终于使我
垮了下来，反正是完蛋，完就完罢！
我被逼得无路可走，这时说老实话，根本已行不通；出于过关免死心切，只好
鼓足勇气，自动加码十万，不行就再加二十万，这样加上去直到一百六十万，队长
才认可了，却要我说明这一百六十万的来龙去脉，我只好再来一个弥天撒谎，胡编
乱凑，好不容易才写出来了。其实这一百六十万的天文数字，早已超过了我店里那
些年的营业总额，更超过了实有资产；即使把三个老板的私产都加进去，也还差得
远，根本不用辩论就可以看出这数字的虚假。
工作队通知我隔天就可以回家，翌日上午，我们三人获释，另外二人还不知道
怎突然会被释放？我说∶“这笔大生意，队长和你们都谈不成，逼到我头上来了。
我们谁也受不了这样无限期地关在这里日夜批斗，只有求释放才是唯一的生路，我
再三思考，只好胡说以迎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大家可以活着回去。”但他们一听一
百六十万的数目时，惊叫说∶“这怎么了得！”我说∶“眼前我们过关保命要紧，
也只好作茧自缚，总比关在这儿挨斗、等死强些。”于是三人匆匆分手，但其中一
位被关了三周之后，已被斗得七颠八倒，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我把他送
回去的。
第二天队长率些干部找上店里开职工大会。开会前队长首先宣告我可以坐下来
，另两位站着被斗。原来因为我算是坦白过的，故而有此区别对待。此会主要宣布
本店老板已经“彻底坦白”，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
半违法户”，作为从宽处理。（如果是第一档，就要送法院去坐牢）此后队长和我
谈话，就换了一副面孔，以同志般的态度，要我留在工作队参加五反，主要是在下
一波的五反中去现身说法，戴罪立功，因之我才稍稍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工作队人员是由机关部队的干部凑成，副队长是当地公安局派来的。五反开始
是先搞典型户，来我店共有五十位干部，由队长带头，搞好我店之后，这五十位干
部都当上了队长。我参加了上海市十六万工商户的全面五反，分别在几处开大会说
明五反政策，并上台现身说法。主要是讲“五反的坦白从宽，已在我店落实；即使
罪行再大，只要坦白交代，就可以和我一样从宽处理……”一时间我这个谎话连天
的人，竟成为面临五反难关的工商户羡慕的对象，屡屡上了报。
在我店近邻有一家商行，专营进出口轴承，也是三个老板，他们被隔离交代，
最后只有其中一位写了坦白书，我看到那个人情绪特别低落，当他们交代可以通过
的那天，我趁监视他的人不在的片刻，进去对他说∶“你们的问题已交代好，明天
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在我离开他约二小时以后，他趁看守他的值班干部一时松
懈，竟由二楼窗上跳了下去，一命呜呼。
其实当时政策上并没有逼工商界人士去死，一时还留着我们这些人“生蛋”。
可是很多人实在受不了凶残的斗争，所以在运动中宁可走上绝路。当时报纸重点报
导工商界的罪行，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头送到抗美援朝前线去的都是腐坏的食品，
这是奸商图利陷害志愿军的滔天大罪，言之凿凿，闻者发指；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
同的想法。梅林罐头享誉国际，老板怎会把坏食品装罐头去自毁长城？而且厂里有
工会，工人监督生产，怎么会出这伤害志愿军的怪事？大概前方需求多，生意做大
了，五反中很有油水可榨，所以先送他一项重罪，要他自动自觉把钱拿出来。
此时五反运动搞得热火朝天，身陷在五反中的老板们，所闻、所见、所遭遇到
的事，都令人胆战心惊。想想与其蒙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不如早走一步，免得被斗
得痛苦，所以跳楼、服毒、上吊成了常见之事，但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仍天天鼓吹
资本家们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罪行。
倒是小道新闻常传闻又有人自杀的消息，人们听了也习以为常，人死多了好像
也不算一回事，南京路上的冠生园，原是几十年的老店，上海市民多在那里吃过饭
。老板冼冠生在上海也小有名气，平日克勤克俭，孜孜于自己手创的企业。抗日战
争时期他曾放弃上海的生意，跟随政府内迁，当年到过重庆、昆明的上海人，看到
冠生园如遇故人。这位先生也是一位爱国而有骨气的人，五反运动逼上门来，他竟
从该店楼上跳下，毙命在南京路上。该处是闹市，过往的人也多，这件小道消息一
下子就传开了。随着时日的迁移，五反全胜收兵，从死亡边缘逃过一劫的资本家们
，又回到了自己的厂店。经过这次教训，我们发誓再也不做生意了。“再做就是孙
子王八蛋！”打算消极地对付未来的岁月。可是当时百废待举，还亟需进口物资，
尤其是美封锁禁运的东西（美国汽车材料当然在内）。此时五反对我店的处理通知
也来了，计行贿罚款…亿元、补税及罚款…亿元、盗窃国家资财…亿元、总计是廿
八亿元，（币制未改前的“亿”，即改革后的“万”，廿八亿即廿八万）。并说明
这是经过核实后的“宽大处理”。我们吓呆了，这个天文数字压下来，教人怎么生
活下去？想想我反正不干了，债多不愁，听便罢！
单就上海市来说，五反退补也是当局的一笔巨额收入，必须慎重处理，于是把
其中大户拣出七十四户，我店也名列其中，由市政府在市府大礼堂召开七十四户大
会。我们接到奉召彷如惊弓之鸟，抱着战战兢兢的心情去报到，由潘汉年副市长主
讲。想不到对我们这批“待罪之身”态度非常和蔼，讲完充满人情。他温文尔雅，
不失书生本色，尤其表现出很体贴资本家经过五反之后内心的创痛。我还记得他当
场吟出“马后桃花马前雪，那得令人不回首？”的诗句，对我们抚慰有加，鼓励大
家重振精神去经营事业，政府一定会多方照顾。
他尽量避免说五反退补的话，着实为大家打气。所以我们在日后一段时期中，
能买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用来购进急需的美国汽车材料。为了缴付巨额的五反退
补，我们不得不从消极，当上自己发誓的“孙子王八蛋”。税务员每天来店坐索，
有钱就拿走，这样持续了二年多之后，好不容易把这笔巨债还清，而店已空空如也
了。
五反前来我店购货的干部，至今从来也没见过，大概都因三反中有问题被调离
了原单位。但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前曾在我店一次买过十万元货物的干部
（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是道地的北方人），来沪顺便来我店看看，他说早已不搞采
购了。我还记得他说过的话∶“他妈的！三反时冤枉我拿了你店一万元回扣，我被
斗得死去活来。被逼承认后才得过关，不但自己当上了贪污犯，也连累你们犯了行
贿罪……。”没错，在我们五反行贿罚款当中，确有这一万元在内，但事已如此又
有什么好说的！五反运动已成了历史。今日看来，它只是毛泽东时代各种运动的初
级阶段。毛泽东带领中国大陆走社会主义道路廿七年，运动不断，死了几千万人，
搞得民穷财尽，下一代却都来个突变，让自己的子弟们先富起来。于是原来的首长
们摇身一变，当上了……公司的董事长、总监什么的，他们当官几十年，从来不懂
得商情，假公济私倒是天生内行。这样上行下效，各地都又“恭喜发财”起来了。
革命革了半个世纪，又走回头路，新生的资本家都发了横财，有些人愤慨叹息
说∶“如果毛泽东还魂再搞五反，已远远跟不上时代啦！今日时兴贪渎，捞财花样
百出，至少要加倍来安个十反才行。”看倌以为对吗？
（转载自2000年8月3日联合报上下古今专栏，本刊有增删,黄花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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