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耶鲁大学,名人堂,悬挂着一幅中国人的肖像。中华世纪坛,名人廊,镌刻着这个与世长存的名字。 容闳,中国留学第一人。
1839年的一个深秋,11岁的容闳跟着姐姐在田里干活。姐姐和村里人闲聊说起容闳在澳门读洋文。人们很好奇,都怂恿容闳讲“红毛话”听听。他还没有试过在水田里背书的。在姐姐的鼓励下,他站在没胫的稻田里,放声朗诵:“A、B、C、D……”
容闳的家乡在今广东省珠海市的南屏镇,和澳门仅一水之隔。1835年,七岁的容闳,被父母送到了澳门一家由普鲁士人郭士立夫人(MrsGutzlaff)办的学校念书。父母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改变贫穷的命运。不幸的是鸦片战争爆发前夕澳门学校停办,容闳回到村里卖糖果、拾稻穗,又到澳门当小工,挣钱养家。
幸运的是,1843年,容闳曾经就读的澳门学校迁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他又被学校“找”到,继续自己的新式教育。而他所有的学习费用都是由基督教传道会的慈善基金资助的。
1847年,18岁的容闳和另外两位少年跟随布朗老师到了美国,接受高中和大学教育。,这是一次纯粹为改变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异国求学之旅。
1849年,容闳从孟松学校高中毕业,他面临着选择——要么接受基督教慈善会的资助承诺毕业后担任传教士,要么放弃资助按照自己的愿望考耶鲁大学。谁也没有强求像容闳这样一个身单影只的孤鸿志存高远,却无人能够阻止容闳以鸿鹄之志报效祖国,即使背离资助他读书的慈善基金会的愿望也在所不惜。在布朗老师的宽容和支持下,这年夏天他考入了耶鲁大学。
“容闳终于闯过来了,”容闳的一位好友回忆,“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但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在耶鲁大学,容闳穿的是萨凡那妇女会寄来的鞋袜,学费来自萨凡那妇女会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资助;他自己还在学生宿舍承担食品采买工作,同时为校兄弟会的小图书馆当管理员,获得些微收入,以维持日用。他甚至节省下30美金,托人辗转带回中国,带给母亲。
容闳开始在报纸上用笔名发表文章。有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哈特福德市的一位著名的学者找到这位中国学生,打听作者是谁。“容闳低下头来,”他的描好友描述容闳当时的情景,“他羞涩如处女,手足无所措,承认他就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他始终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国内的腐败情形常使他怏怏不乐。容闳甚至怀疑这种忧郁与自己接受的教育有关。正因为常常思索自己祖国的苦难命运和出路,在大学的时候,容闳成熟的思想就远远超出他的同龄学子,也让他的朋友们感到欣慰和振奋。毕业前夕,他为自己题下了这样的座右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告诫自己“有志者,事竟成”。
1854年,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他是引人注目的,更是耶鲁的骄傲。此时的他已经拥有美国国籍,但他没有选择留在美国,依然归国。他带回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梦,一个“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的强国梦。
1870年10月10日,曾国藩第一次上奏博选聪颖子弟出洋肄业之事。同年冬天,曾国藩召见容闳去南京商议有关出洋学艺的各项细节。容闳在自传中这样写道:“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欢乐的极好消息,中国教育工程至此成为一个真真切切的历史事实,这在中国编年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第二年8月18日,曾国藩和李鸿章联名专奏《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并拟定十二条留学章程。正如奏折所言,幼童出洋学艺“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
容闳被清政府任命为幼童赴美留学肄业局的副委员,开始着手负责所有幼童赴美后的具体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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