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大陆药品巨大差价黑幕

近日，在山东某药品批发企业工作了6年的医药代表刘先生向本报出示了一份“药品批发企业供货底价和医院平均售出价格”单，显示了一家大型药品批发企业给北京等地医院的供货价格，揭开了医药销售链上的内幕。记者与该供货单上的药厂及医院取得了联系，调查核实了其中9种药品的供销价格，其中一种药的供销价竟相差47.5倍！

将药价虚高的外衣层层剥去，是谁在掏老百姓的腰包？药品进医院需经过层层环剥，并且对于高价药，医院的利润将更高。记者从这份供货单上看到，从供货价到零售价，波动幅度最小的也有近10倍，最大幅度可达49倍。如品名为“首康仙泰”的注射用胸腺五肽，供货价是4 元，而医院的平均零售价高达196元。

刘先生透露，供货单上的供货价已包含了医药批发企业自己的利润，一般来说这部分利润在15%左右。药品经过层层加价，层层瓜分“促销费用”，所有费用都算在患者头上，药品最终到达患者手中时，价格变为出厂价的数倍。而患者买药需跨越生产商等数道关卡。

记者以买药为由分别与供货单上的河南、河北、大连、北京等地的药批取得联系，并且以患者身份与湖北、北京的医院取得联系，对刘先生提供的某药品批发企业的供货价和销售价进行调查，发现这些药批和医院报给记者的同规格的同类药价，与刘先生提供的供货单上的价格基本相符。其中，记者从黑龙江省盛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首康仙泰”注射用胸腺五肽，供货价为4元，而北京天坛医院对该药的零售价为190多元，按190元计算，供销价相差47.5倍。

国药集团代理商告诉记者，注射用阿奇霉素从药批拿药最低价为1.3元。随后，记者到北京京仁医院以患者身份了解到，该医院注射用阿奇霉素售价 27.1元，供销价相差了20倍，与刘先生提供的药价表相符。记者从大连中信药业有限公司了解到，注射用头孢匹胺钠供货价只需7.5元（1g×1支），带发票是8元，比刘先生提供的价格表低0.2元。而在北京京仁医院，该药的价格为129元，与刘先生提供的价格单相符。

另外，记者从苏州万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注射用头孢米诺钠供货价为8.5元（1g×1支），比刘先生提供的价格高出0.3元。北京健宫医院所售的“庆诺”注射用头孢米诺钠（1g×1支）93.1元，这个价格比刘先生提供的价格低14.5元。记者还了解到，“首康仙泰”注射用胸腺五肽的供货价是4元，和刘先生提供的价格一致，而北京天坛医院药房的工作人员则告诉记者，注射用胸腺五肽190多元。如按190元的价格计算，这个零售价比刘先生提供的价格低6元。

另外，名为“巴替”的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供货价为4.3元，比刘先生提供的价格高0.1元，而武汉南威医院所售的“巴替”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45元，比刘先生提供的医院药价低6元。“奎泰”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药批的批发价是3.5元，与刘先生提供的价格一致，而湖北第一人民医院所售的“奎泰”加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49元，比刘先生提供的价格低2元。吉林罗邦产的抗骨增生片供货价3.5元，北京光明骨科医院所售的抗骨增生片30.2元，比刘先生提供的价格低5.8元。

另外北京一位药品批发商告诉记者，注射用头孢匹胺钠供货价5元（0.5g×1支），带发票是5.5元，他同时告诉记者，这个药在北京各大医院的中标价是50元，而刘先生给记者提供的该药的医院零售价是76元。注射用头孢米诺钠卖4.5元（0.5g×1支），刘先生提供的价格是6元，另外在医院的中标价是85元，刘先生给记者提供的该药的医院零售价是95.2元。

刘先生透露说：“注射用头孢匹胺钠（1 g×1支）8元就已产生了利润，但为给医院回扣以打通各环节，医药企业将其卖到89元，价格翻了十几倍，尽管药价较高，但大部分医药企业利润并不高。”原因何在？据国家发改委2005年的统计显示，全国医院药品平均进销差率超过42%，国家规定医院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加价15%卖给患者。而目前，医院实际加价已是国家规定的近3倍。

药品收入占医院整体收入的40%以上，医院很大程度上是靠卖药利润来运转的。在集中招标采购中高价药中标，以药养医机制是主因。原国家药监局办公室副司级巡视员骆诗文告诉记者，2005年他退休后，走访了多个省市，调查医院药品招标采购价与市场价间的差距，他发现进医院的药价普遍高于走市场的药价。药品在增值过程中，医院环节占50%以上。

据介绍，80%以上的药品是通过医院卖出的，不到20%的药品是通过药店等其他渠道卖出的。所以，药厂十分重视高价药中标进医院；而对于医院，中标药品按加价15%的比例销售，10元的药品医院可获利1.5元， 100元的药品医院可获利15元。越是高价药，医院获利就越多，这也正是医院更愿意进高价药的原因。

从药品进价到医院中标价，差价哪儿去了？刘先生说，药品价格虚高部分被医生回扣、招投标公关费提成等中间环节“吃”掉了。药厂卖给药店的药品，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各环节利润不断受挤压，所以药品出厂时批发价会很低，医药批发公司一般会加几个百分点的利润后再批发给药店。

“供给医院就不同了，除了正常的营销网络外，从进入医院再到患者手里，经过的环节有药事管委会主任、科室主任、临床医生、药剂科主任、采购员，以及财务室、库管等多道关卡，哪一个环节照顾不到都容易出问题。所以厂家必须预留出足够的‘促销费用’。”刘先生解释说，这些花费主要来自药品的虚价。如果药品是经过医药企业售给医院，药品多是经过“技术处理”后，交由医药代表支配“做医院的工作”。

而真正装进药品批发商口袋的钱很少来自这个差额。在河南某药企供职的朱先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据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介绍，美国只有十几家药厂，进入门槛很高。而我国有6000多家药厂，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问题，多靠高成本、高价格、高回扣等不正常的营销手段生存；多数国家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20%-30%，而我国占52%。而且，我国同一药品不同厂家的报价相差数倍，可见，的确存在药价虚高的问题。

胡星斗表示，解决以上问题，一方面是降价，另一方面是加大政府的卫生投入、加快药监体制改革、实行医药分离，最重要的是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即重新确定几百种国家基本药物，以满足80%以上临床用药要求，并实行定点生产、统一低价、集中采购、直接配送，规定国有医院、社区卫生院、乡镇卫生院在多数情况下必须使用国家基本药品。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王俊建议，在医疗市场引入中介，中介可代表患者选择医疗机构，直接和医院谈判，从而降低药品等医疗成本，解决因医患信息不对称、医生受利益驱使给患者带来的高额药品费用。目前医疗市场法制不健全，政府监管不到位，处罚力度太小。王俊建议，对医药贿赂链条上的受贿者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其犯错的成本，比如一旦犯错吊销其执业资格或行医执照。一方面可抑制受贿者，另一方面行贿者也可受到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