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被误导最深的几个问题

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吗?

古人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说的就是,畅所欲言,对人有利。同样,公民议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利于国家。中国古人鉴定明君,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样板;鉴定忠臣,则有 “武死战,文死谏”的标准。一个“听”字,一个“谏”字,都体现言论的珍贵,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

历代独裁者为一己之私,才奉行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还有一个成语:杀人灭口。换一个说法:灭口,是为了杀人。要么是肉体上的屠杀,要么是精神上的谋杀。所有阻碍言论、封锁新闻的独裁者,奉行的,都是杀人政治。杀人政治,使这个国家沦为危险之邦,绝无安全可言。

就杀人而言,凡共产党当政的政权,都创下该国历史最高记录。其中,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居榜首,屠杀中国民众数千万!足可证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安全,也没有国家的安全。有的只是当权者的安全罢了。当然,当权者的这种安全也只是暂时的。当独裁者最终遭到历史审判和清算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为他们凶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头目,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都殷鉴不远。

言论自由,不仅保证了公民的说话权利,也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安全。

民主意味着动乱吗?

恰恰相反。大量统计显示,经济成功和长治久安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经济贫困和动乱不止的国家,大多是专制国家。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另一项统计显示:区域性冲突和世界大战,往往由专制国家挑起。可见,民主政治,不仅有利于本国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比较中国和印度,最能说明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中国保持一党专制体制。

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惨祸:印度没有出现诸如中国“大跃进”似的胡搞瞎闹;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国因经济崩溃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印度没有上演诸如中国“文革”大规模破坏文化文物、摧毁经济教育、彼此羞辱仇杀的丑剧;印度没有酿出诸如中国“六四”般的大屠杀;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众的群体灭绝……

这一切都是因为,印度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及其所有对权力构成监督与制衡的社会机制。事实证明,正是这类透明的社会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平衡利益,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人素质差吗?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在这个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期,无论在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善良,坚韧,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东方文化,傲于世界。以这样巨大的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中华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人民的素质 也不可能低于任何其他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执政,作恶多端,倒行逆施,每每与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文物、环境等,为之遭受毁灭性破坏,中国与文明世界差距急剧拉大。与此同时,因为中共蓄意贬低纲常伦理,践踏传统美德,导致中国人道德水准严重滑坡。由此造成“中国人素质差”的错觉。而每当国内外有民主改革的呼声,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就暗示: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稳定能够压倒一切吗?

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高度曝光,所有不良现象和社会矛盾得以公开化、表面化,仅仅从视觉上感受,似乎“很乱”。然而,恰恰是这种曝光,这种由媒体呈现的“乱象”,使民怨得以宣泄,民意各获归宿,冲突得以避免。社会因而具有高度稳定性。

中共宣扬“稳定压倒一切”。它声言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权稳定”。放眼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矛盾、冲突、与仇恨。贫富悬殊,仇富心态弥漫。更不用说,上访群众的冤屈,拆迁户的血泪,失地农民的愤怒,等等。人民抗争不断,烽烟四起。连中共当局自己的统计都显示:“群体性抗争事件”急剧上升,最近三年,就分别达到每年6万多起、7万多起、和8万多起。

中国人口多,就不适合搞民主吗?

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人口多而稠密的,如印度、日本、德国、韩国、印尼、巴西,等等。仅以印度和中国对比:印度人口10亿,中国人口13亿;印度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其人口稠密度远远大于中国。

印度人口众多而稠密,宗教流派林林总总,社会极为复杂,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多少矛盾与冲突都难以想像,也难以化解。虽然印度经济曾经发展稍慢,但社会相对和谐。正是在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上,今天的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前景不可估量。

二次大战前,严格说来,世界上以公开选举和新闻自由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国家,只有两个:美国和英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民主国家发展到102个,占全球国家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在这些民主国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事实证明,人口多寡,从未构成是否适合“搞民主”的标准。

中国人民负担有多重?

众所周知,教育昂贵,医疗昂贵,住房昂贵,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这“三座大山”之上,还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过“三座大山”的总和。那便是:中国人民被迫养活的中共庞大官僚集团。

当今中国官民比例,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
十多年前为1比40;
二十多年前为1比67。
目前的官民比例,比清末高出 35倍;比西汉高出306倍!

也就是说,被称为“封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 1个官。
谁是名副其实的“封建剥削社会”?一目了然。

官多如蚁,消费巨大。

每年,中共各级官员车马费就达到3000亿(超过中国教育和医疗经费总和);招待费就达到20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就达到2500亿。官多如牛毛,丑闻满天。跑官、买官、卖官,明码实价,司空见惯,使中共官场腐败成为“绝症”。

“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在这类口号下,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国”。上到中央,下到基层,所有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除了省长,还有省委书记;除了法院院长,还有院党委书记;除了厂长,还有厂党委书记;除了师长,还有政委;除了连长,还有指导员……至于团委、团委书记、团支书,等等,更是多如群虱。

“九评共产党”指出:共产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为害人类的邪教。

为什么中共官场腐败无可救药?

人人腐败,遍地贪官。这是当今中共官场特色。各省市或中基层官员的糜烂性腐败自不待言,根据中共审计局报告,所有49 个中央部委,“全都有问题”,足见中共官场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和高规格。所谓“反腐”,愈反愈腐。国内因此流行一个比方:让中共大小官员排队,如果朝他们每人开一枪,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开一枪,肯定有漏网的。

有人说,即便民主国家,也还存在腐败,没错,但数量极少,比例极低。通常而言,在监督完善的民主国家,官场腐败率在5%以下;而在中共一党把持下的中国,官场腐败率却在95%以上。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2004年发布报告,中国清廉指数仅为3.4分,与叙利亚并列世界第71名,属于重度腐败国家。

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和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都不约而同道:“共产党迟早会玩完,咱们得准备一条后路。”这类“大实话”,也恰当反映了中共贪官的深层心态,准确解释了他们飞蛾扑火般“将腐败进行到底”的行为心理。

中国人富起来了吗?

常常听说“中国人富了”。诸如:几个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尤其在东南亚,中国人出手阔绰,“把日本人都比了下去”;在世界各地赌场,中国人成了主要客源……

中共当局声称:中国贫困人口仅剩2900万;然而,国际社会却认定:中国贫困人口至少还有2.1亿。国际贫困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中国贫困标准:每人每天收入低于0.2美元。国际标准以消费支出测定,中国标准却以经济收入测定。以国际标准换算,中国贫困标准实为每人每天8美分。比国际标准相差 13倍!而且,中国贫困标准,二十多年不变,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真相。

农村人口依然高达7.5亿,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收入极低、负担极重。就在风景名胜黄山脚下,贫困户竟高达80%,每户家庭仅以5块钱就过一个年。农村子弟大批失学,并不时传出悲剧:考上大学前后,因交不起学费,或孩子卧轨,或母亲上吊,或父亲服毒。

进城打工的民工,工资微薄,且惨遭拖欠,无数民工为讨薪而走上绝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工人遭受最深重剥削,工资低,工时长,这恰恰是中国产品低廉的根本原因。拆迁户、上访群众等弱势群体被驱赶、被镇压的凄凉处境更是自不待言。

中共代表中国文化吗?

从中共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共就以反中国文化自居,且对此毫不掩饰。明确提出“砸烂孔家店”,同时从德国和俄国,引进西方糟粕“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愚化和驾驭中国人民。1949年,中共建政,中华文化从此惨遭厄难。

中共通过血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后,立即开动全部国家机器,有系统、有计划、有目的地,全方位地和最大程度地,破坏和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中共竭尽疯狂,破坏了绝大多数古迹,毁灭了绝大多数文物,焚烧了无数珍贵书籍典籍。其罪行,远远超过古代暴君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孔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庙,历经数千年战火,都不曾毁灭。也就是说,即便是旧时代的旧军阀们,也懂得敬畏圣灵。然而,就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在共产党上演的“文革”闹剧中,中共竟悍然砸毁了孔庙,等于砸毁了我们的祖宗牌位。中共践踏先贤、数典忘祖的倒行逆施,超过历史上任何暴君与军阀。

中共恶意贬低和诽谤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敬天畏神、重德行善、乐天知命、以民为本,等等。与此同时,中共建立了它自己的一套“党文化”,也就是暴力文化、谎言文化、欺骗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这一破一立,把中国人道德水准推落到历史最低点。

中国人站起来了吗?

看了“九评共产党”,就会发现,我们的很多概念都得重新审视。

中国人民首次站起来,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从那一天起,至少从形式上,中国废除了沿袭数千年的跪拜式,那种臣民对君王、百姓对官吏的跪拜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人民首次站了起来。

1949年,中共竟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从此,中国人民重新跪了下去。因为,随后,中共掀起“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接一波的极端政治运动,进而制造“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等惊天惨剧,大规模迫害和屠杀中国人民。至少从精神上而言,中国人民又被逼重新跪了下去。

不仅精神上跪了下去,形式上也没有例外。

中共处决“良心”犯,必强迫其下跪。如果不从,就打断其膝盖骨(林昭);为防高呼口号,甚至割断其喉咙(张志新);甚至用竹签穿连其下颚与舌头(李九 莲);甚至摘除其器官(钟海源);甚至活体摘除其器官(法轮功学员)。

中国人跪下去了。最鲜明的写照,莫过于发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世界主要媒体都刊登了一幅新闻照片:一批汕尾村民跪倒在一群荷枪实弹的中共武警脚下。

至为可悲的是,这些跪下去的村民,乞求的,竟不是“还我公道”或“惩办凶手”,而仅仅是乞求领回被中共武警枪杀的亲人尸首。足见中共专制的淫威,和部份中国民众深深的奴性。

中国共产党是卖国贼

说到“卖国贼”,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者,手上需有“国”。显然,卖国贼的角色,并非普通民众所能担当,只有那些掌握了一定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人,才有可能“胜任”。当权者卖国,形式五花八门,从低级到高级,应有尽有。

有人以官商勾结,低价变卖国营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为卖国;有人为了谋取回扣,向外商廉价批发国家土地,是为卖国;有人与奸商合谋,垄断国家矿产资源开发权,从中牟取暴利,是为卖国;有人为了一己之私,拒绝民主改革,导致监督无效,腐败泛滥,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听任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是为卖国。

半个多世纪前,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有人大搞武装割据,盘踞一方,消极抗日或假装抗日,甚至与日寇、汪伪、满伪集团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配合,遥相呼应,共同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更是铁板钉钉的卖国行径。

近代,俄国强占中国大片领土,中国历朝历代当权者都不予承认,当今当权者却以一个接一个的“友好条约”,签字予以承认,划定为“永久边界”;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然而,事后,当权者竟主动放弃对日索赔,非但如此,还肆意阻扰民间对日索赔;更有甚者,当权者打压“保钓”人士,使我国神圣领土钓鱼岛落入日本的“实际占有”和“有效控制”之下……

所有这些,都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当权者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结论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谁是最大的反华势力?

反华,即反中华、反中华民族、反中国人民。说到“反华势力”,确切而言,就是损害中国、损害中华民族、损害中国人民的势力。历史上,沙俄曾侵吞中国大片国土,称得上“反华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曾侵略中国,屠戮中国人民,称得上“反华势力”。这些,都是外贼。与此同时,还有内贼、家贼。

俗话道:家贼难防。实际上,家贼还难于识别。因为,家贼善于伪装,当他们干着损害、侮辱、屠杀中国人民的坏事的时候,却常常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喊着堂而皇之的口号。诸如“革命”、 “为人民服务”、“为人类解放”,等等。

历史上,中华民族曾遭遇无数外寇与内奸、无数外贼和家贼,即“反华势力”。如果比较压迫、损害、侮辱中国人的程度,尤其屠杀中国人的数量,没有任何一种势力,堪与中国共产党相比。

数千万人被饿死,数千万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总计八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这种旷古未有的惨剧,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杰作”。即便把历史上所有反华势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共产党一家。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深重罪行、欠下的累累血债,铁证如山地,成为最大的反华势力。

诡诈的是,凡是批评和反对中共的,都被中共污为“反华势力”。实际上,中共口中的“反华势力”,不过是“反共势力”。外部的反共势力,不利于中共,却有利于中国人民,实为“亲华势力”;内部的反共势力,反对中共独裁,捍卫民众权利,实为“爱国势力”。

况且,大量内幕被中共宣传机器严密遮盖。如果全面曝光,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极不稳定。 遍地干柴,随时可能燃起烈火。

民主国家,人手一张选票,定期选举。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寻找自身利益代言人,官员被换来换去,看上去,政权很不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在专制国家,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当权者乾坤独断,把持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权稳定,但社会极不稳定。

政权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比如,它压不倒因官场腐败而酝酿的民怨;它压不倒因极权迫害而引发的民愤;它压不倒因渴望自由而汇集的民心。一句话,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中国人口多,是难以发展的理由吗?

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经济发展;人口少,反而可能限制经济发展。比如,当年的西德与东德(人口:前者为后者3.5倍),如今的南韩与北韩(人口:前者为后者2.5倍),经济差距悬殊,不仅在于西德和南韩的制度优越,也在于他们的人口优势。美国与加拿大(人口:前者为后者 10倍),香港与澳门(人口:前者为后者15倍)等,在同等的环境条件下,反而都因人口多寡,形成经济强弱的对比。世界经济的前三甲,都不是人口稀少之国:美国人口密度适中,日本和德国则均属人口稠密(稠密度超过中国)。

在中国,东部比较发达,西部相对落后,形成东西部差距,其实也源于人口的差距。东部人口多而稠密,西部人口少而稀薄(四川省例外,故为西部最发达的身份)。西藏人口极少和极稀薄,也是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所有这些,都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于经济发展。以人口多作为“难以发展”和“慢慢来”的理由,是无能的或腐败的当权者推卸责任的藉口。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本文留言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