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中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急于弥补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三十年的罪孽,企图挽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带领中共,从政治“大跃进”一步跨入经济“大跃进”,从政治狂热一步滑向经济狂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全民皆商,金钱至上。为了提前尝一口“现代化”的洋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橱窗”,搞“西洋镜”,集内外巨资搞了一个深圳“特区”,犹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促成的“十里洋场”上海。

之后,中共更是牺牲农村,装扮城市。中共高层倾举国资源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对外“橱窗”,地方当局则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绩工 程”、“首长工程” 、“形象工程” 、“面子工程”。无数工程,自有捞不尽的油水。

大兴土木,大肆烧钱,的确制造了中国城市外观“日新月异”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因为在工程建设中,权钱交易,各方伸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层层吃水,制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桥跨路陷楼塌人亡,丑剧悲剧比比皆是。
官商黑勾结,急于牟利,动辄上演“鬼子进村”,实施强行拆迁、暴力拆迁,暴力征地。血腥满目,哀鸿遍野,激起天怒人怨。

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吗?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

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六四”屠杀,不仅葬送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最佳时机,即便在经济上,也直接带来至少三大后果:

其一,官场腐败空前加剧。“六四”时期,示威学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其二,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其三,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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