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读到《观察》上一条消息说，在华盛顿树立一座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的工程设计上，需要一幅图画代表反抗；全体与会者投票以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的经典镜头，那个只身挡坦克的英雄形象作为蓝图，而被否决的另一个图案是柏林墙的倒塌。投票者包括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代表，但没有中国的代表。我为这一消息感到激动，并为自己参加了这一运动感到自豪。但是，内心深处，我也有一些不安，因为在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的故乡，人们正在争论那场运动的价值、功过和是非。是国人不懂得运动的真实意义，还是国际社会对于运动有误解？
今年3月，我被邀请参加牛津大学举办的公民抗命研讨会，讨论各个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甘地的思想的影响、教训和意义。中国的讨论是在“被击败的公民抗命”题目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著名研究员古梅教授提交了比较研究的论文。我是主要的评论者；其他评论者还包括美国卡内基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人裴敏欣博士和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由于古梅教授写她的文章时与我有过充分的讨论，我同意她的全部观点。在发言中，我从另外的角度去讲述我的看法。感谢大会的安排，读了大会的文件和听了前几天的发言，我得以从另外的角度去回顾和理解1989年那场惊心动魄的运动；我知道了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我们中国人在1989年建造了一座人类政治史的丰碑；世界在表达对1989年的中国人的尊敬时并没有误解。
从公民抗命的角度看，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是人类和平改革政治体制的公民抗命运动的一个高峰。1989年运动参与人数之多、阶层动员之广和卷入政治军事领导层次之高，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在北京，和平的水准也是最好的。四次百万人游行，没有流血冲突。镇压前十天的北京，政府撤走了警察，整个城市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但是甚至没有犯罪。在5月19日，当中央军委调动数十万大军乘夜分十路突进北京时，仅仅三个小时就被北京市民全部堵在天安门广场之外。这也是世界政治史上的奇迹。在我回顾了1989年的过程后，所有与会者都认为，中国人做的是最好的；尽管我们被镇压了。
也许，看看别的国家的情况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样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同时兼有如此广泛的动员范围和非暴力水准。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军队阻隔在首都之外，如果军队不使用暴力。今天，许多人批评中国的学生和民运的错误应当对1989年的失败负责。但是那些问题在其他国家显然比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要严重得多。
会上，有人问南非的领导，当时策划那么多的流血事件，死了那么多的人，是不是合适？他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不能告诉世人，我们对于新的政治制度的渴望是认真的，不容置疑的和绝不妥协的；关键不是我们拒绝和平，而是对方选择了暴力镇压。我曾在下面谈到中国人在争论学生什么时候应当从广场撤出才算是理性时，他说，制宪会议的华盛顿是理性的，但是从没人问他，该在独立战争中的什么时候应当从丛林中撤出，向英军缴械。
会上，还有一个牛津大学的甘地的追随者和研究者，她多次到非洲和其他国家推动民主化运动。根据她的介绍，甘地发动非暴力反抗，有时就是行动策略，以期用和平者的血和代价，唤醒公众注意和暴露对手的弱点。我曾想与他讨论中国人的顾虑。但是，还没有机会碰到她，她就在一个会议上向一个教授置疑，中国人已经作的那样好了，他们还是没有成功；你怎么解释？教授说，不是策略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策略只是增加成功的可能。
其实，比较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与其他国家的运动，所有与会者都感到，中国人并不是缺少什么才失败的，而是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和领导核心，作了不同于其他国家领导人选择。1989年，邓小平的铁血意志绑架了整个执政党和国家机器，镇压了人民民主运动。其实，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在1989年以前也曾作过类似邓小平的选择，他们的运动也都失败了。
中国精英后来的思想变化是耐人寻味的。所有的指责的核心意思是，如果你真热爱非暴力原则，那就不仅要确保自己的手段是非暴力的，而且要确保整个运动的后果是非暴力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敌人因为你的非暴力手段，感到了尴尬甚至恼羞成怒地使用暴力，你都要为之负责。中国的精英由此开始把各种可能的迹象编制成一个蓄意谋划的卑劣操作；不是恼羞成怒的邓小平绑架了党和国家残酷地镇压运动，而是一小撮学生欺骗性地绑架了整个民族，逼得邓大人不得以出手，镇压了运动。
显然，这个世界不接受中国精英对于运动的这种指责。这里不仅有对事实的认知上的荒唐，还有对于人性不现实的道德期许和现实民主政治中无法接受的道义要求。自到美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发现，我与美国人在理解民主运动上的差距。他们对于民主运动的动机和操作的道义水准要求并不高；相反，对于政府或者执政者有很高的道义要求。即使他们知道政客会玩弄肮脏游戏，他们仍然固执地坚守对于执政者的近乎洁癖的要求。对于运动，他们理解和欣赏所有的人性人情的真诚流露。我一直是认真地要求自己在独立民间运动中的战略和手段的选择上要保持道义和智慧的尽可能的完美。但是，甚至美国的记者、律师和教授都对此不以为然。
去年五月，在我的论文答辩上，也是说，我在哥大最后与教授沟通的时刻，我的论文的一个指导教授，也是论文答辩的主持人白鼎彝先生，将最后的二十分钟，他该作出某些概括性总结的时间拿出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他特意解释，这不是论文答辩的内容。他的问题是：你是如何理解民主运动的。我的论文是关于中国大陆九十年代的新保守主义的各种反对民主化的理论和思潮的。他说，他觉得我同情这些思潮。我解释，这是一个老问题；过去也有国人这样误解我是新权威主义。我认为，他们的顾虑和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但是他们的结论我不接受，因为我的结论还是要民主的政体。他说，如果我接受那些对于民主运动的要求，其实就是反对民主的。我很奇怪，我知道中国民主运动的激进派是这样理解我的；但是，他们不了解现代政治理论关于国家的权力和权威的必要性。白鼎彝先生是著名的政治学者，知道这些；而且他是比较老派的学者。我的论文的另一个指导教授黎安友先生解释，军涛是民主主义者。但是，他提醒我，我的思考，在美国很容易被误解为反对民主的。我一直对这段对话耿耿于怀，但是没有机会澄清这里的误解。
就是在这个牛津讨论会上，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国家的民主运动的发起者对于中国1989年的赞美和介绍自己国家的运动的战略思考时，我突然意识到了分歧何在。其实，民主政体不是什么对于民众道德的考察，而是给老百姓受法律保障的机会和程序，让他们性情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利益甚至情绪；只要是真实的，就有权利和理由去表达；这是民主政体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是高于专制政体的道德理由。当你对于普通参与者的表达的方式和语气作太多的道德和格调的限制时，你事实上是剥夺大众参与的机会和权利。任何基于对普通人的人性作不切实际的要求的制度，都是不可取的，反民主的。当然，他们对于担任公职的人权还是有要求的。因此，他们反对对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及其手段作太高的道义期许。他们对此很警惕，任何不是基于普通人的正常反应的道德要求都可以服务于反对民主运动。
由此，我理解了华盛顿的投票结果和选择；不是别人误解了我们的运动，而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理解民主的真实意义和价值，对于运动作了不实际、反人性、从而是反民主的道德期许。
也就是那个时刻，我感到一种理直气壮的自豪心情，我们中国人，在1989年，树立了一座人类政治史上的丰碑；这是一个令全世界高度尊敬的丰碑；其失败结局并没有影响人们对于这座丰碑的宏伟壮观的确认。在牛津大学，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了近半个世纪的公民非暴力抗争运动的领袖们，再次测量和确证这一丰碑的创纪录的高度！
我是一直在考问自己的良知，当年我是否应当到美国来。只是在我对于民主和自己当年的实践的反思有重大收获时，我会感到一些安慰。毕竟，这里我没有荒度时光；我得到了非这里得不到的进步。同时，我为另外一些同胞感到遗憾；他们本来也可以有这份收获的。当他们面对误解和指责时，并没有仔细思考意义和是非，而是简单地接受了所有指责的道义前提，但是急于去寻找另外的替罪羊解脱自己。这样做，不仅使自己生活在一种极不真实的心境中受煎熬，而且亵渎了自己曾经以血汗甚至生命风险奠定的这座丰碑。他们没有逃离来自误解的指责的同时，又拒绝了应当属于丰碑创造者的荣誉。看来，创造历史的荣誉不会属于那些仅仅在伟大事件中做了贡献的人，荣誉属于那些在伟大事件的意义最迷茫的时刻还能够为其价值辩护并付出代价的人，因为这些人才有理解和献身那些历史事件的胸怀和境界；那些事件是因此获得伟大的意义的。
2007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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