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中国专制政治的独特基础
中国的国情、民情决定了：中国需要自由文化运动以促进平稳转型，中国需要自由文化以保障长治久安。
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既没有宗教传统，也没有宪政民主土壤的大国。中国历史上虽然有道教，也引入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是道教是一种不成熟的宗教，无能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的教派要么隶从于中国的世俗皇权，要么长期为中国主流社会所排斥，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国长期居于“国教”地位的是儒教，但是儒教没有超越俗世的终极追求、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避谈鬼神和来世前身，因此“儒教”根本不是宗教，儒教是一种追求人治的学说，又带有强烈的维护皇权专制等级秩序的色彩，因此长期以来为中国帝王当作正统思想，用以为御民之术，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儒家主流文化在中共毛泽东时代一度遭到剧烈的破坏，但并未造到根除，中共重点批判的是儒家的“仁”和“礼”，对儒家的家长制思想、愚忠思想、平均主义思想等专制糟粕并未多加破坏，文革后，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中共统治逐渐回归儒家专制模式，如今胡锦涛在内外交困之下，除企图左转之外，大行尊孔复古，竭力宣扬儒家专制糟粕思想，却暗中压制孟子的民本思想，现在中共疯狂镇压基督教、重树儒教，煽动文化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这实际上是在共产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全面破产之后，企图以儒家专制思想维持其苟延残喘。中共煽动文化民族主义的作为非常投合中华民族的面子文化和义和团式的虚妄心理，因而收效迅速而全面。所以，现在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全面回归儒家文化，而且回归到一种非常扭曲的儒家文化里。
由于中国传统的这些个特点，中国民众的起居言行，乃至细微的生活习惯都不自觉地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家长制观念，自觉不自觉在家里维持长幼尊卑秩序，把晚辈看做低一等级的人，没有人格平等的意识，没有尊重晚辈（特别是未成年晚辈）自由和权利习惯，更没有“人人生而自由”的意识。从家长制的观点出发，中国人惯于以“爱”的名义剥夺和限制子女的人权、甚至对子孙后辈进行体罚，这一方面固然有希望子女“成龙成凤”的愿望；另一方面却是一种阴暗心理在作祟：官本位根深蒂固、却又长期遭受专制统治的中国人，通过对子女的独断专行，以便在家中享受那种在社会上很难获得的专制独裁的权力快感。
受儒家的影响，中国人有普遍具有夸张的“孝”的观念，中国人既容易为自己的老人所左右，又有要求自己的子女无条件听从自己的强烈倾向。
因为家长制传统和夸张的“孝”的观念，当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不听话”时，中国人就非常容易暴力相向、强迫子女服从，以树立家长的权威。
这就是中国人远比西方民族更喜欢殴打自己的小孩、更喜欢对小孩实施惩罚式教育的根本原因。
家长制传统和夸张的“孝”的观念，造成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被自己的家人灌输专制独裁的理念手段，被塑造成一个个专制独裁者；这使得大多数中国家庭成为一个个专制小王国，成为独夫民贼材料的初加工车间。中国的家庭，实际上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的支撑单位，于具有专制统治历史的所有西方国国家不同，中国的专制政治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的。
这就是中国的专制统治比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来得长久、稳固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八九民运大潮能够摧毁前东欧共产政权，却不能摧毁中共政权的根本原因。
在没有自由民主文化传统的土壤上建立民主政权不容易稳定，大陆中华民国政权和伊拉克现政权就是例子。未来中国决不能再重蹈民国的覆辙。
以上可见，要在中国培植宪政民主绝非易事，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逐步、稳妥地减除中国国情土壤中危害宪政民主的儒家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要减除中国国情土壤中危害宪政民主的儒家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不可能一步到位，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当年高唱的“不破不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立不破”：如果在新的自由中国文化和传统建成之前，就把儒家等中国传统文化一锅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将成为无家可归的游魂野狗，重新沦为野蛮民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积极引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宪政民主学说，结合孟子的民本思想、老子的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融合成新的中国自由文化，以之逐步取代儒家糟粕。
另一方面，决不能因为中国专制独裁传统的深厚，就放弃建立宪政民主政府的努力。日本、台湾、南韩转型的历史证明：对于政治文明落后的国家来说，宪政民主政权是最好的老师，宪政民主政府的日常运作，就是对国民的最好的教育方式。日本、台湾民众原来的专制独裁习性与中国大陆民众相似，可是他们现在的政治素养是大陆民众能比得吗？
不下水，就永远学不会游泳；不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政府，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就永远不会有成功的一天。
因此，我以为，当前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自由化的同时，必须始终把瓦解中共政权的目标始终放在首要位置。
曾节明
星期一 2007年5月14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中国的国情、民情决定了：中国需要自由文化运动以促进平稳转型，中国需要自由文化以保障长治久安。
这首先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既没有宗教传统，也没有宪政民主土壤的大国。中国历史上虽然有道教，也引入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但是道教是一种不成熟的宗教，无能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的教派要么隶从于中国的世俗皇权，要么长期为中国主流社会所排斥，处于边缘地位。在中国长期居于“国教”地位的是儒教，但是儒教没有超越俗世的终极追求、没有天堂地狱的概念、避谈鬼神和来世前身，因此“儒教”根本不是宗教，儒教是一种追求人治的学说，又带有强烈的维护皇权专制等级秩序的色彩，因此长期以来为中国帝王当作正统思想，用以为御民之术，儒家文化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儒家主流文化在中共毛泽东时代一度遭到剧烈的破坏，但并未造到根除，中共重点批判的是儒家的“仁”和“礼”，对儒家的家长制思想、愚忠思想、平均主义思想等专制糟粕并未多加破坏，文革后，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灭，中共统治逐渐回归儒家专制模式，如今胡锦涛在内外交困之下，除企图左转之外，大行尊孔复古，竭力宣扬儒家专制糟粕思想，却暗中压制孟子的民本思想，现在中共疯狂镇压基督教、重树儒教，煽动文化民族主义以抵制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这实际上是在共产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全面破产之后，企图以儒家专制思想维持其苟延残喘。中共煽动文化民族主义的作为非常投合中华民族的面子文化和义和团式的虚妄心理，因而收效迅速而全面。所以，现在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全面回归儒家文化，而且回归到一种非常扭曲的儒家文化里。
由于中国传统的这些个特点，中国民众的起居言行，乃至细微的生活习惯都不自觉地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家长制观念，自觉不自觉在家里维持长幼尊卑秩序，把晚辈看做低一等级的人，没有人格平等的意识，没有尊重晚辈（特别是未成年晚辈）自由和权利习惯，更没有“人人生而自由”的意识。从家长制的观点出发，中国人惯于以“爱”的名义剥夺和限制子女的人权、甚至对子孙后辈进行体罚，这一方面固然有希望子女“成龙成凤”的愿望；另一方面却是一种阴暗心理在作祟：官本位根深蒂固、却又长期遭受专制统治的中国人，通过对子女的独断专行，以便在家中享受那种在社会上很难获得的专制独裁的权力快感。
受儒家的影响，中国人有普遍具有夸张的“孝”的观念，中国人既容易为自己的老人所左右，又有要求自己的子女无条件听从自己的强烈倾向。
因为家长制传统和夸张的“孝”的观念，当子女（特别是未成年子女）“不听话”时，中国人就非常容易暴力相向、强迫子女服从，以树立家长的权威。
这就是中国人远比西方民族更喜欢殴打自己的小孩、更喜欢对小孩实施惩罚式教育的根本原因。
家长制传统和夸张的“孝”的观念，造成大多数中国人从小就被自己的家人灌输专制独裁的理念手段，被塑造成一个个专制独裁者；这使得大多数中国家庭成为一个个专制小王国，成为独夫民贼材料的初加工车间。中国的家庭，实际上是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的支撑单位，于具有专制统治历史的所有西方国国家不同，中国的专制政治是建立在家庭的基础之上的。
这就是中国的专制统治比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来得长久、稳固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八九民运大潮能够摧毁前东欧共产政权，却不能摧毁中共政权的根本原因。
在没有自由民主文化传统的土壤上建立民主政权不容易稳定，大陆中华民国政权和伊拉克现政权就是例子。未来中国决不能再重蹈民国的覆辙。
以上可见，要在中国培植宪政民主绝非易事，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逐步、稳妥地减除中国国情土壤中危害宪政民主的儒家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要减除中国国情土壤中危害宪政民主的儒家毒素和其他有害物质，不可能一步到位，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当年高唱的“不破不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立不破”：如果在新的自由中国文化和传统建成之前，就把儒家等中国传统文化一锅端，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将成为无家可归的游魂野狗，重新沦为野蛮民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积极引入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宪政民主学说，结合孟子的民本思想、老子的思想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融合成新的中国自由文化，以之逐步取代儒家糟粕。
另一方面，决不能因为中国专制独裁传统的深厚，就放弃建立宪政民主政府的努力。日本、台湾、南韩转型的历史证明：对于政治文明落后的国家来说，宪政民主政权是最好的老师，宪政民主政府的日常运作，就是对国民的最好的教育方式。日本、台湾民众原来的专制独裁习性与中国大陆民众相似，可是他们现在的政治素养是大陆民众能比得吗？
不下水，就永远学不会游泳；不在中国建立宪政民主政府，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就永远不会有成功的一天。
因此，我以为，当前中国自由文化运动在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自由化的同时，必须始终把瓦解中共政权的目标始终放在首要位置。
曾节明
星期一 2007年5月14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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