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在与世隔绝了八个月后，高智晟终于突破了封锁。他和胡佳的对话如同一个奇迹，把那熟悉的，没有改变的声音再度传入世人的耳朵。这两名长期受软禁的中国人之间真切的对话迫使我们面对一件迫切的事实：那就是高智晟需要我们。在这肉体和精神遭遇凌辱的八个月以来，他一直迫切需要我们。他如数家珍地一一列举了和他并肩而战的维权人士，以及给予他和家人安慰的可贵的中国人的名字。对话的最后，高智晟说：“我每天都在寻求和外界联系，每天都在寻求和外界联系。”
在这极度黑暗、变形的时代，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任何人做一个英雄 - 即使他是穷人和信仰者的律师高智晟，即使他背反了一切现世的定律，在全然没有预期当中成为了我们之间有血有肉，无私无我的英雄。然而当他秉持一贯的耿介说出自己的伦理责任先于一切时，我们明白，这一次，他的肩已从他自愿承负的国家的重轭移转到他接近崩溃边缘的亲人这一端。在这块土地上，在这时代，“英雄”成为难以负荷的担子。
这意谓我们不能再要求他像亚特拉斯般独自把地球扛在肩上。不能要求他继续做一名孤独的英雄。无论多么渺小、脆弱，禀持着我们体内尚存的气血、能量，我们也必需开始行动，扛起历史轮转到头顶的重量。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人。
在中国的首都囚禁着“人类这个时代最为孤独的”的一家四口人。我们曾寝食难安地聆听耿和爆发的哭喊；曾羞愧地聆听格格带童音的，屈辱的哭泣。沉默了八个月后，我们终于听见了高智晟坚忍的声音，得知了他在这129 天里的煎熬。在他理性的声音后，是以强大的意志力隐忍的愤怒，是他所受酷刑的真相。以对于他人的悲悯和对待自身的自尊，他省略了受刑的屈辱和细节。在我们的意识中还原这一部份，感同身受地体会这人其实无法承受的痛楚，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高智晟人格的伟大之处。
经由高智晟一家人历经磨难的声音，极权中国藏而未露的残忍在世人面前呈现，我们所亲临的当代史。家就地成为无处逃脱的监狱，这在极权/后极权的中国不是第一次发生。第一次发生的，或许只是这座监牢的真相竟能奇迹一般通过一个脊骨拒绝弯折的年轻人接听、录音下来，再通过无远弗届的互联网而赤裸裸展现在人们眼前。我们张大了耳朵亲耳听见的 - 这一点至关重要 - 是独裁者最畏惧人听见的。我们瞪大了眼睛见证的，是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锁在地窖里的秘密。然而出于谁之手安排的奇迹，我们听见了，也看见了。和高智晟一样，我们成为了不受欺骗的人。成为了不幸的知情者。而和孤独，逆流而行的英雄一样，做一个黑暗的知情者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不受欺骗的人”的不幸和中国吊诡的真实息息相关。由于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表象和后极权、消费文化施展的幻术，极权的残酷远远落在了人们的视野之外。“平常人不知道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大卫庐色)正如平常人拒绝相信就在今天，中国偏远的省份存在着关押法轮功修炼者，以摘取其器官而牟利的地下集中营。正由于今日中国超限发展的经济太过耀眼、盲人眼目，同一个中国的野蛮、贫苦退隐入无形之中，仿佛它并不存在。人们所看见的真实，因此，发生了精神分裂般的矛盾。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人们成了幸福的受欺骗的人。高智晟的涛天大罪就在于他胆敢捋住虎须，把这人们宁愿它不存在的黑暗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高智晟一家人被百名公安隔离在孤立无援的真空罩中。这是一种公开的囚刑。囚笼里囚禁的，是人渴求自由的力量和“对人类正义的澎湃激情”。是人证实自身未完全死去的，海德格意义上的大写的存在。而就如此众多的人把一颗心系在了北京朝阳区小关北里11号楼来看，这间监狱囚禁的，是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对于生命不肯放弃，奋力一搏的心。抒情地说，它囚禁的是属于每个人的，一颗渴求救赎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当高智晟的声音再度进入我们的耳朵，我们狐疑、忧虑了八个月的心终于得到了安顿。然而不可否认，声音中隐含的信息又使心绞在一处。
谁能释放这被囚禁、伤害和侮辱的心？为了免除亚特拉斯在过重的地球下弯折，别无他法，我们必需把重量从他的肩上移过来。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人。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做出抉择的人。独立在历史的潮流中而看清楚一切，勇于行动的人。能够镇定地、长久地凝视黑暗，不畏惧成为它的知情者，更不畏惧自己将为此而付出代价的人。高智晟终于传来的信息是：做为一名不受欺骗的人，他已付出了绝大的代价。然而他从不后悔，甚至不为他的亲人因此而承受的一切后悔 - 这是不落言诠的。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对于我的过去我决不否定，我也决不同意他人否定。”
在这一场坚苦、漫长的奋斗中，没有畏惧，更没有自我否定的空间。突围来到眼前的高智晟证实了我们坚信的一件事：直到最后，热爱真理的人不会改变。在他饮鸩而亡的那个黄昏以前，苏格拉底整日和老友、弟子们讨论灵魂不死。对他来说有两种死亡：肉体上的死亡，和由于与正义为敌而导致的灵魂的死亡。他对于后者的畏惧远远，远远大过了前者。对于形上奥秘的知情者来说，那无疑是绝对的死亡。因此对于拒绝逃亡的苏格拉底，选择一点也不困难。在为了正义而牺牲还是做下错事而苟延残喘之间，选择一点也不困难。
对于两千四百年后的我们，事情显然有了根本的转变。“把现代群众和二十世纪以前的人最为强烈地区别开来的，或许莫过于他们对最后审判的失去信心。最坏的人失去了所有的畏惧，最好的人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在阿伦特写下这句话的半个世纪后，在中国，情境唯有更加暗淡。然而由于高智晟，由于那些他为之辩护、上书，为之受难的法轮功修炼人，我们不得不重新把那一把古代的尺拿在掌中审视。当通过了惨烈牢狱的高律师再度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负载着人难以负荷的沉担而没有改变、弯折，那把古代的尺在天空再度旋转，成为我们生存的尺度。
汉娜阿伦特就战后纳粹罪犯在以色列的大审所写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曾经引起热烈的争论。以她特有的理性，阿伦特披露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屠杀是在犹太精英阶级有组织地配合下完成的。而千百名犹太人在为数极少的警察监视下无抵抗地迈向死亡。造成这无抵抗的群众的，是个体individuality和人之所以与众不同的个性character的逐步解体。是从法律人到道德人的逐一消灭。这些群众之所以木偶般无表情地迈向自己的死亡，是因为他们已从具有人性和活泼行动力spontaneity的“人”被削减至仅仅是一息尚存的“动物人种”。
在同一个极权主义铜板的另一面，屠杀的执行者 - 如艾希曼 - 大多是渴求安定生活的，顾家爱子的社会上的正常人。他们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执行死亡命令而不曾受到良心的谴责，据艾希曼自己的辩护词，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仅仅是在“执行上级交付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更讶异他人竟要求他们为此负责。在阿伦特精辟的分析中，恰恰是在耶路撒冷以及纽伦堡的大审，把这些没有脸孔的，屠杀机器中的螺丝钉一一还原为眉目再也无法隐藏的，对他人和自己负有最高道德责任的人。
把这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放置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极权假像遮掩极权之实的中国，我们或能获得重要的启示。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人生活在度数具有等差的孤独之中。在她的经典之作<<极权主义之源起>>里，阿伦特对这有深刻的阐述。意识形态的谎言织造的帏幕把人和真实隔绝，使得人们丧失了分辨真伪的能力，也失去了对真实的经验。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人失去真实土壤的孤独的存在状态。更进一步，在以恐惧治国的极权国度，人陷入为世界抛弃的孤独中。经由连坐guilt by association，史达林时期把人所能拥有的友情澈底切除；在人人自危，不惜以告密、诬陷来自保的恐怖氛围中，人陷入了更深的孤绝中。这导致了人在行动上，尤其是政治行动上的无能。孤立无援正是极权“全宰治”total domination的必要手段。“孤立的人和无权力的人是同义的。”在私人生活上的孤绝摧毁了思想和体验的可能，而在政治领域的孤绝摧毁了与众人一起行动的可能。
这正是高智晟一家人面临的危险状态。他所说自己一家是“人类这个时代最为孤独的人”决非偶然；他为朋友的喜讯而欣喜万分更说明了和人的生命的接触对于全然孤立的人而言是多么弥足珍贵。
在崛起了的中国之都，是这一荒诞的囚禁。它呈现了中共是如何陷落在极权/后极权的断层中，举棋不定。不论这从牢狱到家的囚禁预示了中国极权的摇摇欲坠和它是如何可耻又可悲地一步步堕入荒诞，这事件的核心如一：即高智晟所感受的旷世的孤独。而关于这孤独的刻度，我们需要把在他缺席期间无数友敌投出的明枪暗箭计量在内。这些暗器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极权中国一方面深谙打造孤独的艺术，一方面把将人矮化为兽的手腕施展地叫人眼花缭乱 - 无可否认，后者是透过人自我求存的盲目意志而完成的。种种难以启齿的现象昭示了中共极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人们心理上的制约和纳粹德国、前苏联绝无二致。
然而彻底使高智晟陷入困境的，是一富有中国特色的制约工具：传统的核心价值，伦理。从文革时期的大义灭亲到对法轮功修炼人以亲情施展的车轮战，人伦成为被控、被囚者沉重的包袱。对于具有英雄人格的人，这人伦的软武器将之再度驯化为一个人 - 一个背负着亲人重量，无法依意愿而行动的人。在这一武器的挥舞下，没有为自身安危而放弃对正义的信念的高智晟被迫对外宣告：“我不会再是一个对社会有多大作用的人…从现在起，我仅属于我的家。”
迫于人伦而放弃自身行动力所导致的，是与自身的阻绝。是与自身创造、行动的能量的阻绝。对于热爱真理胜过自身生命的高律师，我们可以确定，这是比死亡痛苦更甚的孤独。
穿过这层层打造的孤独，高智晟向外界发出了紧急的呼唤。这在炼狱的八个月后一如既往的声音如穿云而降的光柱激励、警醒了我们。
黄土高原上长大的高智晟是老天赠给苦难人民的礼物。当他说：“我孜孜以求地为自由和权利而奔走，全家却因此而被剥夺了自由，对人类正义的澎湃激情，换来的却是镣铐和无绝期的野蛮压迫！”“整个人类在现实的束手无策中默认了这样的存在，这无疑加深了这种旷日孤独对我们的压迫。”当他说：“这时候的我考虑的是更像一个丈夫、更像一个父亲而不是使自己更像一个英雄！”他的意思是，我们得拿出自身的力量，以填补这由于他的缺席而生出的空缺。他的意思是：现在，你们必需和我一样，先做一个人。唯有无数的人同时行动，而不是孤独的英雄，才能一举击溃极权之兽裹身的黑暗。
这无疑是一荒唐的图景：一百名公安困守一家四口人。然而换个角度看，这荒诞剧曝露了极权的极度恐慌。它怎么能不恐慌？放眼望去，国土的版图上，一层层无限放大的全面包围出现了：十三亿人民 - 上访者，法轮功修炼人，基督徒，维权人民，失地农民，拆迁户、转业军人 - 团团围住了急速萎缩的国家奴仆 - 这架生了锈的国家机器上还没有滚落的螺丝钉。在这全方位的包围里，两方之间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一百比四。
依据孟德斯鸠，唯有独裁政权具有从自身内部毁灭的因数。独裁政权的行动原则是恐惧 - 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和独裁者对人民的恐惧。在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独裁政权，即中国式的极权里，恐惧已完全内化，而在历史转捩点的此刻，独裁者对人民的恐惧也已达白热状态。以此来判断围绕高智晟事件的荒谬以及中共对维权人士、法轮功疯狂失控的打压，可以得到一个与高压的表面全然相反的真实。那就是：种植在极权政权内部的毁灭的种子已长成巨树。收割这株巨树的时间和使极权者暗暗战抖的恐惧形成准确的正比。
在这历史的必然里，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在这十三亿人中，有多少没有失去行动力的人？没有被削弱为“人种”的人？唯有“人”能把一名孤独的英雄肩上的重担义无反顾的接过来。当高智晟慎重地一一道出陈光诚、严正学、郭飞雄、范亚峰、胡佳等人的名字时，那其实是一种呼唤，朝向所有听出他的声音内隐含的巨大悲愤而无法忍受的人。静静聆听那揭示了我们生存的当下的，历史性的对话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听见了声音里含藏着更多、更多的没有名字的人，无数的人。如果能够，在他旷世的孤独里，他难道不会呼唤国土上所有的人名，像是一长串虔诚的，悲切的祈祷？事实是，这深受人民爱戴的英雄在对我们说：我需要你们。需要你们的力量把我的重担和孤独移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在这极度黑暗、变形的时代，我们没有权利要求任何人做一个英雄 - 即使他是穷人和信仰者的律师高智晟，即使他背反了一切现世的定律，在全然没有预期当中成为了我们之间有血有肉，无私无我的英雄。然而当他秉持一贯的耿介说出自己的伦理责任先于一切时，我们明白，这一次，他的肩已从他自愿承负的国家的重轭移转到他接近崩溃边缘的亲人这一端。在这块土地上，在这时代，“英雄”成为难以负荷的担子。
这意谓我们不能再要求他像亚特拉斯般独自把地球扛在肩上。不能要求他继续做一名孤独的英雄。无论多么渺小、脆弱，禀持着我们体内尚存的气血、能量，我们也必需开始行动，扛起历史轮转到头顶的重量。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个人。
在中国的首都囚禁着“人类这个时代最为孤独的”的一家四口人。我们曾寝食难安地聆听耿和爆发的哭喊；曾羞愧地聆听格格带童音的，屈辱的哭泣。沉默了八个月后，我们终于听见了高智晟坚忍的声音，得知了他在这129 天里的煎熬。在他理性的声音后，是以强大的意志力隐忍的愤怒，是他所受酷刑的真相。以对于他人的悲悯和对待自身的自尊，他省略了受刑的屈辱和细节。在我们的意识中还原这一部份，感同身受地体会这人其实无法承受的痛楚，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高智晟人格的伟大之处。
经由高智晟一家人历经磨难的声音，极权中国藏而未露的残忍在世人面前呈现，我们所亲临的当代史。家就地成为无处逃脱的监狱，这在极权/后极权的中国不是第一次发生。第一次发生的，或许只是这座监牢的真相竟能奇迹一般通过一个脊骨拒绝弯折的年轻人接听、录音下来，再通过无远弗届的互联网而赤裸裸展现在人们眼前。我们张大了耳朵亲耳听见的 - 这一点至关重要 - 是独裁者最畏惧人听见的。我们瞪大了眼睛见证的，是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锁在地窖里的秘密。然而出于谁之手安排的奇迹，我们听见了，也看见了。和高智晟一样，我们成为了不受欺骗的人。成为了不幸的知情者。而和孤独，逆流而行的英雄一样，做一个黑暗的知情者是要付出代价的。
这“不受欺骗的人”的不幸和中国吊诡的真实息息相关。由于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表象和后极权、消费文化施展的幻术，极权的残酷远远落在了人们的视野之外。“平常人不知道一切事情都是可能的。”(大卫庐色)正如平常人拒绝相信就在今天，中国偏远的省份存在着关押法轮功修炼者，以摘取其器官而牟利的地下集中营。正由于今日中国超限发展的经济太过耀眼、盲人眼目，同一个中国的野蛮、贫苦退隐入无形之中，仿佛它并不存在。人们所看见的真实，因此，发生了精神分裂般的矛盾。为了让自己心安理得，人们成了幸福的受欺骗的人。高智晟的涛天大罪就在于他胆敢捋住虎须，把这人们宁愿它不存在的黑暗曝晒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中国的首都北京，高智晟一家人被百名公安隔离在孤立无援的真空罩中。这是一种公开的囚刑。囚笼里囚禁的，是人渴求自由的力量和“对人类正义的澎湃激情”。是人证实自身未完全死去的，海德格意义上的大写的存在。而就如此众多的人把一颗心系在了北京朝阳区小关北里11号楼来看，这间监狱囚禁的，是生活在当下的中国人对于生命不肯放弃，奋力一搏的心。抒情地说，它囚禁的是属于每个人的，一颗渴求救赎的心。这就是为什么当高智晟的声音再度进入我们的耳朵，我们狐疑、忧虑了八个月的心终于得到了安顿。然而不可否认，声音中隐含的信息又使心绞在一处。
谁能释放这被囚禁、伤害和侮辱的心？为了免除亚特拉斯在过重的地球下弯折，别无他法，我们必需把重量从他的肩上移过来。这个时代需要的不是英雄，而是人。为自己负责，为自己做出抉择的人。独立在历史的潮流中而看清楚一切，勇于行动的人。能够镇定地、长久地凝视黑暗，不畏惧成为它的知情者，更不畏惧自己将为此而付出代价的人。高智晟终于传来的信息是：做为一名不受欺骗的人，他已付出了绝大的代价。然而他从不后悔，甚至不为他的亲人因此而承受的一切后悔 - 这是不落言诠的。以他自己的话来说：“对于我的过去我决不否定，我也决不同意他人否定。”
在这一场坚苦、漫长的奋斗中，没有畏惧，更没有自我否定的空间。突围来到眼前的高智晟证实了我们坚信的一件事：直到最后，热爱真理的人不会改变。在他饮鸩而亡的那个黄昏以前，苏格拉底整日和老友、弟子们讨论灵魂不死。对他来说有两种死亡：肉体上的死亡，和由于与正义为敌而导致的灵魂的死亡。他对于后者的畏惧远远，远远大过了前者。对于形上奥秘的知情者来说，那无疑是绝对的死亡。因此对于拒绝逃亡的苏格拉底，选择一点也不困难。在为了正义而牺牲还是做下错事而苟延残喘之间，选择一点也不困难。
对于两千四百年后的我们，事情显然有了根本的转变。“把现代群众和二十世纪以前的人最为强烈地区别开来的，或许莫过于他们对最后审判的失去信心。最坏的人失去了所有的畏惧，最好的人失去了一切的希望。”在阿伦特写下这句话的半个世纪后，在中国，情境唯有更加暗淡。然而由于高智晟，由于那些他为之辩护、上书，为之受难的法轮功修炼人，我们不得不重新把那一把古代的尺拿在掌中审视。当通过了惨烈牢狱的高律师再度出现在我们的地平线上，负载着人难以负荷的沉担而没有改变、弯折，那把古代的尺在天空再度旋转，成为我们生存的尺度。
汉娜阿伦特就战后纳粹罪犯在以色列的大审所写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曾经引起热烈的争论。以她特有的理性，阿伦特披露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屠杀是在犹太精英阶级有组织地配合下完成的。而千百名犹太人在为数极少的警察监视下无抵抗地迈向死亡。造成这无抵抗的群众的，是个体individuality和人之所以与众不同的个性character的逐步解体。是从法律人到道德人的逐一消灭。这些群众之所以木偶般无表情地迈向自己的死亡，是因为他们已从具有人性和活泼行动力spontaneity的“人”被削减至仅仅是一息尚存的“动物人种”。
在同一个极权主义铜板的另一面，屠杀的执行者 - 如艾希曼 - 大多是渴求安定生活的，顾家爱子的社会上的正常人。他们之所以能够一次次执行死亡命令而不曾受到良心的谴责，据艾希曼自己的辩护词，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仅仅是在“执行上级交付的任务”。也就是说，他们不认为自己需要，更讶异他人竟要求他们为此负责。在阿伦特精辟的分析中，恰恰是在耶路撒冷以及纽伦堡的大审，把这些没有脸孔的，屠杀机器中的螺丝钉一一还原为眉目再也无法隐藏的，对他人和自己负有最高道德责任的人。
把这距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历史事实放置在二十一世纪以后极权假像遮掩极权之实的中国，我们或能获得重要的启示。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人生活在度数具有等差的孤独之中。在她的经典之作<<极权主义之源起>>里，阿伦特对这有深刻的阐述。意识形态的谎言织造的帏幕把人和真实隔绝，使得人们丧失了分辨真伪的能力，也失去了对真实的经验。我们可以把这视为人失去真实土壤的孤独的存在状态。更进一步，在以恐惧治国的极权国度，人陷入为世界抛弃的孤独中。经由连坐guilt by association，史达林时期把人所能拥有的友情澈底切除；在人人自危，不惜以告密、诬陷来自保的恐怖氛围中，人陷入了更深的孤绝中。这导致了人在行动上，尤其是政治行动上的无能。孤立无援正是极权“全宰治”total domination的必要手段。“孤立的人和无权力的人是同义的。”在私人生活上的孤绝摧毁了思想和体验的可能，而在政治领域的孤绝摧毁了与众人一起行动的可能。
这正是高智晟一家人面临的危险状态。他所说自己一家是“人类这个时代最为孤独的人”决非偶然；他为朋友的喜讯而欣喜万分更说明了和人的生命的接触对于全然孤立的人而言是多么弥足珍贵。
在崛起了的中国之都，是这一荒诞的囚禁。它呈现了中共是如何陷落在极权/后极权的断层中，举棋不定。不论这从牢狱到家的囚禁预示了中国极权的摇摇欲坠和它是如何可耻又可悲地一步步堕入荒诞，这事件的核心如一：即高智晟所感受的旷世的孤独。而关于这孤独的刻度，我们需要把在他缺席期间无数友敌投出的明枪暗箭计量在内。这些暗器从另一角度印证了极权中国一方面深谙打造孤独的艺术，一方面把将人矮化为兽的手腕施展地叫人眼花缭乱 - 无可否认，后者是透过人自我求存的盲目意志而完成的。种种难以启齿的现象昭示了中共极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人们心理上的制约和纳粹德国、前苏联绝无二致。
然而彻底使高智晟陷入困境的，是一富有中国特色的制约工具：传统的核心价值，伦理。从文革时期的大义灭亲到对法轮功修炼人以亲情施展的车轮战，人伦成为被控、被囚者沉重的包袱。对于具有英雄人格的人，这人伦的软武器将之再度驯化为一个人 - 一个背负着亲人重量，无法依意愿而行动的人。在这一武器的挥舞下，没有为自身安危而放弃对正义的信念的高智晟被迫对外宣告：“我不会再是一个对社会有多大作用的人…从现在起，我仅属于我的家。”
迫于人伦而放弃自身行动力所导致的，是与自身的阻绝。是与自身创造、行动的能量的阻绝。对于热爱真理胜过自身生命的高律师，我们可以确定，这是比死亡痛苦更甚的孤独。
穿过这层层打造的孤独，高智晟向外界发出了紧急的呼唤。这在炼狱的八个月后一如既往的声音如穿云而降的光柱激励、警醒了我们。
黄土高原上长大的高智晟是老天赠给苦难人民的礼物。当他说：“我孜孜以求地为自由和权利而奔走，全家却因此而被剥夺了自由，对人类正义的澎湃激情，换来的却是镣铐和无绝期的野蛮压迫！”“整个人类在现实的束手无策中默认了这样的存在，这无疑加深了这种旷日孤独对我们的压迫。”当他说：“这时候的我考虑的是更像一个丈夫、更像一个父亲而不是使自己更像一个英雄！”他的意思是，我们得拿出自身的力量，以填补这由于他的缺席而生出的空缺。他的意思是：现在，你们必需和我一样，先做一个人。唯有无数的人同时行动，而不是孤独的英雄，才能一举击溃极权之兽裹身的黑暗。
这无疑是一荒唐的图景：一百名公安困守一家四口人。然而换个角度看，这荒诞剧曝露了极权的极度恐慌。它怎么能不恐慌？放眼望去，国土的版图上，一层层无限放大的全面包围出现了：十三亿人民 - 上访者，法轮功修炼人，基督徒，维权人民，失地农民，拆迁户、转业军人 - 团团围住了急速萎缩的国家奴仆 - 这架生了锈的国家机器上还没有滚落的螺丝钉。在这全方位的包围里，两方之间的比例远远超过了一百比四。
依据孟德斯鸠，唯有独裁政权具有从自身内部毁灭的因数。独裁政权的行动原则是恐惧 - 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和独裁者对人民的恐惧。在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独裁政权，即中国式的极权里，恐惧已完全内化，而在历史转捩点的此刻，独裁者对人民的恐惧也已达白热状态。以此来判断围绕高智晟事件的荒谬以及中共对维权人士、法轮功疯狂失控的打压，可以得到一个与高压的表面全然相反的真实。那就是：种植在极权政权内部的毁灭的种子已长成巨树。收割这株巨树的时间和使极权者暗暗战抖的恐惧形成准确的正比。
在这历史的必然里，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在这十三亿人中，有多少没有失去行动力的人？没有被削弱为“人种”的人？唯有“人”能把一名孤独的英雄肩上的重担义无反顾的接过来。当高智晟慎重地一一道出陈光诚、严正学、郭飞雄、范亚峰、胡佳等人的名字时，那其实是一种呼唤，朝向所有听出他的声音内隐含的巨大悲愤而无法忍受的人。静静聆听那揭示了我们生存的当下的，历史性的对话一次，两次，三次，我们听见了声音里含藏着更多、更多的没有名字的人，无数的人。如果能够，在他旷世的孤独里，他难道不会呼唤国土上所有的人名，像是一长串虔诚的，悲切的祈祷？事实是，这深受人民爱戴的英雄在对我们说：我需要你们。需要你们的力量把我的重担和孤独移去(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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