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知道吴宓先生，是把他当作新文学的反面人物。只知道这个人好抬杠喜欢吵架，保守得接近可笑，凡是胡适先生赞成的，他似乎都要反对。反对胡适也算不了什么大错，可吴宓还反对鲁迅，反对一大堆本世纪初大家认为是新的事物。
他赞美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吴宓无疑是个老厌物一般的怪人。
如果吴宓是一位遗老遗少，这也罢了。偏偏这位迂夫子是留洋学洋文的，是当年不多的几位部聘外国文学教授。在野鸡大学里混一个教授头衔或许不太难，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这可有些像今日的学部委员了。吴宓先生的学问用不着再介绍。
他的学问足以吓死人，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我们今天外国文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有许多都是吴宓先生的受业弟子。他的弟子如今没混到一个博士导师资格，就应该算不长进的。吴宓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吴宓的外貌，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这是吴宓得意时的写照。关于吴宓的梗直，确实流传下来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一个社会名流大教授，这种做法颇有些像不讲理的国民党伤兵。
我一向怀疑，今日许多过去的笑话，全是当年的小报记者添油加醋渲染出来的。吴宓显然是性情中人，他自称古典主义，却更加浪漫主义。事实上，他不仅喜欢林妹妹，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戴。吴宓本质上是一个对政治不感任何兴趣的人。他的名言骇人听闻：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这才放车子过去。他的作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绅士，当然更像堂吉诃德。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里的钱要比学生多几文，但是活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仍然一样清苦。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请客，吴宓常常口袋里揣着钞票，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其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既然是请客，还要如此锱铢必较，不了解他的人，真会觉得他小气。
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常常会奇怪，过去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学问。就说是留学，这些年往国外跑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今天的学人没有那么好的学术根底。说穿了很简单，这就是今天的学人们，实在没有前辈们活得那么纯粹。知识是一种积累，而在今天，知识常常只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我们稍稍学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皮毛换钱。钱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吴宓的认真：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吴宓字雨僧，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在吴宓的故事中，陈吴长达 50年深厚的友谊常被人津津乐道。陈寅恪和吴宓先生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划句号的人物，他们的学问空前绝后，逃不脱曲高和寡的厄运，一生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他们没有像王国维那样轻易地了断此生，却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陈寅恪死于1969年，临死前，在病榻上还被迫做口头交待，直到不能讲话为止。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吴宓虽然熬到1978年，但是极左思潮尚未肃清，依然被遣发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通过吴宓这个人，以及他的最后所看到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一部被我们早已翻烂了的“历史大书”。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
他赞美文言文，反对白话文。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吴宓无疑是个老厌物一般的怪人。
如果吴宓是一位遗老遗少，这也罢了。偏偏这位迂夫子是留洋学洋文的，是当年不多的几位部聘外国文学教授。在野鸡大学里混一个教授头衔或许不太难，真要是由教育部特聘，这可有些像今日的学部委员了。吴宓先生的学问用不着再介绍。
他的学问足以吓死人，他是中国比较文学的鼻祖，我们今天外国文学方面的一些专家学者，有许多都是吴宓先生的受业弟子。他的弟子如今没混到一个博士导师资格，就应该算不长进的。吴宓是一位新派的古董。
有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形容吴宓的外貌，说他的脑袋像一颗炸弹，使人觉得随时随地都会爆炸一样，这是吴宓得意时的写照。关于吴宓的梗直，确实流传下来许多笑话。其中之一便是他如痴如醉地喜欢《红楼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的第一本好书，并且近乎肉麻地称自己为紫鹃，理由是紫鹃对林黛玉的爱护最纯粹。战时昆明有家牛肉馆，老板忽发奇想，竟然取名为“潇湘馆”。潇湘馆乃是林妹妹住的地方，岂能这番亵渎。于是吴宓先生提着手杖跑去一顿乱砸。一个社会名流大教授，这种做法颇有些像不讲理的国民党伤兵。
我一向怀疑，今日许多过去的笑话，全是当年的小报记者添油加醋渲染出来的。吴宓显然是性情中人，他自称古典主义，却更加浪漫主义。事实上，他不仅喜欢林妹妹，对世界上所有的女性，都有一种发乎情而止乎礼的爱戴。吴宓本质上是一个对政治不感任何兴趣的人。他的名言骇人听闻：除了学术和爱情问题，一概免谈。他带着学生在街上走，迎面要是过来一辆车，他总是奋不顾身地举起手杖，让身边的女学生上了人行道，这才放车子过去。他的作派很有些像西方的绅士，当然更像堂吉诃德。作为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口袋里的钱要比学生多几文，但是活在物价飞涨的年代里，仍然一样清苦。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瘦也得请客，吴宓常常口袋里揣着钞票，带着心爱的研究生去打牙祭。在小馆子里坐下来，神情严肃地拿过菜单，用正楷在小纸片上写下要点的菜及其价格，一笔一笔算清楚了，估量口袋里的钱真的够用，这才交给跑堂的。既然是请客，还要如此锱铢必较，不了解他的人，真会觉得他小气。
吴宓曾说过，他的一言一行，都以圣人为榜样。他心目中的圣人是孔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我们在今天常常会奇怪，过去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学问。就说是留学，这些年往国外跑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今天的学人没有那么好的学术根底。说穿了很简单，这就是今天的学人们，实在没有前辈们活得那么纯粹。知识是一种积累，而在今天，知识常常只是一种谋生的资本，我们稍稍学得了一些皮毛，就迫不及待地拿皮毛换钱。钱穆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一段文字记录了吴宓的认真：当时四人一室，室中只有一长桌。入夜雨僧则为预备明日上课抄笔记，写提要，逐条书之，有合并，有增加，写成则于逐条下，加以红笔勾勒。雨僧在清华教书，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上课，其严谨不苛有如此……翌晨，雨僧先起，一人独自出门，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撰写各条，反覆循诵，俟诸人尽起，始重返室中。余与雨僧相交有年，亦时闻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深识其人，诚有卓绝处。
吴宓字雨僧，早年就读北京清华留学预备学校，有一个擅写诗的好朋友吴芳吉，在一次学潮中两人双双被开除。事后，校长宣布凡写悔过书的人，均可以恢复学籍，毕业后留学美国。结果吴宓写了悔过书，念完了中学，如期出国深造，前途辉煌；而吴芳吉则因为拒绝悔过，回乡当教师，清苦了一辈子。此事让吴宓愧对友人，悔憾一生。吴芳吉早年去世，吴宓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吴芳吉遗属的责任，几十年如一日。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颐和园前，遗书中指定陈寅恪和吴宓处理自己遗留下来的书籍。由此可见王国维对陈吴两位的信任。在吴宓的故事中，陈吴长达 50年深厚的友谊常被人津津乐道。陈寅恪和吴宓先生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划句号的人物，他们的学问空前绝后，逃不脱曲高和寡的厄运，一生的寂寞常人难以想象。他们没有像王国维那样轻易地了断此生，却都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吃尽了苦头。陈寅恪死于1969年，临死前，在病榻上还被迫做口头交待，直到不能讲话为止。
陈寅恪最后的声音是：“我现在譬如在死牢之中。”吴宓虽然熬到1978年，但是极左思潮尚未肃清，依然被遣发回老家，住在他年老的妹妹那里，眼睛已经看不见，神志也一天天昏迷，他最后的声音只是渴了就喊饿了就叫：“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
在一个做学问的人的眼里，教授是一个了不得的头衔。在知识不曾贬值的日子里，教授货真价实，代表应得的荣誉和地位。教授的意义，是我们今天许多俗人无法理解的。通过吴宓这个人，以及他的最后所看到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一部被我们早已翻烂了的“历史大书”。其实，还没有真正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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