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娟和赵承熙肯定是精神病人，而且十之八九患的是精神分裂症；李登辉很可能已经得了老年痴呆。
我并不是精神病专家，但是作为医学生曾经在精神病医院实习过，对精神病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和临床知识。对精神病医生来说，我可能是在这里班门弄斧，但对普通广大读者来说，我的发言应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精神病学专家们都不肯出来说话的情况下，我就象皇帝新衣里的孩子说说实话吧。
精神病人，特别是在症状初发时，能被周围人怀疑并及时送医诊断治疗，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当病人发展到典型，或者发展到危害他人及社会时，才引起家属或周围的人怀疑，才可能引进医诊涉入。典型的精神病容易诊断，但是很多精神病人表现并不典型，有时连精神病医生也难以诊断，更何况普通百姓。
精神分裂症以感知、思维、情感、行为与客观环境不协调为特征，多起病于青壮年，其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化。由於一般无意识及智能障碍，除了某项行为让人难以理解外，其他一切如常人，如果其行为尚不十二分出格，很难让普通百姓联想到他们可能已经是精神病人。
杨丽娟的情况应该已经比较典型了，可惜普通人只把她看作笑话，家属也认识不到她已经是精神病人了，没有及时引进精神病医生的涉入。甚至根据她的邻居的描述，传媒的报导，她的父母也由於女儿的长期影响和诱导下，显然也已经进入精神病状态了，这在医学上被称为集体精神病，是有医学根据的。杨丽娟已经间接害死了她的父亲，如果不及时进行医疗干涉，她进一步的潜在害死对象可能是她的母亲，她自己，甚至是刘德华--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毅力非常坚韧，他们的智力潜力甚至可能超常，可以施行非常周密而可怕的行动计划。
杨丽娟一家的悲剧在於社会医疗照顾的严重缺失。虽然他们自家没有人主动引进精神病医生的关照，但是由於传媒对杨丽娟一家行为长年广泛的报导，我相信许多精神病医生，甚至普通医生都已经有所诊断了。可惜现在中国人都已经麻木不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主要的是谁都明白，现在的医院是有病没钱别进来。这本来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可是不到众怒难犯的情况下，政府是不肯拔一毛而为小民的。普通百姓纵有百般柔肠又有何用？哪个医生向传媒发出杨丽娟有精神病的疑问，他就有义务收治杨丽娟，否则传媒的压力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可是他有权力吗？医院听他的吗？政府听他的吗？所以谁都不肯引火烧身，只有装傻充楞。
赵承熙是精神病已经无疑，而且很可能也是精神分裂症。现在很少有人明确申张，可能在目前群情激昂的风口浪尖下，人们不愿意承担为罪犯脱罪的嫌疑。不过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对他的诊断一定会很快明确。如果承认赵承熙是精神病人，则在法律上他是不应该受到犯罪谴责的。杀人是精神分裂症多样化症状的其中一种。他们谁都可能去杀，如父母，兄弟姐妹，同学等，这要看他病灶兴奋点梦幻的对象是谁，没有远近亲疏之分。至於杀人多少，视他们能得到的武器而定，所以如果在中国，赵承熙如果只能得到菜刀斧头，也许后果就不至於如此严重。
承认杨丽娟和赵承煦是精神病人，并借助他们的案件对全社会进行一次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的实例教育是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的。按说美国精神病医疗系统已经非常发达，赵承煦的不正常言行也早已受到他同学和老师们的警觉，并向有关部门有所报告，但是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惨案，所以科学而不是情绪地分析赵承煦案件，从中总结经验，见微知著，对整个社会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幸亏美国人总体来说受教育水平高，政治干扰少，人们都能理智科学地思考问题，所以我们不必为美国人担忧太多。
说到李登辉，他最近有一些发言一反常态，谁都不能理解，有人高兴有人骂。其实我认为他可能已经进入老年痴呆的初期。象其他精神病一样，典型的老年痴呆好诊断，但初发的老年痴呆往往不容易诊断，而且老年痴呆的初期表现也非常多样化，普通民众更无法识别。特别是掌权的领导人，很危险，谁敢给掌权的人轻易下老年痴呆的诊断啊，何况精神病和老年痴呆的诊断，特别是初期，许多指标都是软性的，谁能承担误诊的政治责任？弄不好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人过七十岁就不要在过问政治了，尤其不能继续掌握国家重要权力，否则害己害人害国家。
所谓软性指标，举个例子，无原因的自杀行为就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什么叫无原因自杀？全看医生的评断了。有些人承受力很低，轻易就走上自杀的路，可是他的自杀原因不足以为医生所采信，结果被当成精神病治疗。大量的精神病治疗药物本身就对人的大脑神经组织有极大的摧残。何况有些人自杀的原因难以对外人言，不肯实说，以为可以骗骗医生，比如有的人会说：没有原因，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就是活够了。如果家属和朋友也不能向医生提供可信的自杀原因，一个粗心的医生就足以给他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可惜病人并不知道为什么医生给他诊断为精神病人，否则他完全会告诉医生他自杀的那个不值得隐瞒的真实原因。於是他一味地向医生强调：我不是精神病人。更可怕的是，这又成了医生诊断他是精神病人的依据，因为教科书里明白地写着：精神病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只有精神病人被治愈以后，才会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可是医生决不会把这个诊断依据告诉病人，因为精神病人有能力与医生斗智。
我在精神病院实习时就碰到过这样一个小青年。一个老实的农村孩子，到城里当农民工。那时农民工很少，被称为临时工。他想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在大陆买自行车不仅要钱，还要票。票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很少，他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不需要了才给别人，还完全看他想给谁。这个小青年哪一次都没有份。气都憋在肚子里，也不说。后来他想假装跳楼，吓唬一下领导，希望领导能给他一张自行车票。因为他并不真的想死，从二楼找了一个地下被掘过，松软的地方跳。被别人发现后马上送到医院。跳楼后他就后悔，觉得一个大小伙子用这种方法向领导要自行车票实在说不出口，就想把这个原因烂在自己的肚子里。他因而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每天被强迫吃大把的精神病药。每天吃药后昏昏沉沉，第二天刚清醒过来就尾随大夫身后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没有精神病，要求出院，一大把药又被强迫吞下去。
直到我实习快结束时，和他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才把自杀的全部原因和过程告诉我。他说他吃药脑子都吃坏了。他刚同我谈完后，护士又一大把药强迫他吞下，马上又昏昏沉沉摇摇欲坠。看到他的样子我从心底发痛。我把他的全部情况书写出来，临走时交给他的主治医师。我只能祈祷那个小青年好运，可是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会是什么结果，因为误诊精神病人也是要承担很严重的责任的，而精神病院医生的心多半都是麻木的。对於病人来说是天大的事，在他们看来只要不给自己带来麻烦，就都不算什么，一动不不如一静。
有些精神病人或老年痴呆的症状发展很快，而有些人却发展很慢，这个漫长过程不容易引起人们警觉，却是最容易与家人或朋友发生误会甚至惨祸的阶段，当普通百姓有了更多的精神病医学的普及常识，就能及早的怀疑亲人或朋友的精神状况，有利于病人的及时就医，不仅有利于病人的治疗康复，也有利于社会安全。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我并不是精神病专家，但是作为医学生曾经在精神病医院实习过，对精神病有一些基本的理论和临床知识。对精神病医生来说，我可能是在这里班门弄斧，但对普通广大读者来说，我的发言应该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精神病学专家们都不肯出来说话的情况下，我就象皇帝新衣里的孩子说说实话吧。
精神病人，特别是在症状初发时，能被周围人怀疑并及时送医诊断治疗，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当病人发展到典型，或者发展到危害他人及社会时，才引起家属或周围的人怀疑，才可能引进医诊涉入。典型的精神病容易诊断，但是很多精神病人表现并不典型，有时连精神病医生也难以诊断，更何况普通百姓。
精神分裂症以感知、思维、情感、行为与客观环境不协调为特征，多起病于青壮年，其表现形式非常多样化。由於一般无意识及智能障碍，除了某项行为让人难以理解外，其他一切如常人，如果其行为尚不十二分出格，很难让普通百姓联想到他们可能已经是精神病人。
杨丽娟的情况应该已经比较典型了，可惜普通人只把她看作笑话，家属也认识不到她已经是精神病人了，没有及时引进精神病医生的涉入。甚至根据她的邻居的描述，传媒的报导，她的父母也由於女儿的长期影响和诱导下，显然也已经进入精神病状态了，这在医学上被称为集体精神病，是有医学根据的。杨丽娟已经间接害死了她的父亲，如果不及时进行医疗干涉，她进一步的潜在害死对象可能是她的母亲，她自己，甚至是刘德华--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毅力非常坚韧，他们的智力潜力甚至可能超常，可以施行非常周密而可怕的行动计划。
杨丽娟一家的悲剧在於社会医疗照顾的严重缺失。虽然他们自家没有人主动引进精神病医生的关照，但是由於传媒对杨丽娟一家行为长年广泛的报导，我相信许多精神病医生，甚至普通医生都已经有所诊断了。可惜现在中国人都已经麻木不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主要的是谁都明白，现在的医院是有病没钱别进来。这本来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可是不到众怒难犯的情况下，政府是不肯拔一毛而为小民的。普通百姓纵有百般柔肠又有何用？哪个医生向传媒发出杨丽娟有精神病的疑问，他就有义务收治杨丽娟，否则传媒的压力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可是他有权力吗？医院听他的吗？政府听他的吗？所以谁都不肯引火烧身，只有装傻充楞。
赵承熙是精神病已经无疑，而且很可能也是精神分裂症。现在很少有人明确申张，可能在目前群情激昂的风口浪尖下，人们不愿意承担为罪犯脱罪的嫌疑。不过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对他的诊断一定会很快明确。如果承认赵承熙是精神病人，则在法律上他是不应该受到犯罪谴责的。杀人是精神分裂症多样化症状的其中一种。他们谁都可能去杀，如父母，兄弟姐妹，同学等，这要看他病灶兴奋点梦幻的对象是谁，没有远近亲疏之分。至於杀人多少，视他们能得到的武器而定，所以如果在中国，赵承熙如果只能得到菜刀斧头，也许后果就不至於如此严重。
承认杨丽娟和赵承煦是精神病人，并借助他们的案件对全社会进行一次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的实例教育是有非常积极的社会意义的。按说美国精神病医疗系统已经非常发达，赵承煦的不正常言行也早已受到他同学和老师们的警觉，并向有关部门有所报告，但是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惨案，所以科学而不是情绪地分析赵承煦案件，从中总结经验，见微知著，对整个社会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幸亏美国人总体来说受教育水平高，政治干扰少，人们都能理智科学地思考问题，所以我们不必为美国人担忧太多。
说到李登辉，他最近有一些发言一反常态，谁都不能理解，有人高兴有人骂。其实我认为他可能已经进入老年痴呆的初期。象其他精神病一样，典型的老年痴呆好诊断，但初发的老年痴呆往往不容易诊断，而且老年痴呆的初期表现也非常多样化，普通民众更无法识别。特别是掌权的领导人，很危险，谁敢给掌权的人轻易下老年痴呆的诊断啊，何况精神病和老年痴呆的诊断，特别是初期，许多指标都是软性的，谁能承担误诊的政治责任？弄不好引来杀身之祸。所以人过七十岁就不要在过问政治了，尤其不能继续掌握国家重要权力，否则害己害人害国家。
所谓软性指标，举个例子，无原因的自杀行为就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什么叫无原因自杀？全看医生的评断了。有些人承受力很低，轻易就走上自杀的路，可是他的自杀原因不足以为医生所采信，结果被当成精神病治疗。大量的精神病治疗药物本身就对人的大脑神经组织有极大的摧残。何况有些人自杀的原因难以对外人言，不肯实说，以为可以骗骗医生，比如有的人会说：没有原因，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就是活够了。如果家属和朋友也不能向医生提供可信的自杀原因，一个粗心的医生就足以给他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可惜病人并不知道为什么医生给他诊断为精神病人，否则他完全会告诉医生他自杀的那个不值得隐瞒的真实原因。於是他一味地向医生强调：我不是精神病人。更可怕的是，这又成了医生诊断他是精神病人的依据，因为教科书里明白地写着：精神病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只有精神病人被治愈以后，才会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可是医生决不会把这个诊断依据告诉病人，因为精神病人有能力与医生斗智。
我在精神病院实习时就碰到过这样一个小青年。一个老实的农村孩子，到城里当农民工。那时农民工很少，被称为临时工。他想买一辆自行车。那时候在大陆买自行车不仅要钱，还要票。票都掌握在领导手里，很少，他自己的亲朋好友都不需要了才给别人，还完全看他想给谁。这个小青年哪一次都没有份。气都憋在肚子里，也不说。后来他想假装跳楼，吓唬一下领导，希望领导能给他一张自行车票。因为他并不真的想死，从二楼找了一个地下被掘过，松软的地方跳。被别人发现后马上送到医院。跳楼后他就后悔，觉得一个大小伙子用这种方法向领导要自行车票实在说不出口，就想把这个原因烂在自己的肚子里。他因而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每天被强迫吃大把的精神病药。每天吃药后昏昏沉沉，第二天刚清醒过来就尾随大夫身后一遍又一遍地说自己没有精神病，要求出院，一大把药又被强迫吞下去。
直到我实习快结束时，和他已经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才把自杀的全部原因和过程告诉我。他说他吃药脑子都吃坏了。他刚同我谈完后，护士又一大把药强迫他吞下，马上又昏昏沉沉摇摇欲坠。看到他的样子我从心底发痛。我把他的全部情况书写出来，临走时交给他的主治医师。我只能祈祷那个小青年好运，可是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会是什么结果，因为误诊精神病人也是要承担很严重的责任的，而精神病院医生的心多半都是麻木的。对於病人来说是天大的事，在他们看来只要不给自己带来麻烦，就都不算什么，一动不不如一静。
有些精神病人或老年痴呆的症状发展很快，而有些人却发展很慢，这个漫长过程不容易引起人们警觉，却是最容易与家人或朋友发生误会甚至惨祸的阶段，当普通百姓有了更多的精神病医学的普及常识，就能及早的怀疑亲人或朋友的精神状况，有利于病人的及时就医，不仅有利于病人的治疗康复，也有利于社会安全。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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