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麗娟和趙承熙肯定是精神病人，而且十之八九患的是精神分裂症；李登輝很可能已經得了老年痴呆。
我並不是精神病專家，但是作為醫學生曾經在精神病醫院實習過，對精神病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和臨床知識。對精神病醫生來說，我可能是在這裡班門弄斧，但對普通廣大讀者來說，我的發言應該還是有積極意義的，特別是在精神病學專家們都不肯出來說話的情況下，我就像皇帝新衣裡的孩子說說實話吧。
精神病人，特別是在症狀初發時，能被周圍人懷疑並及時送醫診斷治療，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當病人發展到典型，或者發展到危害他人及社會時，才引起家屬或周圍的人懷疑，才可能引進醫診涉入。典型的精神病容易診斷，但是很多精神病人表現並不典型，有時連精神病醫生也難以診斷，更何況普通百姓。
精神分裂症以感知、思維、情感、行為與客觀環境不協調為特徵，多起病於青壯年，其表現形式非常多樣化。由於一般無意識及智能障礙，除了某項行為讓人難以理解外，其他一切如常人，如果其行為尚不十二分出格，很難讓普通百姓聯想到他們可能已經是精神病人。
楊麗娟的情況應該已經比較典型了，可惜普通人只把她看作笑話，家屬也認識不到她已經是精神病人了，沒有及時引進精神病醫生的涉入。甚至根據她的鄰居的描述，傳媒的報導，她的父母也由於女兒的長期影響和誘導下，顯然也已經進入精神病狀態了，這在醫學上被稱為集體精神病，是有醫學根據的。楊麗娟已經間接害死了她的父親，如果不及時進行醫療干涉，她進一步的潛在害死對象可能是她的母親，她自己，甚至是劉德華--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毅力非常堅韌，他們的智力潛力甚至可能超常，可以施行非常周密而可怕的行動計畫。
楊麗娟一家的悲劇在於社會醫療照顧的嚴重缺失。雖然他們自家沒有人主動引進精神病醫生的關照，但是由於傳媒對楊麗娟一家行為長年廣泛的報導，我相信許多精神病醫生，甚至普通醫生都已經有所診斷了。可惜現在中國人都已經麻木不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主要的是誰都明白，現在的醫院是有病沒錢別進來。這本來應該是政府的責任，可是不到眾怒難犯的情況下，政府是不肯拔一毛而為小民的。普通百姓縱有百般柔腸又有何用？哪個醫生向傳媒發出楊麗娟有精神病的疑問，他就有義務收治楊麗娟，否則傳媒的壓力就會鋪天蓋地而來，可是他有權力嗎？醫院聽他的嗎？政府聽他的嗎？所以誰都不肯引火燒身，只有裝傻充楞。
趙承熙是精神病已經無疑，而且很可能也是精神分裂症。現在很少有人明確申張，可能在目前群情激昂的風口浪尖下，人們不願意承擔為罪犯脫罪的嫌疑。不過美國畢竟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對他的診斷一定會很快明確。如果承認趙承熙是精神病人，則在法律上他是不應該受到犯罪譴責的。殺人是精神分裂症多樣化症狀的其中一種。他們誰都可能去殺，如父母，兄弟姐妹，同學等，這要看他病灶興奮點夢幻的對象是誰，沒有遠近親疏之分。至於殺人多少，視他們能得到的武器而定，所以如果在中國，趙承熙如果只能得到菜刀斧頭，也許後果就不至於如此嚴重。
承認楊麗娟和趙承煦是精神病人，並藉助他們的案件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的實例教育是有非常積極的社會意義的。按說美國精神病醫療系統已經非常發達，趙承煦的不正常言行也早已受到他同學和老師們的警覺，並向有關部門有所報告，但是還是發生了這樣的慘案，所以科學而不是情緒地分析趙承煦案件，從中總結經驗，見微知著，對整個社會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幸虧美國人總體來說受教育水平高，政治干擾少，人們都能理智科學地思考問題，所以我們不必為美國人擔憂太多。
說到李登輝，他最近有一些發言一反常態，誰都不能理解，有人高興有人罵。其實我認為他可能已經進入老年痴呆的初期。像其他精神病一樣，典型的老年痴呆好診斷，但初發的老年痴呆往往不容易診斷，而且老年痴呆的初期表現也非常多樣化，普通民眾更無法識別。特別是掌權的領導人，很危險，誰敢給掌權的人輕易下老年痴呆的診斷啊，何況精神病和老年痴呆的診斷，特別是初期，許多指標都是軟性的，誰能承擔誤診的政治責任？弄不好引來殺身之禍。所以人過七十歲就不要在過問政治了，尤其不能繼續掌握國家重要權力，否則害己害人害國家。
所謂軟性指標，舉個例子，無原因的自殺行為就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種。什麼叫無原因自殺？全看醫生的評斷了。有些人承受力很低，輕易就走上自殺的路，可是他的自殺原因不足以為醫生所採信，結果被當成精神病治療。大量的精神病治療藥物本身就對人的大腦神經組織有極大的摧殘。何況有些人自殺的原因難以對外人言，不肯實說，以為可以騙騙醫生，比如有的人會說：沒有原因，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就是活夠了。如果家屬和朋友也不能向醫生提供可信的自殺原因，一個粗心的醫生就足以給他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可惜病人並不知道為什麼醫生給他診斷為精神病人，否則他完全會告訴醫生他自殺的那個不值得隱瞞的真實原因。於是他一味地向醫生強調：我不是精神病人。更可怕的是，這又成了醫生診斷他是精神病人的依據，因為教科書裡明白地寫著：精神病人都不會承認自己是精神病人，只有精神病人被治癒以後，才會承認自己是精神病人。可是醫生決不會把這個診斷依據告訴病人，因為精神病人有能力與醫生鬥智。
我在精神病院實習時就碰到過這樣一個小青年。一個老實的農村孩子，到城裡當農民工。那時農民工很少，被稱為臨時工。他想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在大陸買自行車不僅要錢，還要票。票都掌握在領導手裡，很少，他自己的親朋好友都不需要了才給別人，還完全看他想給誰。這個小青年哪一次都沒有份。氣都憋在肚子裡，也不說。後來他想假裝跳樓，嚇唬一下領導，希望領導能給他一張自行車票。因為他並不真的想死，從二樓找了一個地下被掘過，鬆軟的地方跳。被別人發現後馬上送到醫院。跳樓後他就後悔，覺得一個大小夥子用這種方法向領導要自行車票實在說不出口，就想把這個原因爛在自己的肚子裡。他因而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每天被強迫吃大把的精神病藥。每天吃藥後昏昏沉沉，第二天剛清醒過來就尾隨大夫身後一遍又一遍地說自己沒有精神病，要求出院，一大把藥又被強迫吞下去。
直到我實習快結束時，和他已經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才把自殺的全部原因和過程告訴我。他說他吃藥腦子都吃壞了。他剛同我談完後，護士又一大把藥強迫他吞下，馬上又昏昏沉沉搖搖欲墜。看到他的樣子我從心底發痛。我把他的全部情況書寫出來，臨走時交給他的主治醫師。我只能祈禱那個小青年好運，可是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會是什麼結果，因為誤診精神病人也是要承擔很嚴重的責任的，而精神病院醫生的心多半都是麻木的。對於病人來說是天大的事，在他們看來只要不給自己帶來麻煩，就都不算什麼，一動不不如一靜。
有些精神病人或老年痴呆的症狀發展很快，而有些人卻發展很慢，這個漫長過程不容易引起人們警覺，卻是最容易與家人或朋友發生誤會甚至慘禍的階段，當普通百姓有了更多的精神病醫學的普及常識，就能及早的懷疑親人或朋友的精神狀況，有利於病人的及時就醫，不僅有利於病人的治療康復，也有利於社會安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我並不是精神病專家，但是作為醫學生曾經在精神病醫院實習過，對精神病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和臨床知識。對精神病醫生來說，我可能是在這裡班門弄斧，但對普通廣大讀者來說，我的發言應該還是有積極意義的，特別是在精神病學專家們都不肯出來說話的情況下，我就像皇帝新衣裡的孩子說說實話吧。
精神病人，特別是在症狀初發時，能被周圍人懷疑並及時送醫診斷治療，並不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有當病人發展到典型，或者發展到危害他人及社會時，才引起家屬或周圍的人懷疑，才可能引進醫診涉入。典型的精神病容易診斷，但是很多精神病人表現並不典型，有時連精神病醫生也難以診斷，更何況普通百姓。
精神分裂症以感知、思維、情感、行為與客觀環境不協調為特徵，多起病於青壯年，其表現形式非常多樣化。由於一般無意識及智能障礙，除了某項行為讓人難以理解外，其他一切如常人，如果其行為尚不十二分出格，很難讓普通百姓聯想到他們可能已經是精神病人。
楊麗娟的情況應該已經比較典型了，可惜普通人只把她看作笑話，家屬也認識不到她已經是精神病人了，沒有及時引進精神病醫生的涉入。甚至根據她的鄰居的描述，傳媒的報導，她的父母也由於女兒的長期影響和誘導下，顯然也已經進入精神病狀態了，這在醫學上被稱為集體精神病，是有醫學根據的。楊麗娟已經間接害死了她的父親，如果不及時進行醫療干涉，她進一步的潛在害死對象可能是她的母親，她自己，甚至是劉德華--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毅力非常堅韌，他們的智力潛力甚至可能超常，可以施行非常周密而可怕的行動計畫。
楊麗娟一家的悲劇在於社會醫療照顧的嚴重缺失。雖然他們自家沒有人主動引進精神病醫生的關照，但是由於傳媒對楊麗娟一家行為長年廣泛的報導，我相信許多精神病醫生，甚至普通醫生都已經有所診斷了。可惜現在中國人都已經麻木不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主要的是誰都明白，現在的醫院是有病沒錢別進來。這本來應該是政府的責任，可是不到眾怒難犯的情況下，政府是不肯拔一毛而為小民的。普通百姓縱有百般柔腸又有何用？哪個醫生向傳媒發出楊麗娟有精神病的疑問，他就有義務收治楊麗娟，否則傳媒的壓力就會鋪天蓋地而來，可是他有權力嗎？醫院聽他的嗎？政府聽他的嗎？所以誰都不肯引火燒身，只有裝傻充楞。
趙承熙是精神病已經無疑，而且很可能也是精神分裂症。現在很少有人明確申張，可能在目前群情激昂的風口浪尖下，人們不願意承擔為罪犯脫罪的嫌疑。不過美國畢竟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對他的診斷一定會很快明確。如果承認趙承熙是精神病人，則在法律上他是不應該受到犯罪譴責的。殺人是精神分裂症多樣化症狀的其中一種。他們誰都可能去殺，如父母，兄弟姐妹，同學等，這要看他病灶興奮點夢幻的對象是誰，沒有遠近親疏之分。至於殺人多少，視他們能得到的武器而定，所以如果在中國，趙承熙如果只能得到菜刀斧頭，也許後果就不至於如此嚴重。
承認楊麗娟和趙承煦是精神病人，並藉助他們的案件對全社會進行一次精神病或精神分裂症的實例教育是有非常積極的社會意義的。按說美國精神病醫療系統已經非常發達，趙承煦的不正常言行也早已受到他同學和老師們的警覺，並向有關部門有所報告，但是還是發生了這樣的慘案，所以科學而不是情緒地分析趙承煦案件，從中總結經驗，見微知著，對整個社會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幸虧美國人總體來說受教育水平高，政治干擾少，人們都能理智科學地思考問題，所以我們不必為美國人擔憂太多。
說到李登輝，他最近有一些發言一反常態，誰都不能理解，有人高興有人罵。其實我認為他可能已經進入老年痴呆的初期。像其他精神病一樣，典型的老年痴呆好診斷，但初發的老年痴呆往往不容易診斷，而且老年痴呆的初期表現也非常多樣化，普通民眾更無法識別。特別是掌權的領導人，很危險，誰敢給掌權的人輕易下老年痴呆的診斷啊，何況精神病和老年痴呆的診斷，特別是初期，許多指標都是軟性的，誰能承擔誤診的政治責任？弄不好引來殺身之禍。所以人過七十歲就不要在過問政治了，尤其不能繼續掌握國家重要權力，否則害己害人害國家。
所謂軟性指標，舉個例子，無原因的自殺行為就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種。什麼叫無原因自殺？全看醫生的評斷了。有些人承受力很低，輕易就走上自殺的路，可是他的自殺原因不足以為醫生所採信，結果被當成精神病治療。大量的精神病治療藥物本身就對人的大腦神經組織有極大的摧殘。何況有些人自殺的原因難以對外人言，不肯實說，以為可以騙騙醫生，比如有的人會說：沒有原因，我就是不想活了，我就是活夠了。如果家屬和朋友也不能向醫生提供可信的自殺原因，一個粗心的醫生就足以給他診斷為精神分裂症。可惜病人並不知道為什麼醫生給他診斷為精神病人，否則他完全會告訴醫生他自殺的那個不值得隱瞞的真實原因。於是他一味地向醫生強調：我不是精神病人。更可怕的是，這又成了醫生診斷他是精神病人的依據，因為教科書裡明白地寫著：精神病人都不會承認自己是精神病人，只有精神病人被治癒以後，才會承認自己是精神病人。可是醫生決不會把這個診斷依據告訴病人，因為精神病人有能力與醫生鬥智。
我在精神病院實習時就碰到過這樣一個小青年。一個老實的農村孩子，到城裡當農民工。那時農民工很少，被稱為臨時工。他想買一輛自行車。那時候在大陸買自行車不僅要錢，還要票。票都掌握在領導手裡，很少，他自己的親朋好友都不需要了才給別人，還完全看他想給誰。這個小青年哪一次都沒有份。氣都憋在肚子裡，也不說。後來他想假裝跳樓，嚇唬一下領導，希望領導能給他一張自行車票。因為他並不真的想死，從二樓找了一個地下被掘過，鬆軟的地方跳。被別人發現後馬上送到醫院。跳樓後他就後悔，覺得一個大小夥子用這種方法向領導要自行車票實在說不出口，就想把這個原因爛在自己的肚子裡。他因而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症，每天被強迫吃大把的精神病藥。每天吃藥後昏昏沉沉，第二天剛清醒過來就尾隨大夫身後一遍又一遍地說自己沒有精神病，要求出院，一大把藥又被強迫吞下去。
直到我實習快結束時，和他已經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才把自殺的全部原因和過程告訴我。他說他吃藥腦子都吃壞了。他剛同我談完後，護士又一大把藥強迫他吞下，馬上又昏昏沉沉搖搖欲墜。看到他的樣子我從心底發痛。我把他的全部情況書寫出來，臨走時交給他的主治醫師。我只能祈禱那個小青年好運，可是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會是什麼結果，因為誤診精神病人也是要承擔很嚴重的責任的，而精神病院醫生的心多半都是麻木的。對於病人來說是天大的事，在他們看來只要不給自己帶來麻煩，就都不算什麼，一動不不如一靜。
有些精神病人或老年痴呆的症狀發展很快，而有些人卻發展很慢，這個漫長過程不容易引起人們警覺，卻是最容易與家人或朋友發生誤會甚至慘禍的階段，當普通百姓有了更多的精神病醫學的普及常識，就能及早的懷疑親人或朋友的精神狀況，有利於病人的及時就醫，不僅有利於病人的治療康復，也有利於社會安全。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 關鍵字搜索：
- 從楊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