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和矿难哪一个更可怕

从2005年3月开始，十名20岁出头的湖南师范大学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和假期，开始了以井下矿工为调查对象的社会调查。湖南省常德市澧县赤峰煤矿矿工肖志海告诉调查队员，“干我们这行，死伤是难免的，只是多少、谁碰到了的问题。来矿里工作时间长了，什么都不想，只想多挖点儿煤，多挣点儿钱。”这项调查的组织者之一曹渝告诉记者，“要钱还是要命？对矿工来说，这个看似两难的选择，答案其实很简单。”

“贫穷比矿难更可怕”，这是大学生们在调查中得出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何祚庥院士曾经的一番言论──中国煤矿死人也没法避免！因为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了。为什么工人能接受较低的工资、较危险的条件？老百姓不是傻子，他们不是不知道啊。那为什么还接受？因为不接受活不下去。虽然表达了非常类似的观点，但大学生们赢得了普遍赞誉，而何祚庥院士却遭到了一致声讨，个中原由，耐人寻味。
贫穷毫无疑问是可怕的，否则矿工们就不会不惜以生命的代价来改变命运。然而，比贫穷更可怕的是矿工权利的贫困，就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所描述的那样──获取粮食的权利的丧失才是造成饥荒的根本原因。只要存在权利贫困，强势的一方就会很自然地采取更为便利的手段来施加自己的影响，贫穷也就成为弱势者难以摆脱的宿命。如果权利得不到任何救济，即使关停所有的小煤矿，矿工们的生存窘境依然无法得以缓解，为了生计，他们将不得不继续蜷缩于狭小逼仄且危机四伏的小作坊内，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依然随时可能降临在他们身上。

何祚庥院士的错误在于，他并没有满足于指出贫穷的可怕，而是进一步将矿难频发归咎于贫穷──（矿难）主要是穷，而不是腐败。按照这种思路，因为矿工贫穷，所以他们必须不惜冒着矿难的风险打工挣钱，但是正因为他们的不惜代价，他们又不得不接受更为严重的盘剥，其结局只能是更加贫穷。如此，不免陷入了愈挣扎愈贫穷的怪圈。大学生们虽然没有直接提出何祚庥院士那样令人惊诧的结论，但“贫穷比矿难更可怕”之类的观点还是隐约令人感觉到不安。毕竟，当贫穷被搁置在矿难之上的时候，普通人似乎不难从中得到一种心理的暗示。

“贫穷比矿难更可怕”，这话虽然出自矿工之口，但其中明显夹杂着太多辛酸与无奈。矿工们不惜以生命作代价是为了摆脱家庭贫穷的阴影，而一旦矿难发生，蒙受不幸的家庭必然变得更加贫穷。他们并非不懂得权衡利弊，只是迫于权利贫困的现状不得已沿袭自身的生存智慧。因为权利贫困他们忍受贫穷，同样因为权利贫困，他们不得不面对矿难的侵袭，相比常态的贫穷，偶然发生的矿难显然更值得他们去冒险。因为贫穷而漠视矿难，不仅足以说明矿工生活之多艰，而且也是他们权利贫困最真实的写照──并不是他们感觉不到矿难的可怕，而是由于权利得不到救济而不敢面对其中风险，只能寄希望于侥幸矿难没有发生，或者仅仅是没有降临在自己身上。

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论，大学生们的“贫穷比矿难更可怕”距离何祚庥的“矿难必然论”有多远，我不知道，但我清楚地知道，矿难所涵盖的意义远非贫穷两字所能表达。“要钱还是要命”之所以会成为矿工们的两难选择，是因为矿工本不该只拥有这样两种选择。贫穷和矿难就象炉子里熊熊燃烧的炭火，夹在其中矿工必然要受到炙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远离哪一端的炙烤，而是熄灭其中的炭火──救济那些贫困的权利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矿工不仅有权利要求免于贫穷的侵扰，而且有权利要求免于矿难的威胁。

贫穷固然可怕，矿难也同样可怕，没有哪种因素比另外一种因素更可怕。真正可怕而又最容易被忽略的因素只有一个──权利的贫困。当前最需要做的并不是简单地拯救贫穷者“脱贫”，而是要让再贫穷的人，也要依法享受到公平制度的保护，否则，矿难就会在“因贫穷而冒险”的谬论中恶性循环地发生。在向这些勇于思索的大学生表示敬意的同时，衷心希望他们能够更多地探究问题的本质，不要因为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停下思索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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