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郑渊洁和我们自己捏一把冷汗

中国的武装人员在枪口对内时素来就不含糊,由段琪瑞执政的卫兵不小心抠响的光荣传统,如今连一个银行押运员也运用得得心应手,在中国建设银行沈阳苏家屯支行的存款大厅里,刚刚取完钱的小包工头计程被冲入大厅的押运员一枪结束生命,似乎并不容易讨到说法。

在刑事案件中,细节无疑是重要的,迄今为止,尚无公安部门对计程之死的权威鉴定结果,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计程是前来取款的储户,而非抢劫犯,押运员打死计程之后向110报案称其为抢劫犯显然有混淆视听的嫌疑,因为计程根本就没有做出哪怕最轻微的抢劫之举。当然,押运员有在运钞车受到威胁时开枪的权力,这就使得押运员打死计程事件与一般刑事案件有异;押运员在受到威胁或可能的威胁时,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对无辜者形成误伤,这种误伤也与一般故意伤害有异。但押运员受到威胁或可能的威胁时,是否应该审慎使用武力,或者说应该如何克制使用武力,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事实上,计程是有错误的,当押运员对他提出警告时,即使计程有急事要出门,他也应该服从押运员的劝阻,这并无疑问,问题是,当他与押运员进行争执的时候,傻子也能判断出他并非抢劫犯,想抢运钞车的话,他不可能把时间用在与押运员的意气之争上,可是,对押运员来说,这种挑战似乎是同样无法容忍的,因为它冲撞了押运员所穿的制服代表的权力。

据说,在计程被打死之前与押运员有这样一番争执:取完钱后计程急急忙忙地和李正华往外走,突然就被押运员叫住: “别走了!”计程不明白怎么回事,他解释说,我有急事儿。押运员说:“你装逼啊,你走一步我就毙了你!”这位押运员身上没带枪,计程没管他,说,“我就走一步,看他怎的!”拉着李正华就往外走,见他不听劝阻,那名押运员向外喊了一嗓子:“来人!”于是另一名押运员就冲了进去,一枪击中计程面部。

无独有偶,不久前,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先生也有过一次类似经历:

“今天下午三点,我在王府井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昨天,我接到王府井某银行一自称叫肖涛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其说该银行要送给金卡客户一件礼物,问我怎么能将礼物交给我。我说我明天正好去王府井一带有事,我去拿吧。有感于该银行的送礼,我带去一笔业务作为回报。当我在两点多到达王府井步行街那家银行门口时,一辆运钞车突然停在我身边,从车上跳下几名荷枪实弹的押钞员,其中一人使用粗暴的语言让我改道。我一边改道一边说:“不用这么粗暴啊。”运钞员说:“你敢骂我!”我说没人骂你。两个运钞员立即将手中的枪子弹上膛,两枝枪对准我的胸膛。我面无惧色抓住其中一枝枪口,顶到我的胸口,说: “请朝这里打。”我掏出手机,拨打110。我以为,一个公民,在王府井这种地方,是不可以随便被人用子弹上了膛的枪对准的。可能是他们怕110,他们退回到车里。我进入那银行找肖先生,不在。

由于我和记者有约,眼看到了约定见面的时间,我没有再理会他们。以前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押钞员杀害同事劫走整车钞票的作案经过,并未在意。今天亲身被押钞员用枪指,才领教一二。

活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被上了膛的枪瞄准。当时竟然一点儿不怕。

打电话将客户叫到银行来领礼物,然后运钞员在银行门口对着客户挥枪子弹上膛恐吓,这样的银行,以后我还敢再去吗?”原帖来自于网易社区。从这两起事件的发生来看,存在两个共同特点:一是押运员说话均显粗暴,动辄就会对平民施以粗口,使人难以接受,但押运员们显然都很习惯于这样说话;二是被警告人都对这种口气不适应,并且产生逆反心理,进一步做出刺激押运员的行为举止,郑渊洁做得更为大胆,直接把押运员的枪口拉到自己胸膛前,做英雄状:“请朝这里打。”

据说有法律规定在押运车三米范围内,押运员有权制止任何人靠近,郑渊洁先生可能曾经身处这个范围,不过,等到枪口指向他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移动出该范围,押运员把枪对准他的原因是认为郑渊洁骂了他(郑渊洁当场声明没有骂人),这就是过度使用权力,甚至是滥用职权了。

根据计程取款的情况分析,他可能尚未离开取款大厅,也就是说,可能并不在三米范围之内,不过,他显然没有象郑渊洁一样先听从指挥再与押运员争论,这就使案件变得复杂,从法律上说,押运员有自卫的权力,或者他可以辩解说,开枪之举是基于一种误判。不过,即使是对于有潜在威胁的人员,就一定要开枪吗?两个训练有素的押运员,难道就不能徒手对付一个小包工头,而非要用枪口和子弹说话吗?

更重要的疑问是,押运员的开枪之举,究竟是因为感受到威胁还是因为意气之争。如果押运员确实骂人在先,计程反击在后,那么,开枪之举显然有报复杀人的嫌疑。

关于押运车的警戒规定知识,目前并无全面的宣传,至少,多数人只知道要听从押运员指挥,但何者为正当使用权力,何者为过分使用权力,民众并不广泛知情,如果我是计程,我也有可能不听押运员指挥:我没靠近你的押运车,又不打算抢劫,你不好好警戒,你管我闲事做啥!

如此一来,祸端可能就会闯下,当郑渊洁抓住押运员的枪口,如果押运员指责他抢夺枪支,恐怕郑渊洁就百喙莫辩了,更何况,押运员一旦情绪不好朝他胸口开上一枪,那么,他可就连辩解的机会都没了,还不是想由押运员怎么说就怎么说!

有关押运车的法律常识普及是政府和银行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众有义务服从押运员的正当劝告,但是,押运员更要明白,他们手中的枪主要是用来自卫,而不能对被怀疑者或发生口角者枪口相向,从不同城市里发生的计程之死和郑渊洁之怒来看,押运员的素质问题应当引起警惕。

计程的死告诉我们,即使民众有轻微违法缓和违规行为,枪也不可轻易动用,枪声一响,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当我们说起天安门事件,我们主要指1989年的武力镇压,而不是1976年对四五运动的镇压,1976年尽管处在毛泽东时代,但那时的镇压力量主要动摇的也只是大棒,而不是坦克和子弹,所以,六四镇压才成了整个当代中国的耻辱和专制强权的象征符号。无论如何,枪是不可以轻易使用的。

事后回想起来,郑渊洁先生可能会感到后怕,我们也要为他捏一把冷汗,可不要以为中国银行押运员的枪是烧火棍,秉承一种传统,他们是随时可以用来杀人的,即便你的行为并不当杀。而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现实中,也都可能成为小概率事件中的受伤害者,三个月前,当我从网上看到郑渊洁的遭遇,就对银行押运员充满了警惕,从那时起,只要在银行门口遇见他们,我就尽量躲开,一方面是配合其工作,另一方面,是怕那些性格火暴的银行押运员手中的枪走火,在中国,一旦不小心被“权”字头的什么人伤害,那可就不好争得道理出来,计程的死至今没有说法,就是一个例证。事实上,银行押运员大多属于这个社会中的下层,只有当他们戴上头盔端起步枪,打开运钞车车门的是,他们才会短暂地体会到权力的威严与神气,这时候,平时的失意与怨气可能就转化为粗暴的骂声,属于最典型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与中国社会普遍的权力优越感有关,对于执法部门的官员乃至一般小兵而言,动辄对前来办事的民众出言不逊,是一种并不少见的现象,尤其是在农村的基层政府部门,对于前来办事的农民进行呵斥与责骂是非常普遍的。

当权力自以为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时候,必须通过对权力的监督与约束,将权力和权力持有者关进笼子里。如今,计程的死尚未讨到说法,却已引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押运员的开枪权限。职责所在,他们必须在工作中持枪,既面对可能的歹徒,更会面对众多的平民百姓,这就使得我们既要尊重他们的开枪权,又要警惕和监督他们胡乱开枪的行为。尤其是要加强对他们的素质教育和职业培训,不能因为你押运运钞车就可以破口辱骂平民,要知道,很多人对于粗暴辱骂的本能反应是回骂,这就使得押运员很容易与手中持枪的押运员发生冲突和纠纷,可押运员手中是持有杀人武器的!从计程和郑渊洁的遭遇来看,押运员可能普遍对开枪的权限理解过于宽泛,这可能与行业内的职业规范与培训有关。押运员在工作中必须首先文明对待民众,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与配合。而通过计程之死,全社会应该广泛关注押运员行业的管理问题,在追究押运员过度使用权力杀人的罪行的基础上,从源头上加强对押运员开枪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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