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雨中一羽毛：文革中的炒家历历在目

旅居美国加州的华裔女作家巫一毛不久前出版了她与人合著的英文自传体回忆录《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书中讲述了她在中国度过的惊心动魄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著名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称她的这部自传，“热情洋溢，真诚坦率，哀而不伤”，历史学家余英时称其“为中国近代史作出独特的见证。”最近，这本书已被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

一毛谈到，她童年和少女时代的惨痛经历，曾经让这部英文自传的合著者、美国资深作家拉里－恩格尔曼觉得不可思议，比如一毛在童年和少年时曾两次遭人强暴，恩格尔曼就认为第一次被强暴就已够惨了，再把第二次被父亲的同事强暴一事写出来反而令人生疑，所以没有写进去。一毛说：

“他说读者，特别是美国读者不可能相信，为什么倒霉事都让你碰上了。我说我还算幸运，很多人都死掉了，我们家的全都活过来了，当年被迫自杀、离婚、上吊什么的都太多太多了，我只是成千上万当中的一个，他说人家很难相信所有的这些都怎么会让你一个人碰上?”

为了真实地记录历史，一毛还是将她8岁时，被一个解放军以象征荣誉的毛泽东像章、引诱进树林强暴的事情写进了这部自传中。

一毛和拉里－恩格尔曼合作写书时，曾经先把自己的经历讲给他听，自己一边回忆一边哭，但恩格尔曼就曾说她，“你为什么哭？你要感动的是我，不是你自己！”一毛说：

“他说我是你的听众，你应该感动我，不是你，我说自己都感动不了怎么感动别人，自己没情，怎么然人有情？但他听完就发呆了，他说没有想到，不可能。”

一毛的这部回忆录，是一个小女孩用自己的眼睛看动乱的中国的一部无声的电影，她尽量用平和的口吻，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访谈中，我请一毛为听众选读书中的片断，其中之一是文革中，红卫兵到一毛家抄家的一段：

“红卫兵没收了所有他们认为是四旧的反革命的东西，临走时，他们命令爸爸把走廊里的几箱书搬下去。等他们下了楼。我抖着发麻的双腿往厕所跑，关上小门，我把贴在背后的书小心地接下来，汗水浸湿了书的封皮。外面传来阵阵欢呼声，我从厕所窗口往下看，红卫兵围着一堆大火站在人群中央，我认出在火堆边的爸爸，他的背似乎变驼了，正把书一本一本扔进烈焰中，我把那本《约翰克里斯托富》紧紧抱在胸前。眼泪一滴一滴落下来。烧完书，红卫兵放爸爸回家，他座在书桌前，脸埋在手中，我慢慢走近，听见了他的呜咽‘我的书，我的书，都烧了，都完了。’我轻扯他的衣襟，把《约翰克里斯托富》递给他说‘爸爸，对不起，我把书的封皮汗湿了。’”

这种对文化的毁灭，对人性的摧残，在文革中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毛说，在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毛的父亲作为老右派，自然难逃厄运，然而小孩子也受到祸及，一毛成了小狗崽子、小右派、小特务，受到所谓“造反派”子女的欺负，一毛选读了她书中的这一段：

“随着文革的展开，大人们的暴力行动日益加紧，红小兵对狗崽子的折磨也从校园里扩展到校园外。每天我们都能遇到红卫兵押着一对戴着高帽的牛鬼蛇神游街示众，红卫兵象对畜生似的打骂他们，逼他们喊口号、背语录、认罪。大人、孩子站在旁边起哄，我总是加快脚步走过，生怕在牛鬼蛇神的行列里看到爸爸。放学的路上红小兵对我喊‘打倒小右派！打倒小特务！’毛泽东把知识分子统称为‘臭老九’，红小兵就把我叫做‘臭小九’，我假装没听见，继续走我的路。”

一毛的无畏，使这些欺负她的孩子们更想制服她。一天下午，7、8个和一毛同班的红小兵随她离开学校：

“一个男孩子冲上来在我的背后就是一拳，‘123，456，狗崽子，欠挨揍。一个女同学，跳橡皮筋似的围着我边唱边跳。又一个男同学狠狠地给了我后脑勺一个巴掌，‘看你还敢到我们班来’，另一个女同学抓过我的书包，我愣了一下，拣起她扔的空书包，把地上的东西迅速装回包里，一张纸沿路面随风飘去，我追上它，马上就要将它抓住，它又调皮地往前飞，我又跌跌撞撞地追，‘傻瓜！’他们喊着，笑弯了腰。‘蠢猪！’一个同学踩住那张纸，抓住我的头发往下猛的一推，我脸朝下摔倒在水泥地上，我挣扎着站起来想逃。红小兵全都双手叉腰，怒目圆睁，把我团团围住，‘不要脸，臭小九，敌人不投降，就叫她灭亡。’”

正象《上海生与死》的作者郑念女士对一毛这部回忆录的评价所说，“这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勇敢的少女感人肺腑的回忆录。它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假借进步的名义所犯下的种种残暴无比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