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灏年著 《谁是新中国 》连载（七）

上 卷
辛亥革命、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


第五章



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


北伐打倒军阀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国民革命十七年护国护法反复辟的胜利；东北易帜，标志着中华民国终于获得了初步的和平与统一。当是之时，中华民国理应迎来一个民主建国的大好历史时期，但是，一因她外有两个恶邻：一个自拟定“东方路线”为始，即决策了要移植共产专制制度于中国的阴谋，并且诱逼不成，便颠覆为继；一个因阻挠中国北伐不成，破坏中国统一不果，乃决策“先吞满蒙、再谋中原”的侵略政策。二因她内有两个宿敌：一是在苏俄直接指使下从叛乱走向叛国的中共；二是连续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的新旧军阀。由是，革命与复辟的较量并未因北京政府和吴、孙、张等大军阀的垮台而轻落帏幕，相反，恰恰因为两家恶邻的欺我，害我，因为残余军阀势力的迭呈反叛和中共的持恒叛乱叛国，而再现革命与复辟的持续较量状态。这一持续较量，虽然本质与前者无二，但在表现上，则由显性过渡为隐性。由于中华民国的再生，民主革命的再胜，袁、张的公然复辟帝制固已为历史所不许，即便是北洋军阀式的假共和真复辟，也早已为国人所看穿，因而军阀残余势力才不仅要顶着中华民国的名号，更要顶着中国国民党的声望，以行叛乱之实。中共则在苏俄的直接指挥下，并在发动共产革命的旗号下，不仅以中国国民党为“敌党”，更以中华民国为“敌国”，务求颠覆中华民国直至作成俄国的附庸而后甘。因此，荡平前者，便为“护法”的继续；围剿后者，则为继续“护国”所必须。只是因为这一番继续“护法和护国”的斗争，特别是反对中共的叛乱和叛国，乃是一场革命与以“革命名义下的复辟”所进行的残酷较量，从而才迷惑了不少“错把复辟当革命”的善良民众，少数激进的或有野心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一批失意和失路的知识青年，和土地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农民，特别是农村中的“流氓无产者们”。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却正是在这一持续的较量中，并在外患内忧交相煎迫的历史条件下，外抗恶邻谋我，内除国贼叛我，坚定地遵循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继军政而训政，决心捍卫北伐成果；矢志推进民主化进程，于训政期间筹备宪政；努力进行民生建设，积极从事全面抗战的准备。委曲求全，忍辱含垢，竟在此一艰难时世之下，创造了民主建国的巨大成就，甚至博得了“十年黄金时代”的美称。

一　　荡平新旧军阀叛乱是“护法”的继续

第一、新旧军阀叛乱的内在情由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是中国同盟会 —— 中国国民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推倒了袁、张的公然复辟，击败了北洋军阀的长期混战与统治，已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政党，我们同样不能说，它的每一个组成者，每一个领导成员，都一定是一个民主革命家，都是一个坚定而又彻底的民主革命派。既然绝对的纯洁本来就不存在，那么，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高潮与低潮的不等与不同，加之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又交相并作或交相一体，其革命队伍、尤其是领导集团自身发生分化，分裂，甚至党争，也就史所不鲜。同时，革命成功以后，为旧有的专制权力意识所影响的某些民主革命家们，有的自然会为争名夺势，而使自己丧尽一个民主革命家的风采；有的则为争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不惜背叛民主革命本身。这既是世界民主革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也是一九一二年以后，国民党 —— 这个在辛亥之后以统一战线形式组成的政党，所难以避免的问题。辛亥前，因谋炸清摄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卫，盖因“夸夫死权”，不仅成为孙后国民党党争的党内祸源，而且成为一期北伐胜利后分裂国民革命阵营的党中祸首，和中华民国统一之后参加并利用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罪魁之一。尤其是后来他为了做 “第一把手”而堕落成为一个卖国汉奸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个认知的正确。01
其次，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虽是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一个直接成果，但它的和平统一，却是统一战线的一个间接产物，即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又是以和平手段而获得的统一。因为，在北伐军中，原就有一些旧军人和旧军阀，他们有的是因为略知共和而参加了北伐，甚至成为北伐的功臣，如李宗仁、白崇禧等；有的则因北伐的节节胜利和即将告成，才投机国民革命而参加了北伐，如冯玉祥和阎锡山等。他们既深受辛亥之后十数年军阀混战的影响，甚至亦是参加者之一，又因积习难改，一旦野心膨胀，或私欲不能达到满足，便动辄称叛，从而成为中华民国爆发内乱和内战的祸胎。由李宗仁所挑起的桂乱，和由阎、冯为主体，联合李、白等其它新旧大小军阀共同反叛的中原大战，实为中华民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与恶果。再就是北伐的成功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再生，曾迫使一批地方封建军事势力附庸中华民国政权。因子承父业而成为东北王的张学良，固然因“易帜”而成为中华民国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但是，政权既是张姓的政权，军队也是张姓的军队，为时为势所迫，愿意归附中华民国，他便是中央政府的封疆大吏；为时为势所诱，一旦不愿意服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他便是有钱、有枪、有人、有政权、有黎民百姓的封建王国。张学良如此，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广东的陈济棠，新疆的盛世才，陕西的杨虎城以及一切大大小小的地方封建军事势力莫不如是。因此和平统一与以“和平手段得来的统一”，便不能完全划上等号。其于前者虽是国家之喜，皆大欢喜；于后者，则可能埋伏着朝附夕叛的危机。李、冯、阎大规模叛乱失败后，相继而起的粤变，闽变，两广六一事变，直至西安事变，前三者虽然被及时荡平，但由旧军人、旧军阀出身的张学良与杨虎城，于中共唆使下所发动的阴谋武装政变，却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穷尽的后患。至于在一九四五 —— 一九四九年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叛将们基本上全是军阀遗孽的事实，就更是证明了这个危机的严重性（参见上卷第七章注九）。

第二、新旧军阀叛乱的外在原因

因新旧军阀有如是的内在情由，因而，当统一后的中华民国，为了国家的和平与建设，而理应实行“军队国家化”，并实行“裁减军员与削减军费”之时，盖因新旧军阀“拥兵自重和拥兵割据”的私利受到损害，反叛便次第发生了。
中华民国意在军队国家化和削减军队及军费的决策，无疑十分正确。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召开的“国军编遣会议”也是相当及时的。这是因为，北伐完成之际，国民革命军实际已扩充至八十四个军，三百个师，兵员总数超过二百二十万人。东北、四川、云南等地方军队尚未包括在内。彼时国家年度收入总额为四忆五千万圆，但须逐年偿还满清和军阀政府留下的外债一亿圆，实际可资用者大约三亿五千万圆，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于军费。诚如蒋介石在国军编遣会议上所言：“军费占了全国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国家是一定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象灭亡了一样了……现在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了十分之八了；我们国家就是不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把国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02
由是，蒋介石才在“国军编遣会议”上用六十年前日本军人“倒幕还政、化藩归统”而致国家强大的历史事实，03 号召中国军人学习日本军人的“废藩”之举，裁撤冗军，削减军费，拥护军队国家化，并且剀切陈词曰：“编遣会议是救中国的一个会议，也是救我们个人的一个会议。我们的使命是要共同救中国，共同建设新中国，共同地行使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力，并不象从前的把戏，专集中权力在一个人手中……照现代国家的通则把军队集中到中央来，由中央统一管理，并不是谁集谁的权，也不是谁来统一谁，是我们大家在中央联合起来……我们不想实现三民主义，把中国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那就罢了，如果要实行三民主义，要做成一个现代式的国家，就非首先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不可。而要造成一个健全稳固的中央政府，就得把构成现代国家条件的军队，首先集中起来、统一起来才有办法……十七年纷乱如丝的军事现象，应该完全革新，即一切附两于军事恶制之旧观念，旧习惯，亦必加以根本之扫除……”04
诚然，就历史的教训而言，将彼时在相当程度上分属于个人的军队转换成国家的军队，归中央统一指挥和节制，不仅是现代，即便是在古代，也是建国立基的应有之为。唐代藩镇割据的结果，便是安史之乱的爆发与唐王朝的衰亡。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本，便是借“废藩倒幕”而达成了“王政复古”的成功。辛亥之后，正因为袁世凯拥有兵权，才织就了他一心要做中华帝国皇帝的复辟之梦。袁死后，之所以能够绵延十余年的混战和混乱，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军阀要以武力来复辟专制和统一中国，小军阀要以枪杆子实现割据以自保。因此，退一万步说，即仅仅是为了看取前车之鉴，不再重蹈军阀混战的局面，也同样必须“削藩”。
一九二九年元月二十五日“国军编遣会议”闭幕并作出了决定：一、全国划分为六个编遣区。二、全国保留陆军兵力为步兵六十五个师，骑兵八个旅，炮兵十六个团，工兵八个团，合计员额八十万。三、军费不超过国家总收入百分之四十。同时撤销原各集团军。
一九二九年三月，中国国民党“三大”议决并通过“国军最高统帅权完全属于国民政府”，将军队国家化正式纳入国家体制建设之中。
然而，如前所说，当时的军队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军将领中，军阀的派别仍多有承袭，而裁军便是要削减各派和各地军阀所掌握的兵力，也就是在削弱他们的军事势力。所以，在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理念尚未成熟之时，其积习和野心，便可能促使他们不会安安份份地接受“国军编遣会议”的决定。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

第三、新旧军阀叛乱的发起、经过、规模和失败

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李宗仁公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规定，和“国军编遣会议期间，非编遣会议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的决定，竟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05 同时派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与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率军进攻长沙，在“护党救国”的旗号下策成“湘案”，从而诱发了桂系军阀反叛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内战，首倡乱国之祸。
一九二九年三月，因表示拥护国民政府“讨桂”而重被任命为第四师师长的张发奎，突然拒赴陇海铁路监防冯军异动，通电“拥汪”，要求改组党务，并率军南下湖南，计划进攻广东，欲于广州另立中央。国民政府遂免张职，同时命四川及湖南军队堵张回粤，张遂败。06
一九二九年四月，冯玉祥于“讨桂”未了之际已迫不及待地打出“护党救国”旗号，在开封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并将散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六省数千公里战线的军队集中西撤，沿途破坏信阳关等地的铁桥与武胜关隧道，欲以重兵压迫阎锡山一道反叛。决意“如阎不从则先打阎；如阎从便先打蒋，后打阎。”时因桂系反叛败局已定，冯玉祥虽一边通电“讨伐”桂系，一边命令韩复渠迅速向武汉推进。只因为没有料到韩复渠和石友三竟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二日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两次通电拥蒋，方使冯玉祥第一次“反叛未成败先成”。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师长李明瑞与张发奎串通一气背叛中央，宣告独立。国民政府乃命陈济棠讨伐。因桂军将领杨腾辉反戈服从中央，叛变遂败。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名西北军部将，在冯授意下 联名反抗中央，07 明申反对“编遣国军”，公然反蒋以压阎。但因阎锡山仍不表示公开反叛，加之冯部将孙良诚不服从代冯为总司令的宋哲元指挥，一气之下竟将部队后撤，造成全线混乱，西北军遂不战而败。冯的第二次叛乱，又为“出师未战而先败”。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张发奎再一次于广西恭城通电，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声言要攻取广东。广西省主席吕焕炎及李宗仁残部竞相从之。国民政府乃命何应钦为广西行营主任，于是年十二月将叛乱削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日，原驻安徽的石友三，自封“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拒绝协防广东，谋图袭击南京。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重被起用并受命对冯叛军作战的唐生智，08 拒绝南下断叛将张发奎后路，于郑州通电称叛，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以响应石友三，同时标举“拥汪联张”口号，企图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后兵败于河南大雪之中。
一九三零年一月，阎锡山因自虑“国军编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各地叛乱已导致其野心勃发，乃决心联合冯玉祥数十万人马与李宗仁四万残兵共同反叛。是年三月二日，阎通电逼蒋与其一道下野；四月一日，阎自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正式发动军事叛乱。七月十三日，阎锡山联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西北军初成协议，于北京怀仁堂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发表声明，以所谓“护党救国”名义联合反蒋。八月四日，汪精卫因阎锡山邀请并许以总揽党务，遂于两日内与阎会谈六次，达成协议。一九三零年八月七日，“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任命中央常委和各部部长，图以“扩大会议”取代南京国民党中央，另组国民政府。九月九日，于叛乱败北的狼狈时刻，竟于北平成立“国民政府”，推要做“九五之尊”的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09 汪精卫等伪国府委员并宣誓就职。九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张学良发表“和平罢兵”通电后，10 阎锡山因败局已定，乃发表“退避三舍”通电，然后，遣散汪精卫等中央扩大会议成员。是年十月八日，冯、阎见面，共决下野。叛乱历经六个月而彻底败亡。

第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决心荡平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

中华民国政府、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对新旧军阀的叛乱一有认识，二为力阻，三是荡平。其实，中华民国始获统一时即施以“国军编遣”的重大决策，其中很大的原因，便是为了预防割据和混战的可能重演。及至李宗仁为始作乱者，其后大小军阀俱闻硝烟而动心之时，蒋虽痛感“军阀习惯成性，除不胜除，余乃为内外夹攻之人”，但他仍坚定地认为：“如此投机反动军队不灭，国家何能统一？”11 在叛乱走向高潮之际，曾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称：“以前，有谓唐生智反复成性，终必背叛，劝余勿加重用者；余绝不怀疑，始终欲引导其如革命之正轨。今竟如此，余实有愧！但此亦非绝对意外之事，或竟可认为革命进行中必须经过之程序；尤其是革命将近成功之时，假革命与反革命者常自取淘汰。故为革命者，对于此等叛变，不但不必悲观，竟可认为乐观也……”12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九日，蒋又在《告全国将士电》中极有信心地昭告曰：“当陈炯明叛变时（一九二二年），仅余中山舰……今日革命环境之顺利，远过于昔日；革命势力之雄厚，远甚于当年。……中正不仅具消灭叛逆之决心，且深信有消弥叛变之把握。望我将士明是非，别顺逆，切勿蔽于谣言而堕奸计。”而当李、冯、阎三家大军阀拾各家残余，终于挑起大规模武装叛乱时，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曾连续发表了《为讨冯、阎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等一批文告，极为深刻和明确地指出：“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据之心，和平将消弥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必欲扰乱而后快。”同时极有信心地宣称：“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
出于上述正确而且深刻的认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不仅对一九二九年三月至一九三零年十月间的一些小型叛变，采取及时劝阻和只在劝而难阻之时，才采取坚决扑灭的方针，而且，特别对以李、冯、阎三家大军阀为代表的连续性和大规模叛乱，曾一再力劝力阻，并且同样只在劝阻无效之时，才施以大规模的军事征剿，以坚决荡平之。
一九二九年二至三月，李宗仁策成湘案，是为公开叛变的先声。三月九日，蒋曾亲自致书李宗仁，劝其赴京“开诚相商”，以弭其事。因李拒绝，蒋再于三月二十一日发表《宣告湘事真相》，指责李于“编遣会议”之后，“未及数旬，即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是违背五中全会关于政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三月二十五日方下令“讨桂”。三月二十七日发表《讨逆时告将士文》，痛斥桂系军阀“盘据两广两湖之地，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特别申明“讨桂”的目的，乃在“讨伐反抗中央之叛逆，以保障国家之统一”。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本人“讨桂”战令既下，乃根据桂系军队据两广两湖直至河南河北之一字长蛇阵的特点，首先一举解决平、津两地的桂系驻军，然后合围广西。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蒋亲赴九江督师，叛将何健立即向中央投诚。四月五日讨逆军收复武汉，桂系胡宗督、陶钧、夏威三人即联名通电下野，李、白乃逃广西与黄绍悖打起“护党救国军”旗号，由李亲任总司令，进攻广东。蒋乃急令广东陈济棠、陈铭枢迎敌。六月二日讨逆军克广西梧州，李、白、黄通电下野，讨桂战争胜利结束，广西复为中华民国政府所统一。此其一。
其二、面对冯玉祥三次称叛，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曾一再地苦心劝阻。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因冯一意孤行，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蒋乃最后致电冯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电已出，于公为作乱，于私为背信。兄不惜自隳革命之历史与人格，至此已极……但追念往昔之友谊，自咎规之未周，惋疚交萦，觉尤有不能已于言者，爰作最后之忠告，尤异能得全始终也……”
一九三零年春，蒋因阎、冯叛乱之心已张，乃于二月九日，二月二十一日，二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六日一再致电阎锡山，劝之曰：“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矣，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实负其责……”针对阎使用公开逼自己与他一同下野的“招数”，蒋则凛然驳曰：“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御。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者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者，适得其反……”而当阎、冯、李等大举叛乱信号已彰，劝无可劝、阻无可阻之时，一九三零年五月十一日，中华民国政府讨伐阎、冯、李联合叛乱的战争遂正式打响。蒋不畏生死，亲赴归德督战，虽几陷于敌手，13 仍坚持亲自指挥，并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线开始反攻，于八月上旬击退叛军于陇海一线。八月十五日政府军克济南，叛军乃溃不成军。九月六日政府军发动对叛军冯玉祥部的总攻。九月十八日张学良眼见叛军大势已去，乃发表“和平罢兵”通电，阎、冯亦因最后绝望而通电下野。依叛促叛，于北平刚刚乱哄哄唱罢的汪氏“中央扩大会议”，和阎氏的“国民政府”，亦不过旬日便自崩自垮。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为保卫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而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终于胜利告悖。但是，兵连祸结六个月的中原大战，叛军动员六十万，政府军动员一百万，叛军死伤二十万，政府军死伤九万余，代价实在不可谓不大。

第五、荡平新旧军阀叛乱的意义

中华民国政府平定新旧军阀叛乱的战争，一是避免了国家的再一次分裂、混乱与混战，在相当程度上巩固和保卫了中华民国及其统一，深具继续“护国”成功的意义。二是有力地巩固了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伟大成果，从而保卫了中华民国的共和国统，深具“护法”成功的历史意义。三是于“日患共乱”的艰难时势之下开始了民主建国的进程，从而为未来的那一场全面抗战直至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础。如果说，中国未亡于日本，是因为中华民国首先未亡于新旧军阀的叛乱，反之，一个分裂、混战和混乱的中国又焉能不亡？
二　　围剿中共叛国为继续“护国”所必须

如果说荡平新旧军阀叛乱为“护法”的继续，则围剿中共的叛乱和叛国，便不仅具有护法的意义，而且具有“护国”的巨大意义了。
历史的事实是，未及武汉分共，斯大林就已指使中共准备武装叛变；及至武汉分共已成事实，仅仅半个月以后，中共就在第三国际派来的罗明拉兹和纽曼的直接策划与指挥下，于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江西南昌打响了公开背叛北伐和国民革命的第一枪（参见下卷）。八一南昌背叛虽以失败为告终，但从此中共即在苏俄的指使、策划、甚至是直接参与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叛乱的高潮。依照中共总是由后来的领袖全盘否定前面领袖的“规律”而言，自一九二七年直至一九三四年，中共计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更“左”、博古更烈的“左倾冒险主义”。而中共党内以毛泽东为首的农民造反派，则自始自终地于南中国偏远落后的农村，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煽动农民造反，实行武装割据，直到中共以城市为中心的暴动叠遭失败、无以为继之时，中共才在苏俄的同意下，将“中国共产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了南中国落后闭塞的乡村，从而完成了由发动俄式共产革命向煽动传统农民造反的全面过渡。特别是在苏俄借我国收回中东路主权（参见下卷第三章），而发动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共竟在斯大林的直接命令下，高举起“武装保卫苏联”的旗号，发动武装暴动，志在里应外合，从连续的公开叛乱走向了持续的公然叛国。甚至在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已经阴谋侵占我国东三省之后，中共又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即苏俄的国庆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俄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不仅蓄意制造两个中国，而且再一次公开宣称“武装保卫苏联”，从而掀起了更大的武装叛国高潮。至于中共在由城市暴动转向农村造反的过程中，为坚决执行苏俄为其制定的“烧杀”政策，而造成的惨绝人寰景象，就更是令人触目而惊心（参见下卷第二章）。14 显然，刚刚获得了初步统一与和平，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以进行民主建国的中华民国，面对着有外敌指挥的中国望岱农民叛乱，惟有征剿，别无良策。
一九三零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中原大战行将胜利结束之时，蒋介石就已经在他给国民党中央的战报中称：“洪水猛兽之中国共产党，复乘我国家多事之秋，肆行勾结，日事蔓延，已悖成燎原之势，以为全国大患。”
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二日，蒋介石又在向“国民会议”递交的“灭赤报告”中，不仅历数中共于江西等地烧杀虏掠的罪行，而且郑重地告诫他的党人和国人说：“今日时局之危殆，祸机之惨烈，殆十倍于咸同之世……设长此以往，全国国民不再奋起，一致引扑灭赤匪为己任，则新中国未来之生命，必将如赤色帝国主义之愿望而中斩。”15 因而他一再地提醒党人和国人，要“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16
一九三一年六月三日，蒋介石又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人民书”称：“戒除内战，保障统一，剿灭赤匪，安定社会……中国今日实不患贫困，而独患内乱；实不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宁。”
当事实已经证明，中共的叛乱不仅外从苏俄，而且内结军阀，复乘日本的阴谋侵我，以相互勾结、互相呼应之时，17 蒋介石乃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称：“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议。……故不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同时，蒋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叛逆军阀，唯恐赤匪之肃清也，乃出兵以援之，叛变以应之。帝国主义者唯恐军阀之消灭，中国之统一也，乃惹起外交纠纷，以牵制之。”18 对此，蒋本人乃宣言曰：“必期于最短时间，剿灭赤匪，保全性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不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了。”19
为剿匪，蒋介石还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举办了庐山陆军军官训练团，亲任团长，亲纂“剿匪手本”，亲赴训练团讲演，并对中共反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本质，及其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巨大危害，予以深刻的揭示与阐述。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历史学家称：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三日，蒋介石曾在第二期开学典礼上，发表《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之演讲。他说：“现在我们要消灭赤匪，抵御倭寇，……因为土匪不仅到一个地方，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使得一般人民不能安居乐业，而且弄得一般人民不敬祖宗，不孝父母，不爱兄弟，不要国家民族，不讲礼仪廉耻，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历史！总之，共产党要叫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一个不忠不孝、无礼无义的禽兽，就是不准我们做一个人，要中国人都做禽兽的行为！不许我们过人的生活，干人的事情。所以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共产党非人伦、不道德的生活与无国家民族的主义，必须杜绝悖尽。”20
今日，当中国大陆人民在历经了中共数十年“非人伦、不道德”的统治之后，再来重温蒋介石先生的话，又怎能不长歌当哭、痛定而思痛？
显然，庐山军官训令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称：“庐山训练的结果，使蒋介石的军队在作风上有了一些改观。当时的第十八军各师，军官的生活与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级别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21 曾为桂系三大头目之一，并曾参加过桂系叛乱的黄绍悖，亦在他的回忆中说：“…… 庐山训练团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的人格感召及恳切训导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镛，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畋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地消弥泯灭。同时，更积极地造成了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暂，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之，可以说是未来抗战救国的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22
对于剿匪与抗日的关系，据八九年后中国大陆史家说，蒋曾在“剿匪手本”中指出：“今赤匪乱国害民，招致敌寇外侮之侵略，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目前，我们中国已经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候了，如果不能抵抗帝国主义，我们的国家就没有独立生存的余地。但是如果国家的内乱不能平息，土匪不能剿灭，我们的国力就不能集中，而政府的行动必为匪所牵制，不能抵抗外侮。因此，我们要抗日，必先剿灭赤匪，安定国本，然后才可以集中我们全国的力量，一致地来抵抗倭寇，以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剿匪是抗日的基本，安内是攘外的前提，而剿赤匪即所以安内，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23
由是，蒋曾一再激励政府军将士为抗敌救国而坚决剿匪的决心。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即于第四次剿匪中致前方将士电称：“倭寇不久必侵犯热河，进取华北，甚望我剿匪将士如期肃清残匪，俾得候令抗日克尽大功。否则残匪一日不清，则吾军一日不能脱离匪区，如此，倭寇进犯，虽欲抵抗亦不能双方兼顾，必陷进退两难境地。希深明此意，耐冻忍苦，完成剿匪抗日之全功。”24
彼时，由于苏俄利用它在华的外交机构作为中共叛乱的巢穴，中华民国政府乃于中共广州暴动失败之后一日、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四日宣布与苏俄断交。一九二八年四月，蒋介石更在《中国革命与日本》一文中为与苏俄断交作了如下的说明：“…… 不幸，在（中国的）国民革命进行中，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能认清国民革命的目的……苏俄的野心家，竟想要以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来代替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他们不仅假手于第三国际，指使中国共产党来破坏中国国民党；并且公然利用苏俄官吏（领事）所享有的地位，作破坏国民革命、危害中国民族的举动。……本党至此，为维护革命目的计，不能不与之断绝关系。由此可知，本党昔年联俄，是为着革命而联俄；更可知，今日绝俄，亦是为着革命而绝俄的。”25
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至五月三十日，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至九月二十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至四月九日，一九三三年十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共发动了对中共江西匪区的五次围剿。其中第一、第二次因不谙剿匪策略而失败；第三次蒋亲赴南昌，虽成功在望，却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蒋转即回京处理日事而被迫停止围剿；第四次本可大功告成，又因日军攻我榆关及长城诸口，政府军为“长城抗战”而只能再一次停止围剿。第五次则因外患暂停，并能“注重人民及地方的力量”，而一举歼灭中共二十万人。其数万残余为能在危急时逃入俄境，乃辗转逃抵陕北，几濒绝路（参见下卷第三章第一节）。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蒋曾为剿灭中共之窜匪流寇而电令驻守西北的张学良部称：“此次入甘之匪，确数不下万人，仅毛泽东所率之一、三两军团。朱与徐合而与毛背离，其所谓五、九两军团，亦留于川北也。匪情如此，我军应积极进剿，分头出击，节节消灭，望即令朱、于各军同时出击，以期早歼厥丑。并设法多方宣传，凡在我军驻地多制白底黑字之大标语，使匪来降，促其崩溃也。”
但是，虽已易帜归顺中华民国，却抗日无能、暗结中共的东北地方军阀张学良，非但未能一举而灭中共叛国之残兵，却在中共一再相机策反之下，听命中共为一己图存而策划的“联张反蒋抗日”阴谋（参见下卷第三章），于翌年十二月十二日阴谋发动武装政变，竟使中华民国“八年剿匪之功，功亏一篑”，更陷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惨祸于无穷。
三　　国民党一党训政是走向宪政的应有历程

近七十年来，中共自称反对和叛变中华民国的一个重要理由，便是因为“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所有现代史教科书，都无例外地要同声指责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是一个“反革命的独裁专制政权”。
然而，国民党究否专制？蒋介石究否独裁？显然，要回答和澄清这样两个重大的历史诘难，唯一的办法就必须针对国民党蒋介石于北伐成功和中华民国初步统一之后，为何要实行“国民党一党训政”，怎样实现“一党训政”，以及国民党“一党训政”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究竟有何本质区别等根本问题，分别予以论辩和澄清。

第一、训政是孙中山先生实现民主建国的重要革命方略之一

一、训政思想的由来
辛亥之后，虽然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国统初获创建，但是，接踵而来的袁氏公然复辟帝制，张勋公然复辟满清，和北洋军阀“假共和真复辟”的种种不幸事实，实是对民主革命的公开反扑和对共和国统的蓄意颠覆。它既给辛亥之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又对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造成了极大的刺激。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孙中山先生虽然还不能及时认识到民主革命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残酷较量，乃是民主革命的必然历程，甚至是主体历程，并且，唯有历经了这个艰难和痛苦的历程，民主革命才能达到她最后的成功，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她最后的确认和确立，但是，辛亥之后十余年复辟、混乱与混战的痛苦现实，已经使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在民主革命已经初造成功、共和国体已经初获创建之后，为了保证民主革命不遭遇专制复辟，为了保卫共和国统不遭遇专制颠覆，则不仅要建立革命的权威统治，来保卫刚刚诞生的新国家和新秩序，而且还要自下而上地规定、并且实行人民的权利和义务，以造就对新国家和新秩序确认和确立的广阔社会基础。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孙中山于《申报》五十周年纪念专刊上发表“中国革命史”一文，称：“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
同时，孙中山先生亦因辛亥之后政治叠生复辟混乱的教训，而进一步明确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能荡涤，新治无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26

二、训政的历史目标
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九日，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演说时就曾明白主张：“中国政党之间应展开竞争，一党在朝主政，一党在野监督。”并称，“假使本党设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致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 在此，孙先生已将中国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性质，表述得十分清楚。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一大”之后，孙先生又一再指出：“余之从事革命，建主义为标的，定方略为历程。”27 所谓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方略，便是军政、训政和宪政三大历程。军政时期即“以党建国”时期，训政时期即“以党治国”时期，宪政时期即“还政于民”时期。不论军政、训政，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还政于民”。
一九二四年四月，孙先生发布《建国大纲》，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及其各自的做法，详加规定，藉以说明中国国民党决不采用俄国一党永久专政的制度。泾清渭浊，由是而明。

三、训政的具体内容和现实目标
孙先生认为：“训政为过渡时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即非“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 作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以一县为自治单位，每县于敌兵驱除战事停止之日，立颁布约法，以规定人民之权力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28
对训政的具体内容，孙先生亦曾明白规定：“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为着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民权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便不至成为空文也……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然不知律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悖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卓卓然有余裕……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于武人与官僚之手。”29
至于国民党训政的现实目标，孙先生则在《建国大纲》第三条中明确指出：“对于人民之政治知识能力，政府当训导之，以行使其创制权，行使其复决权。”
对国民党实行训政所要达到的要求，孙先生于《建国大纲》第九条和第十四条中称：“一完全自治之县，其国民有直接选举官员之权，有直接罢免官员之权，有直接创制法律之权，有直接复决法律之权。”“凡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大会得选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至该省内之国家行政，则省长受中央之指挥。”30 “凡全国有半数省份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大功告成。”31

四、训政的必要手段
训政的必要手段，是要在一定阶段内，以革命政党的权威统治来保护和巩固刚刚建立的新国家和新秩序，即保证训政的实行。由孙先生亲自审定的“国民党一大宣言”曾明白指出：“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的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按：三民主义）之一切障碍……盖惟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民众之本据……”
由是可知，孙中山交待给国民党的“训政”任务，其根本意义绝不在“一党专政”。其始，乃因军政结束；其志，乃在“还政于民”；其意，乃在“教民用权”；其行，乃在“规定人民的权利义务与革命政府之统治权”。换言之，便是革命政府之行使统治权的目的，乃在养成“人民的权利与义务”，以为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做好准备。

第二、中国国民党遵循孙中山遗教实行训政

应该说，中国国民党于北伐成功、中华民国统一之后，便立即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教，在决策、理论、立法与实际上开始了推行宪政的工作。
一、就决策而言。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当蒋介石率领参加北伐的重要将领于北京西山碧云寺祭告总理时曾称：“军政时期，从此结束；训政时期，从此开始。兹遵照遗训，已定南京为全国首都。今后当遵循遗嘱，完成所有的建国大业。”
一九二八年八月，国民党于二届五中全会宣布“训政时期”开始。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第一百七十二次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六条：（一）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二）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三）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四）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付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五）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执行之。（六）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即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之。
该纲领确定了中国国民党于训政时期的治权与治法，任务与目标，被称为“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的最高依据和“训政时期”中国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
二、就理论而言。除宣传孙先生有关“训政”思想之外，国民党领袖人物胡汉民、蒋介石等，均一再对国民党施以“一党训政”做法的正确性和原则性，予以了充分的论证或论述。首先，他们认为训政时期国民党在政治上负有双重的责任，即一方面要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另一方面又要监督政府行使治权。对于前者，则提出了“训政保姆说”，认为：“国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的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养此主人之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32 由是，胡汉民更进一步论述了“国民党一党训政”与“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他说：“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保姆自任。其精神与目的，完全归宿于三民主义之具体的实现。不明斯义者，往往以本党之训政主义，比附于一党专政之阶级专政论，此大谬也！”33
同时，针对军阀叛乱之教训，中共仍在扩大叛乱的行径，和外患日悖的现实，面对“中国今日，实不患贫困，而独患内乱；实不患财政之不充裕，而独患国家之不统一，与地方秩序之不安定”这一严重社会局面，34 乃对于孙中山先生所一再强调的“训政时期革命政府之统治权”，力图有所加强。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蒋介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领导素无经验之民族，是非藉经过有效能之统治权之施行不可。”他还说，“今日举国之要求者，为有效能之统治权之建设，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该会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昭告全国和平统一案”和“剿灭赤匪报告书”。
其后，蒋介石在讲演和著述中多次强调指出：“在这个军政与训政的时期中，无论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为不是军阀，至少也不能不说是封建。这种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究竟对民族、对革命是不是有益，还是有害？大家痛斥从前把持军队、割据地方的军阀是反革命，难道这种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就是革命？如果这样的武力割据和封建军阀的反革命势力存留一日，国家政治就一日不能上轨道，军政时期也就一日不能结束。不惟宪政无法开始，就是训政亦无从进行。这样于国家与革命的前途之妨碍和损失之大，真不知伊于胡底。”35
然而，正因为对新旧军阀大规模叛乱的征剿，和对中共武装叛乱、叛国及武装割据的围剿尚未告罄，蒋介石方才意识到：“军政尚未结束和训政必须加强。”因而他才又说道：“应该以军政时期为本，同时加强训政时期的工作。”更认为训政应从五方面着手，即：心理建设，伦理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这无疑是一个十分正确的认知。
三、就立法而言。如前所说，国民党于一九二八年十月即已宣布“训政纲领”。其时，一是东北尚未易帜，某些地方势力还只是“名号归中央却实权归自己”。中华民国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未完成初步的统一。二是因东北易帜，中华民国虽获形式上的统一，一些地方势力仍然各行其是，“坐地独裁”；某些地方军事势力，更为反对国军编遣即反对“削藩”，而公然发动了叛乱。是故，训政尚未实施，军政又复重来。因而，直到一九三零年十月新旧军阀的大规模叛乱初予平定，训政才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遵循孙中山“训政应有约法”的遗教，中华民国政府历经筹备，于一九三一年五月召开了“国民会议”，于五月五日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提出了“巩固统一与完成建设之六大要求”。即：巩固统一于尊崇法制；确认民生为建国首要；培养民族之毅力；推进教育之实施；安定地方之秩序；完成地方之自治。要求全国人民“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
四、就实施而言。首先于宣布训政之日起，即明布训政期限为六年，然后继行宪政。其次，考虑到国民党治权在国家政权体制上的合法性，乃于一九二八年九月接受胡汉明、孙科提议，提早建立五权制度，36 并于是年十月三日由国民党政治会议制定国民政府组织法（共六十四条），形成以行政权为中心的五院制。再者，遵循孙先生关于推行地方自治为训政之主体内容的遗教，开始推行地方自治。为此，一是于一九二八年公布《市组织法》，一九三零年修正后，又于是年七月六日公布《市参议会议事规则》，决定市参议会由公民直接选举，任期一年。北平市遂于一九二八年始筹自治，一九三三年三月开始区坊自治职员民选，同月二十六日民选市参议员告成，八月一日市参议会成立，翌年八月一日第一届参议会闭幕。因华北敌患日张，故不得不中止继选。上海市于一九三零年即着手筹办自治，因淞沪抗战乃止。一九三二年七月再办，成立四十区公所，后因抗战爆发而停顿。抗战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民选议会终于成立。
盖因当时内乱连连，地方不靖；外患日亟，国难当头；加之地方官员官僚积习尚深，对地方自治并无热心，自治不易推行。一九二八年公布、一九二九年修正的《县组织法》，虽均有设县参议会的规定，一九三二年又曾公布《县参议会组织法》及《县参议员选举法》，一九三四年一月内政部还通咨各省依法组织县参议会，但各省均未及时照办。如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通过《改进地方自治原则》，将地方自治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扶植自治时期、即实行训政时期。县市长由政府任命，县市参议员由县市长聘任，乡、镇、村长由各乡、镇、村人民选举三人，县市长择一委任。第二期为自治开始时期、即官督民治时期。县市长由政府任命，县市参议会议员及乡、镇、村长由人民民选。第三期为自治完成时期，即宪政开始时期。县市长，县市议会议员及乡、镇、村长一律民选，人民开始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自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一日政府公布“扶植自治时期县、市参议会组织办法”后，贵州、甘肃、察哈尔、云南等省即由县市长聘任县市参议员，成立县市参议会，后因抗战爆发才不得不中断。
当时，地方自治推行得较好的是广东。一九三三年，“西南政务委员会”修正并颁布了《县市自治法规》。一九三五年底，广东省九十四县已有自治组织。一九三四年八月，各县、各界之省参议员次第选出，八月十五日广东省参议会成立。
自一九二八年宣布训政，历经内战与外战，凡十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底，中华民国全国自治组织已成立者，县市参议会七百九十二个，乡镇人民代表会二万一千一百四十六个，保民大会二十四万六千七百三十五个，成立临时参议会者计有七省市。
最后，训政时期所推动的另一个极重要措施是对宪政的准备，即“五五宪草”的诞生。一九三一年国民会议之后，国民党原拟在宪法未实施前提前设立民意机构，并定名为“国民参政会”，但因筹议早日结束训政，故未实行。由是，国民党乃于四届三中全会议决：“一九三五年三月召开制宪国大，议定宪法，并为此要求立法院从速起草宪法草案，并发表之，以备国民研讨。”同时定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召集全国临时代表会议，研讨宪法草案，时因党内纠纷而推迟；37 后又因外患内叛，干戈无止，再延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举行。一九三五年一月，立法院将宪草完成，十一月五全大会遂议决于一九三六年内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宪。国民党中央还决定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颁布宪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制宪国大”。其后又因中日关系紧张，部分省区未能按时选出代表，故国民党中央决议再延期召开国大。不久，西安事发，国民党中央虽再决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至一九三七年夏，虽然除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东北、台湾等地情形特殊以外，其余各地选举均已办成，然而抗日战争亦已全面爆发。由是，训政期间之筹备宪政只能被迫中断。
由上述可知，如若没有内忧外患之交相煎迫，则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如期结束和胜利结束非但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非为一党“专制久安”而计，却为及早“还政于民”而行。但是，也正因为内忧外患的交相煎迫，尤其是苏俄的阴谋颠覆和日本的公开侵略既不能终，国内残余军阀和中共的叛乱叛国更不能止。加之里应外合，乱之日炽。因而，已经开始的训政时期，在实际上仍应为军政时期。否则，国内政局即成为“军政尚未结束，训政已经开始，军政不曾终了，训政遑论结束”这样一种局面。因此，原定的六年训政，只能延期，而非食言。然而，这却给了一切外逞叛乱、内怀野心者，和所谓的民主派知识分子以指责国民党“独裁专制”的口舌。此其一。
其二、国民党虽为宪政而训政，虽为还政于民而教民，但又深恐敌人与他人指责他们“假训政以独裁”，“借训政而专制”，因而忘却了“训政”—— 这个在性质上本为“善意的独裁”，38 即必须强化革命政府之统治权，以确保民主的新社会秩序不被颠覆，乃是走向宪政之应有历程这样一个本意，因而对于一切公然持枪的反叛者，虽不得不决心剿除之，但对于一切不拿枪的敌人，尤其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抱着民主这个“法宝”，以攻击国民党训政的敌人，则不敢动以训政之心，甚至一再让步，疲于应付，以宣布训政时间作保证，以筹措宪政示己心，从而迭呈被动挨打之局面，卒不敢为中华民族建立与巩固民主的新社会秩序，而甘冒被天下人指我为“独裁”的骂名，勇敢地对一切反对我训政、诬蔑我训政的敌人予以反击，将一切不利于训政的错话歪理逐一予以批驳。如此，虽然 “过”在一时，却功在永恒。这无疑是一个至深的历史教训，当为来日之大陆所深深记取之。

第三、中国国民党一党训政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根本区别
一、中国国民党是一个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建立的党，故该党的革命又称“国民革命或民权革命”。她的一党训政，乃是该党为最终实现民权政治、即宪政而采取的过渡方略，亦曰历程。目的就是为了结束一党政治，以还政于民。这就在根本上与共产革命所号召的，一个阶级和一个党的永久专政，划清了民主与专制的根本界限。
二、中国国民党即便是在一党训政阶段，其仍以“确立民生发展为首要，采取自由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和保护私有制度”为基本国策，其与中共在经济上“长期以民生建设为恶，取缔自由经济，堵死市场经济和消灭私有制度”的党策，有着至为本质的区别。
三、虽然中国国民党的“训政纲要”提出要在训政时期由国民党行使政权，但除在中央“以政托党”以外，各级行政区均实行党政分离，排除一党包办。即中央以下各级党部，均不直接与各级政府发生统属关系。各县党部不满意县政府的措施时，应提出意见于省党部，由省党部转咨省政府处理；各县政府对于县党部的措施不满意时，则需提交省政府转咨省党部处理，均不得直接行动。这又与“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从上到下党政不分，各行各业都必须以党凌政、以党代政、党政永不分家的中共一党专制即党天下”，有着霄壤之别。
四、国民党一党训政阶段，国民不仅有种种自由以为谋生，更有种种思考与表述的自由。人民不仅拥有新闻、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相当自由，甚至拥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和组织“左翼作家联盟”的自由。诚所谓“独尊三民”，但绝不“罢黜百家”（详见本章第四节）。甚至由共产党一手策划、组织和指挥的“学生运动”，虽然年复一年地罢课、示威、游行，冲击政府机关，捣毁新闻机构，甚至能几度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围之数日而不散，39 国民党亦从来没有加害过学生，更没有用武力公然地镇压学生，甚至用坦克车和新式ak47自动步枪以公开地辗轧、扫射学生及无辜的民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五日，蒋介石还亲与包围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生们“平等对话”的“故事”，只能使今天的中国大陆民众“感叹亦唏嘘”。
因此，只要稍稍地将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和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进行一番对比，领教一下中国共产党至今仍要为“独尊马列而杀尽百家”的专制现实，我们就能十二万分地明白国民党“一党训政”和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本质区别。而也正是这个本质的区别，才告诉了我们，国民党的“一党训政”非但不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相反，它恰恰是一个民主政党为使民权得以保养与伸张而采取的“过渡性政策”，是中国国民党为保卫民主新秩序，为维护国家和平统一和建设民主宪政基础，而不得不实行的政治方略。今天，当有人津津乐道李光耀昔日的“良性独裁”时，只要对三十年代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一党训政”稍作回顾与对比，便会明白国民党的“一党训政”就“良性独裁”的意义而言，亦不知比李光耀的要“良性”了多少。
四　　中华民国于外患内忧下的民主建国成就 (1927—1937)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再生的中华民国南京政权在夺取北伐成功和初步统一中华民国之后，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正在由传统走向现代，由专制走向民主，和在各个方面都要保卫和建设新中国的过渡历史时期。同时，中华民国南京政权接下的不仅是一个乱摊子，烂摊子和穷摊子，而且还是一个“外敌悖悖内向、内乱时时尤生”这样一个兵革不休、人心不宁的艰难时世。但是，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间，中华民国政府却在“外争主权、内求进步”的各个方面，不仅使过渡期的国家建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使国人之心亦渐渐地趋向了一致，从而为嗣后的长期反侵略战争奠定了人心、国力与军备的基础。

第一、中华民国外争主权

一、中华民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遵循孙中山先生“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国民革命成功之第一个标帜”的遗训，以国民党“一大”所提出的对外纲领，即“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以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定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新约” 等原则出发，针对南京政府成立时，中国与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法越南商约》等都已期满，与美国、英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的不平等条约尚未期满这样一个现状，遂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七日发表宣言，单方面宣布废除或修改不平等条约，要求重定新约。于时，因美国认为中国欲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实行关税自主，已为大势所趋，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即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照会中华民国政府外交部，同意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原则。七月二十五日，《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在南京签字。该条约规定“国家关税完全自主”。此后，直至一九二八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乃与欧洲一系列国家签订了新的条约。此其一。
其二、虽然在与中国原有条约关系的各国中，唯日本拒绝签订新约，但由于中华民国决奉独立自主原则，在对一九二八年五月济南惨案的调查中，坚定地维护了本国的主权，从而迫使日本哀叹曰：“……济南事件以来，日中邦交处于断绝状态……中国正在大举排日，贸易也已停止，尤其是与中国交易繁复的大阪经济界简直一筹莫展……”40 过去，日本解决这样事件的条件，照例是采取迫使对方道歉、赔偿、并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蛮横办法，但是，解决济南事件时，日本方面的方针已是“即使双方各负一半责任也能同意”。一九二九年三月，济南事件在历经十一个月的调查和谈判后，南京政府终于与日本达成解决济案协议，迫使日本答应在两个月内自山东撤兵，中国方面仅保证在华日人的安全。对于中国所受之严重损失，协议规定双方实地调查解决之。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因&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