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与《如焉》之比较（四）
《沧浪之水》和《如焉》里的人物，是错前错后的一茬人——笔者翻阅小说推算：池大为出生在一九五七年，达摩出生在一九五二年，应该是同时代知识分子；小说的时代背景也很接近：都跨越上世纪的后半叶，前者主要写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后者则写本世纪初的“非典”时期；故事展开的空间环境也极为相似——都是大城市，如果笔者指它们为长沙和武汉，大概两位作家也不会反驳；再加上两本小说的人物大都是科教文卫系统的“业内人士”，也都面对过公共卫生问题。因此上，倘若有好事者突发奇想，要把这两部小说的故事整合为一，那应该说有操作的可行性。不过真要做起来，只怕是“满船芝麻都漏了，还在水里捞油花”，好事者不得不仰天长叹：“这鸭头不是那丫头，头上没擦桂花油”。何故？两位作家的生活理念颇相抵牾，遂使他们笔下的人物不能在同一个舞台上和谐演出。
《沧浪之水》和《如焉》的同中有异的比对，说起来甚多，且听笔者从容道来。
首先读者会发现《沧浪之水》和《如焉》的主人公都有激情燃烧、热血沸腾的青春岁月；只是达摩和他的朋友比池大为和他的朋友年长几岁，因此就有不同的见识和情怀。
《如焉》中的达摩，是“红卫兵一代”，这一代人最早狂热地参加了文革，因为他们深信不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由：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保证人民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堂皇的口号，庄严的使命，神圣的旗帜。谁能料想到事情后来竟会演变成伟大领袖红太阳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之间的一场惊心动魄的互相追杀，就像好莱坞的一部〇〇七大片！当时中国社会所受到的震撼犹如一枚重量级的核弹爆炸！文革的美丽画皮霎时间剥落，原来赤裸裸的权力争夺却要亿万工农民众与狼共舞！一手掀起迷信毛泽东狂潮的林彪固然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而毛泽东本人也名声扫地，文革受到严重质疑。头脑开始冷静的红卫兵中出现了思想者，达摩和他的朋友毛子、何其亚、刘苏、小咏就是这样的青年。他们组成“青马”，力图用原创马克思主义透视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他们，特别是达摩，扎扎实实读书，不仅读马克思恩格斯，也读托洛茨基，还读俄罗斯文学，读哈耶克，读一切可以到手的书。他们拥有较一般人多得多的信息量，能独立思考，故而他们对问题的认识直逼事物的本质，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有了信仰，犹如早期共产主义者。
《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文革时只怕是“红小兵”，没有达摩那样的思想历程。他是八十年代初的热血青年。那时四人帮的粉碎曾使中国人对前途产生了过分的乐观，以为实现现代化指日可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中国与沙特的足球比赛中国反败为胜以及后来中国女排击败日本女排获得世界冠军的消息，在大学校园里引起狂热的庆祝游行，就是此种心态的反映；“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激发着青年学生的读书学习热情，走路读书坐车也读书一时成为社会时尚，池大为就是这中间的一个。可贵的是，他们当时的好学，并非为升官发财，而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惟其如此，当农村改革刚刚兴起时，大学生池大为和他的同学好友胡一兵、刘跃进“位卑未敢忘忧国”，下乡到全县各乡去搞调查，白天找各种各样的人了解情况，把他们的谈话记在小本本上，晚上睡在草丛里，对调查情况作种种分析，得出宏伟结论，常常为了一个问题争论大半夜；漂流二十几天后又花几天时间关门写出三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寄给国务院，虽然石沉大海，却也觉得办了大事。他们激情，但是也浮躁。
其次，《沧浪之水》和《如焉》都写了青年知识分子的分化和“蜕化”，但《如焉》有执著普世价值的人而《沧浪之水》没有。《沧浪之水》里，池大为的朋友同学一个个先后放弃了理想，改弦易辙，争当“先富起来”的人，胡一兵不做新闻记者了，千方百计搞银行贷款办公司，刘跃进也终于一边做着教授，一边给出版商写情色畅销书；池大为参加的大学同学聚会，完全变成“官”“商”两个文化沙龙，直言不讳地交流“潜规则”和生意经，国计民生不进入他们的话题。在《如焉》里，当年的“青马”同仁，恰如昔日鲁迅经历的:“《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何其亚、刘苏出国过起安逸的日子，对政治不感兴趣，对爱国情有独钟；小咏成了“富可敌国”的大律师，毛子当了学术官员，沉浸在好日子里；他们回忆“青马”，往事如烟。可以说，两本小说里的青年知识分子，除了达摩是绝无仅有的真理守望者外，全部放弃了青年时代所追求的理想，选择了现世主义。
虽然这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不过作家应该表达自己的警示之义，所以胡发云浓墨重彩写了达摩，把达摩作为毛子他们的比照体，阎真则只囿于写实，尽管他笔下的池大为从鄙视猪人狗人，到不得不做猪人狗人，有一个被现实“逼上梁山”的艰难过程，其中甚至显现了某种悲壮意味。
《沧浪之水》的池大为和《如焉》的达摩相比，池大为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身在主流社会，达摩是所谓体制外的民间的草根知识分子；两人的主要差异在精神世界：池大为读书不多，但是受父亲影响很深；而池父池永昶是一位传统的正直知识分子，虽遭受打击迫害，却无怨无悔，坚持清白做人。他的精神依托来自古代先贤历史文化名人的道德榜样，他有道德的勇气和力量，但是道德只约束自己，规范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它的抗应力总归是有限度的；道德一旦被主流社会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理论所蔑视和作践，就苍白得如同银样蜡枪头，所以苦难岁月里的池永昶经常晚上一坐几个小时，一支一支地吸烟，一句话也不说；因为他陷于苦闷不能自拔。池大为正是在父亲的坚守道德底线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但是正直、诚实、善良的道德却使他的生存危机日甚一日，父辈那些历次运动中受到打压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种受虐的道德崇高感，而池大为一代没有了对耻感文化的认同，利益的诱惑与生存的威逼双管齐下，他终于选择加入猪人狗人的行列。信仰则不同，信仰追寻终极意义——如“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语），追寻普世的价值——创造、奉献和牺牲。哲人说，有了信仰，就无所畏惧。普希金有诗云：“我的永远正直的声音，是俄罗斯人民的回声”，这就是达摩能以平常心过着草根阶层的物质生活、享受着精神贵族的快乐与痛苦的根由。
再次，读者可以看到《如焉》里的毛子和《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几乎可以这样说，把毛子的故事展开来写，就是一本《沧浪之水》，就是池大为的故事。池大为经历的精神危机，毛子不也经历了？只不过毛子在八十年代末社会形势骤变的冲击下迷失了自己，池大为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挤压以及个人生存困窘中完成思想的量变到质变。毛子奉命给上司撰写论文，池大为给马厅长贡献自己的课题成果，何其相似乃尔！最后他们都功成名就，跻身世俗生活的成功者之列，成了既得利益者。
池大为说：为了儿子妻子，我得挣扎，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活着是硬道理，没有比这个道理更硬的道理的了。现实没有诗意的空间，只有真实到残忍的存在，我只能直面不能躲避，这是唯一能够与生活发生有效联系的选择。云里雾里的事，万古千秋的事，实在也是不能再想了，那是一个黑洞，不论有多少人做了多大的牺牲，被吸进去连一点痕迹也不会有。毛子说：我们都是凡人，都要食人间烟火，都要养老婆孩子，都想过好一点的生活，我们拿出一点时间精力来，就像民工扛活，乡下人卖菜，做一些虽然没有终极意义但是可以改善生活的勾当，你没有权力要求求所有的人，为了你的观念去过苦日子。有些事，是有它的命数的……既然如此，那些个空洞的价值理想还有何用？看看，他们两人是不是英雄所见略同？
《如焉》作者胡发云说：毛子这个人物出来以后，许多人都自嘲，说自己是毛子，说周边都是毛子。看来，毛子已经到了如过江之鲫的程度了。不过笔者以为，毛子和池大为，还好在良知未泯，他们与知识分子中的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厚颜无耻之徒不可混为一谈；过江之鲫中，恐怕后者越来越居多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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