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很大欺骗性的口号，因为它掩盖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和谐口号无法掩盖社会对立
现在到处充斥着「和谐社会」的宣传，可我们看到的社会现实却是，贫富差距在迅猛扩大；失业人口向知识化阶层蔓延；抗议请愿和暴力镇压事件有增无减；破衣烂衫的「访民」经年累月地在中央、省、市办公楼前聚集并不断遭到野蛮殴打和无理拘捕；历年被迫害的异议人士和民间团体仍被变本加厉地高压制裁；底层社会群体正在失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起码的做人尊严，他们表达诉求的权利被剥夺，连他们的代言者也遭到最残暴的封杀。与此同时，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骄奢淫逸，蛮横跋扈，为所欲为。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全面的裂解。其社会对立的尖锐程度前所未有。抽去「平等」这个灵魂，所谓「和谐社会」只不过是「稳定压倒一切」、「三个代表」的翻版，都是为延续一党专制而祭拜的欺世符咒。
「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因此「自由、平等、博爱」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中共的「革命」，说是从「反封建」「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实际上它只是从土地封建主义过渡到专制封建主义。对中共，「平等」这个资产阶级口号不仅多余，甚至反动。一九四三年彭德怀因在「民主教育谈话」中提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其实距真正的诠释相去甚远），而遭到毛泽东严词批判。此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新账旧账一起算」。中共此后虽经数次「思想解放运动」，再也没有人触及这个命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并没有拋弃「平等」的口号，他们把「自由、平等、博爱」写进了一八四八年宪法。目前中国权贵资本阶级的规模和能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拒绝「平等」的概念。这是因为中国的权贵资本家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专制政权的连体婴，它从没做过「第三阶级」。
一个真实的人吃人的运动
欧美资产阶级都经历过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伴随着痛苦和眼泪，但它基本上是靠「经营」完成的。它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经济过程，一个被马克思称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分离」的过程。中国权贵资本家的原始积累从一开始就和权利缠绕在一起，这是一个绝对不平等的过程。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使「有路子」拿到批文、许可证、进口指针、用汇额度的人靠玩「空手道」掘得了「第一桶金」，百姓称为「官倒」。动用飞机、军舰、警车、免税通关、政府护驾走私贩私是世界罕见的「中国特色」。进入九十年代，这伙人通过「治理整顿」，清除或吞并了后台不够硬的对手。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银行挤兑、公司破产，给权贵们提供了掠夺和侵吞的绝佳时机。接着是「改制」，权贵们以「承包」、「租赁」、「转让」、「股份制改造」等各种冠冕堂皇的名目直接把公产划到自己名下。然后通过「资本运作」、「上市」、「并购」等一系列以官方为支撑的操作，摇身一变而成为亿万富翁。与此同时，原来靠劳动致富的城乡个体户和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逐渐销声匿迹，亿万百姓被无情地拋出竞争格局。当然也有例外。摆馄饨摊可以跻身福布斯，不识字也不妨碍做亿万富翁。但是周正毅、赖昌星们泄漏了草根富豪发迹的诀窍：找权利做合伙人。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红顶商人与党政官员们联手玩起了土地。共产党通过「土改」，「合作化」、「公社化」把私人所有的土地经过农民这一「二传手」全部转为「国有」，实际上是政府所有，亦即当权的官员所有。由此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面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土地战争。乌托邦作家托马斯‧莫尔虽然用文学语言把十五世纪英国的跑马圈地说成「羊吃人」，但牧场主发动的那场土地兼并运动并没有官府的参与。可是在当下的中国，动用警察、武警、便衣、军队、装甲车、机关枪、拘留所、法庭、监狱、教养院、媒体、黑社会「协助」开发商驱赶农民，强拆民宅，几乎成了例行公事。无数农民和百姓的血泪造就了成千上万一夜暴富的亿万富豪。这里没有羊，它是一个真实的人吃人的运动。
权贵资本阶级是民主化仇敌
共产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合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把全国大到矿山铁路银行，小到每一个螺丝钉的全部生产资料和资本，无偿地据为己有。长期的低工资政策把劳动者压榨到只够维持基本的劳动能力，从而实现了国家的高积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声令下，官员们雷厉风行，各显神通，一场规模浩大的掏空国库的骯脏勾当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的权贵资本阶级终于和我们的「大国」一起在世界上「崛起」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泛的城乡赤贫化部落、现代包身工制、拘禁式工棚、半合法的性奴制、受尽欺凌的农民工、失学的贫民后代。中共的户口制度，更把农民变成永世不得翻身的二等公民，其遭受的歧视，决不亚于印度的种姓制度下的贱民。
经济地位的悬殊导致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权贵们依仗强大的专制机器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独揽了国家事务。普通百姓对国家大事小事都没有起码的发言权。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即使在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各级官员就占了代表的一大半。近几年新兴的权贵资本家代表逐渐增加，此外就是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没有下岗职工的代表，没有失地农民的代表，没有拆迁户的代表，没有农民工的代表，没有一切受欺压剥夺的所谓「弱势群体」的代表，也没有人为他们代言。
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是民主化的中坚；唯独中国，权贵资本阶级是民主化的仇敌。只有铲除权贵资本阶级，连同它依附的专制政权，实现国家民主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大和谐。
——原载香港《动向》2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和谐口号无法掩盖社会对立
现在到处充斥着「和谐社会」的宣传，可我们看到的社会现实却是，贫富差距在迅猛扩大；失业人口向知识化阶层蔓延；抗议请愿和暴力镇压事件有增无减；破衣烂衫的「访民」经年累月地在中央、省、市办公楼前聚集并不断遭到野蛮殴打和无理拘捕；历年被迫害的异议人士和民间团体仍被变本加厉地高压制裁；底层社会群体正在失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起码的做人尊严，他们表达诉求的权利被剥夺，连他们的代言者也遭到最残暴的封杀。与此同时，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骄奢淫逸，蛮横跋扈，为所欲为。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全面的裂解。其社会对立的尖锐程度前所未有。抽去「平等」这个灵魂，所谓「和谐社会」只不过是「稳定压倒一切」、「三个代表」的翻版，都是为延续一党专制而祭拜的欺世符咒。
「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因此「自由、平等、博爱」被贴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中共的「革命」，说是从「反封建」「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实际上它只是从土地封建主义过渡到专制封建主义。对中共，「平等」这个资产阶级口号不仅多余，甚至反动。一九四三年彭德怀因在「民主教育谈话」中提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其实距真正的诠释相去甚远），而遭到毛泽东严词批判。此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和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被「新账旧账一起算」。中共此后虽经数次「思想解放运动」，再也没有人触及这个命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并没有拋弃「平等」的口号，他们把「自由、平等、博爱」写进了一八四八年宪法。目前中国权贵资本阶级的规模和能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但是他们拒绝「平等」的概念。这是因为中国的权贵资本家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专制政权的连体婴，它从没做过「第三阶级」。
一个真实的人吃人的运动
欧美资产阶级都经历过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伴随着痛苦和眼泪，但它基本上是靠「经营」完成的。它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经济过程，一个被马克思称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分离」的过程。中国权贵资本家的原始积累从一开始就和权利缠绕在一起，这是一个绝对不平等的过程。八十年代的价格「双轨制」，使「有路子」拿到批文、许可证、进口指针、用汇额度的人靠玩「空手道」掘得了「第一桶金」，百姓称为「官倒」。动用飞机、军舰、警车、免税通关、政府护驾走私贩私是世界罕见的「中国特色」。进入九十年代，这伙人通过「治理整顿」，清除或吞并了后台不够硬的对手。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银行挤兑、公司破产，给权贵们提供了掠夺和侵吞的绝佳时机。接着是「改制」，权贵们以「承包」、「租赁」、「转让」、「股份制改造」等各种冠冕堂皇的名目直接把公产划到自己名下。然后通过「资本运作」、「上市」、「并购」等一系列以官方为支撑的操作，摇身一变而成为亿万富翁。与此同时，原来靠劳动致富的城乡个体户和曾经辉煌的乡镇企业，逐渐销声匿迹，亿万百姓被无情地拋出竞争格局。当然也有例外。摆馄饨摊可以跻身福布斯，不识字也不妨碍做亿万富翁。但是周正毅、赖昌星们泄漏了草根富豪发迹的诀窍：找权利做合伙人。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红顶商人与党政官员们联手玩起了土地。共产党通过「土改」，「合作化」、「公社化」把私人所有的土地经过农民这一「二传手」全部转为「国有」，实际上是政府所有，亦即当权的官员所有。由此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全面展开了一场惨烈的土地战争。乌托邦作家托马斯‧莫尔虽然用文学语言把十五世纪英国的跑马圈地说成「羊吃人」，但牧场主发动的那场土地兼并运动并没有官府的参与。可是在当下的中国，动用警察、武警、便衣、军队、装甲车、机关枪、拘留所、法庭、监狱、教养院、媒体、黑社会「协助」开发商驱赶农民，强拆民宅，几乎成了例行公事。无数农民和百姓的血泪造就了成千上万一夜暴富的亿万富豪。这里没有羊，它是一个真实的人吃人的运动。
权贵资本阶级是民主化仇敌
共产党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公私合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把全国大到矿山铁路银行，小到每一个螺丝钉的全部生产资料和资本，无偿地据为己有。长期的低工资政策把劳动者压榨到只够维持基本的劳动能力，从而实现了国家的高积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声令下，官员们雷厉风行，各显神通，一场规模浩大的掏空国库的骯脏勾当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的权贵资本阶级终于和我们的「大国」一起在世界上「崛起」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泛的城乡赤贫化部落、现代包身工制、拘禁式工棚、半合法的性奴制、受尽欺凌的农民工、失学的贫民后代。中共的户口制度，更把农民变成永世不得翻身的二等公民，其遭受的歧视，决不亚于印度的种姓制度下的贱民。
经济地位的悬殊导致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权贵们依仗强大的专制机器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独揽了国家事务。普通百姓对国家大事小事都没有起码的发言权。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即使在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各级官员就占了代表的一大半。近几年新兴的权贵资本家代表逐渐增加，此外就是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者。在那里没有下岗职工的代表，没有失地农民的代表，没有拆迁户的代表，没有农民工的代表，没有一切受欺压剥夺的所谓「弱势群体」的代表，也没有人为他们代言。
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都是民主化的中坚；唯独中国，权贵资本阶级是民主化的仇敌。只有铲除权贵资本阶级，连同它依附的专制政权，实现国家民主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大和谐。
——原载香港《动向》2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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