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右派子女给胡总书记的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胡总书记:

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1967年的七月,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第二个“七七事变”,也是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永生难忘的日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思想冤狱。按中央公布,划右派的人数是55万,但实际上超过一百二十万。其中有不少人是58年“向党交心”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

对这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中共中央至今的结论仍然是:“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据我所知,现在只有两个人还戴着右派帽子:已故的储安平,和现居香港的林希翎(据说因毛主席钦定,无人敢纠正),其他人全都平反了。如果说中国的右派只有两个人,却要用错划一百多万人的方法去“陪绑”,这样的“扩大化”也太荒诞离奇了。有人说,做结论的是当年任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而现在邓先生已作古,该可还历史以真相了。联想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曾谴责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而中共执政后,却来了个“宁肯错整百万,绝不放过一人”,这种制造冤案的魄力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了!

作为右派分子的子女,我当时尚年幼,一夜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的狗崽子”,经历了无数磨难。父亲死于劳改农场,母亲被迫下乡当农民。加上在升学、招工中所受的种种歧视,使心灵深处的创伤难以平复,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与精神的弥补和赔偿。

现在,“国家赔偿法”已制定。由中共以国家行为所制造的反右冤案,理应照此法作出物质与精神赔偿。但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革中干部的冤案和反右冤案,却采取两种处理办法:前者全部补发工资,后者只获一纸“平反通知”。这叫人不得不认定:中共对党内干部和党外人士有亲疏之分,并不平等。

当时有种说法:因国家财政困难,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但现在国家有钱了,每年上万亿的财政收入,再以“困难”为借口也太说不过去了。现在,由中共向错划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全面认错、实行国家赔偿,应该是时候了。按当时的工资水准加上利息,估计人均约两万元,总数约两百亿人民币。这仅为全国官员每年公款吃喝费用的五分之一还不到。

如果说官场费用和其它巨额开销难以收敛节流,可以合理开源。

为合理实行此物质与精神赔偿,我建议:

一. 一周七天全日开放毛主席纪念堂,门票为一百元,估计每年可收入七十亿。若再发行纪念堂上市股票,两年之内应可筹足“反右”赔款了。

二.成立“反右”的落实政策基金会。基金会主席可由毛主席的儿媳邵华将军担任,执行长由毛主席的曾孙毛新宇担任。按照中国民法规定,可实行父债子还;但由于毛主席是以党组织行为犯的错误,不能完全追究其个人责任,加上他的儿子因精神疾病应可免除法律责任。但作为其直系亲属的后人,理应为他的错误向国人尽点道歉之责。让他们母子担负其职很合适,而且毛新宇博士可以从此少讲些什么他爷爷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之类无人相信的神话,转而多研究些他爷爷如何用“阳谋” 整倒了一百多万知识分子的史实。如此,国人定将十分赞许,也不辜负了中央党校给他的这顶党史博士帽。不然的话,人们会以为毛博士的博士头衔是靠爷爷的“阳谋”搞来的,岂不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

以上两条建议若能被采纳,则因反右受害者的亲属和友人及全国百姓当称颂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落到实处。因为:“左派分子”可以更尽兴地瞻仰毛主席,“右派分子”则可以拿到印有毛主席头像的人民币;众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岂有不和谐之理。

此致

敬礼

上海 于仁

二千零七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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