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并胡总书记：
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1967年的七月，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第二个“七七事变”，也是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永生难忘的日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思想冤狱。按中央公布，划右派的人数是55万，但实际上超过一百二十万。其中有不少人是58年“向党交心”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
对这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中共中央至今的结论仍然是：“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据我所知，现在只有两个人还戴着右派帽子：已故的储安平，和现居香港的林希翎（据说因毛主席钦定，无人敢纠正），其他人全都平反了。如果说中国的右派只有两个人，却要用错划一百多万人的方法去“陪绑”，这样的“扩大化”也太荒诞离奇了。有人说，做结论的是当年任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而现在邓先生已作古，该可还历史以真相了。联想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曾谴责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而中共执政后，却来了个“宁肯错整百万，绝不放过一人”，这种制造冤案的魄力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了！
作为右派分子的子女，我当时尚年幼，一夜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的狗崽子”，经历了无数磨难。父亲死于劳改农场，母亲被迫下乡当农民。加上在升学、招工中所受的种种歧视，使心灵深处的创伤难以平复，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与精神的弥补和赔偿。
现在，“国家赔偿法”已制定。由中共以国家行为所制造的反右冤案，理应照此法作出物质与精神赔偿。但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革中干部的冤案和反右冤案，却采取两种处理办法：前者全部补发工资，后者只获一纸“平反通知”。这叫人不得不认定：中共对党内干部和党外人士有亲疏之分，并不平等。
当时有种说法：因国家财政困难，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但现在国家有钱了，每年上万亿的财政收入，再以“困难”为借口也太说不过去了。现在，由中共向错划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全面认错、实行国家赔偿，应该是时候了。按当时的工资水准加上利息，估计人均约两万元，总数约两百亿人民币。这仅为全国官员每年公款吃喝费用的五分之一还不到。
如果说官场费用和其它巨额开销难以收敛节流，可以合理开源。
为合理实行此物质与精神赔偿，我建议：
一． 一周七天全日开放毛主席纪念堂，门票为一百元，估计每年可收入七十亿。若再发行纪念堂上市股票，两年之内应可筹足“反右”赔款了。
二．成立“反右”的落实政策基金会。基金会主席可由毛主席的儿媳邵华将军担任，执行长由毛主席的曾孙毛新宇担任。按照中国民法规定，可实行父债子还；但由于毛主席是以党组织行为犯的错误，不能完全追究其个人责任，加上他的儿子因精神疾病应可免除法律责任。但作为其直系亲属的后人，理应为他的错误向国人尽点道歉之责。让他们母子担负其职很合适，而且毛新宇博士可以从此少讲些什么他爷爷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之类无人相信的神话，转而多研究些他爷爷如何用“阳谋” 整倒了一百多万知识分子的史实。如此，国人定将十分赞许，也不辜负了中央党校给他的这顶党史博士帽。不然的话，人们会以为毛博士的博士头衔是靠爷爷的“阳谋”搞来的，岂不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
以上两条建议若能被采纳，则因反右受害者的亲属和友人及全国百姓当称颂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落到实处。因为：“左派分子”可以更尽兴地瞻仰毛主席，“右派分子”则可以拿到印有毛主席头像的人民币；众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岂有不和谐之理。
此致
敬礼
上海 于仁
二千零七年二月一日
今年是“反右斗争”五十周年。1967年的七月，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第二个“七七事变”，也是所有被打成右派的人和他们的家属永生难忘的日子。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思想冤狱。按中央公布，划右派的人数是55万，但实际上超过一百二十万。其中有不少人是58年“向党交心”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
对这场中国知识分子的浩劫，中共中央至今的结论仍然是：“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据我所知，现在只有两个人还戴着右派帽子：已故的储安平，和现居香港的林希翎（据说因毛主席钦定，无人敢纠正），其他人全都平反了。如果说中国的右派只有两个人，却要用错划一百多万人的方法去“陪绑”，这样的“扩大化”也太荒诞离奇了。有人说，做结论的是当年任中共中央反右斗争领导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而现在邓先生已作古，该可还历史以真相了。联想到国共内战时期，中共曾谴责国民党镇压共产党是“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而中共执政后，却来了个“宁肯错整百万，绝不放过一人”，这种制造冤案的魄力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了！
作为右派分子的子女，我当时尚年幼，一夜间变成了“阶级敌人的狗崽子”，经历了无数磨难。父亲死于劳改农场，母亲被迫下乡当农民。加上在升学、招工中所受的种种歧视，使心灵深处的创伤难以平复，至今也没有得到任何物质与精神的弥补和赔偿。
现在，“国家赔偿法”已制定。由中共以国家行为所制造的反右冤案，理应照此法作出物质与精神赔偿。但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革中干部的冤案和反右冤案，却采取两种处理办法：前者全部补发工资，后者只获一纸“平反通知”。这叫人不得不认定：中共对党内干部和党外人士有亲疏之分，并不平等。
当时有种说法：因国家财政困难，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但现在国家有钱了，每年上万亿的财政收入，再以“困难”为借口也太说不过去了。现在，由中共向错划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属全面认错、实行国家赔偿，应该是时候了。按当时的工资水准加上利息，估计人均约两万元，总数约两百亿人民币。这仅为全国官员每年公款吃喝费用的五分之一还不到。
如果说官场费用和其它巨额开销难以收敛节流，可以合理开源。
为合理实行此物质与精神赔偿，我建议：
一． 一周七天全日开放毛主席纪念堂，门票为一百元，估计每年可收入七十亿。若再发行纪念堂上市股票，两年之内应可筹足“反右”赔款了。
二．成立“反右”的落实政策基金会。基金会主席可由毛主席的儿媳邵华将军担任，执行长由毛主席的曾孙毛新宇担任。按照中国民法规定，可实行父债子还；但由于毛主席是以党组织行为犯的错误，不能完全追究其个人责任，加上他的儿子因精神疾病应可免除法律责任。但作为其直系亲属的后人，理应为他的错误向国人尽点道歉之责。让他们母子担负其职很合适，而且毛新宇博士可以从此少讲些什么他爷爷消灭了150万日本鬼子之类无人相信的神话，转而多研究些他爷爷如何用“阳谋” 整倒了一百多万知识分子的史实。如此，国人定将十分赞许，也不辜负了中央党校给他的这顶党史博士帽。不然的话，人们会以为毛博士的博士头衔是靠爷爷的“阳谋”搞来的，岂不有损于毛主席的形象！
以上两条建议若能被采纳，则因反右受害者的亲属和友人及全国百姓当称颂胡主席的“和谐社会”落到实处。因为：“左派分子”可以更尽兴地瞻仰毛主席，“右派分子”则可以拿到印有毛主席头像的人民币；众人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岂有不和谐之理。
此致
敬礼
上海 于仁
二千零七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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