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腐遍官场,党核心有责

贪官的真实心态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因受贿一百五十三万,被判处无期徒刑,判刑后,情绪低落,他说:“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抓我?我想不通,不想活了。”又道:“客观地说,我前半辈子受苦,后半辈子也该享福了。”广东省惠州市公安局局长洪永林,因贪污被判死刑。死前留下遗言,最后悔有两件事:第一,住过无数豪华宾馆,却没住过总统套间;第二,吃遍了山珍海味,喝尽了玉液琼浆,却没有喝过路易十三!

安全部门窃听到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与海外儿子的电话:儿子啊,在外面好好干,我看共产党撑不了十年,我和你妈很快就到海外来与你团聚。

广西自治区政府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傑,生前对情妇李平说:“把这些钱统统存到海外去,共产党迟早要玩完,我们得准备一条后路。”

所有这些“大实话”,都反映了中共贪官的真实心态:该贪,一定要贪;然后一走了之。世纪末的疯狂,胜利大逃亡;坚信共产党要倒台,大厦将倾,硕鼠搬家。

连邱晓华(国家统计局局长)这样“年轻有为”的高官都准备了“溜走”的后路。邱突然落马,有人说是涉入陈良宇案,有人说是邱与胡温唱反调,故而被撤职。

官场倒退到西门庆时代

近期,陈良宇、邱晓华、刘金宝、何闽旭等贪官纷纷落马后,都爆出有情妇。贾庆林虽然还高高在上,但有关其情妇的传闻,在海外已经炸开了锅。包二奶,养情妇,从毛泽东始。当今中共贪官,不过是上行下效。

中共官场之堕落和糜烂,早就倒退到了北宋西门庆时代,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权钱交易和情色交易的故事,多如牛毛,已经让人听得麻木。

中国传统的富贵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质成分。由於没有宗教情怀,把现世现实中的享乐当成最高追求。历史上,有农民领袖起义,起事前,总是说:“苟富贵,不相忘。”三国时,有人劝曹操称帝,曹操答:“我位极人臣,此生富贵极天,更复何求?”曹同时暗示要他的儿子当皇帝。刘备拒进汉中王,其幕僚劝进道:“众人追随你,都为取功名、图富贵,如果你一意拒绝,恐怕冷了众人的心。”

可见,权力、官位、富贵,在中国劣质文化中,都是一个同义词。可惜,历史的烽烟滚过了几千年,中共官员的头脑和心态并没有改变。沉醉“金瓶梅”,枕於“红楼梦”,搭载於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充斥着末世情怀。

腐败大国,歎为观止

去年十月份,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胡锦涛声称:反腐,是当前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这句话,本身说明中共官场腐败的深重。况且,反腐不应该是政府的事,而是司法系统的事。反对腐败,却不反对滋生腐败的制度,是假反腐。如果是真反腐,就应该改变制度,建立监督与制衡。

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因腐败落马,江泽民保了他,没有判刑,但却把他的秘书李真当成替罪羊,判处死刑。李真在狱中,郑重其事地向中共高层提出反腐建言:“让领导干部都到监狱呆上一段时间。”中共高层虽然没有照办,但随后开始组织高官夫人,参观监狱,以为恐吓。腐败大国,令人歎为观止!

反腐与权力斗争

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相形之下,陈良宇恐怕连“大老虎”都算不上。任何人,如果曾经在上海生活过,又曾经在其他省市生活过,都可以得出一个切身比较的结论:相对而言,中国境内任何地方,都比洋化程度最高的上海更腐败。比照陈良宇,可以肯定,中国所有省市的“第一把手”,几乎都有问题,都应在“落马”之列。只要卷入权力斗争,“经济问题”就成为落败一方的把柄;即便四平八稳,只要某种关系没有处理好,尤其与上级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其“经济问题”就会“脱颖而出”,成为致命死穴。在中共官场,政治上的可靠,才是官员升降和保位的标准。贪腐成性如贾庆林、黄菊之类,只因紧跟江泽民,就照样升入最高层。陈希同、陈良宇、邱晓华等辈,则是相反的例子:不听话,有野心,与上级对着干,终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吃不了兜着走。

文明国家,司法机关都是独立办案,更从没听说过这些国家的政府将反腐当成“首要任务”。中共反腐,由中纪委办案,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再考虑是否移交司法机关,本身就是颠倒程序,贼喊捉贼。

腐败丑闻不绝岂是“胡哥”殊荣不说比西方,连同样是共产党统治的越南都比不上。在越南,政府中出现官员贪腐,被视为整个政府和执政党的丑闻,不仅受到社会批评,最高领导人还被视为失职和负有责任,甚至可能因此下台。而在中国,不管爆出多少腐败丑闻,也不管发生在哪个级别,都被扭曲宣传为中共高层“反腐”的成绩,最高领导人不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反而为此赢得殊荣,被呼为“胡哥”,被吹捧为“新政”。仅此一点,足以证明中共越共两党的巨大差距,包括政府道德和行为规范的差距,同时也反映了国民的观念和自主意识的差距。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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