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肉骂娘-- 文革琐忆之四

在卷帙浩繁的文革史料中,甚少论及“吃”的问题。其实,无论什么年代,“民以食为天”都是不变的定律。中国人对吃尤其珍视,其根本因由在于,这个民族自降生以来,果腹危机始终挥之不去。倘有温饱年代,便放开了肚皮大吃大喝,以冲淡吾族关于饥馑的记忆遗传。譬如现世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食文化”,一再突破国人欲望和味觉的边际——这就是一个时代的装饰。

考当代中国的编年史,一个“吃”字不可偏废。便来作点文革食谱之钩沉。

⊙ 前文革的饥饿记忆

笔者出生于五十年代,大跃进时刚记事,对那些亢奋而纷乱的影像记忆浅淡。及至六十年代野火一般蔓延的大饥荒,对全体国人都是一场恐怖彻骨的梦魇。我应该庆幸自己曾经游离于那段黑暗岁月的边缘,我从小在外婆家长大,她是侨眷,大饥荒那几年,我仅为小学低年级学生。那时国家外汇奇缺,为鼓励华侨汇款回国,特别设有华侨特供商店,侨眷可凭侨汇卷购买粮油商品。我倒是记得学校里课余在砸一种叫“黄狗头”的坚硬的野生薯类,然后经过复杂的工序让它变成可供食用的物质;另有循环再生式的创新食谱“蔗渣糕”和“禾秆糕”;再有是用大大小小的水缸盛满人尿繁殖“小球藻”,这是一种据说能提供蛋白质和热量的菌类。我已不记得其最后的成品到底是什么滋味了。

文革前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我记事已很清晰。其时盘中餐已有肉味,家中订有鲜奶。不过,肚腹问题才解决便要折腾了,那阵子的主旋律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这一辈红领巾在少先队活动时要听“忆苦思甜”,扛起木制红缨枪跟着解放军辅导员操练,电影与少年普及读物都是在灌输各种各样的仇恨……

直至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文革便隆隆有声地拉开了序幕。我是城市之子,在“革命大串联”时才第一次离开广州,记得到了粤北坪石,我初睹要饭的乞丐,接着从湖南株州到河南郑州,这一路乞丐成群,我异常震惊,没想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生活”下竟有如此景象。后来所见愈多,方知偌大一个国家,温饱问题从来未有真正解决。

然而,毕竟青涩少年的思维颇为浅薄,很容易把那些和教科书不协调的世相抹掉,而用革命的意念去强化固有的世界观。中国人的饥饿恐慌,只有切实进入自己生活,那才是真的。文革头两年,赖有“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积累,广州尚未出现明显的副食品物资短缺。直至一九六八年我到农村插队落户,才开始领略真实的人生。

⊙ 养猪和吃肉

那是西江流域的一个鱼米之乡。但我诧异地发现,当地农民养鱼养鸭养猪,但除了逢年过节都没怎么见过他们吃肉。鱼塘与鸭寮是生产队集体所有的,权且不论;但农家每岁的零花钱都来自养猪,我看到乡农抬着生猪到食品站,过磅时生猪恰巧拉了一泡屎,乡农便肉痛得叫苦连天,原来这泡屎令生猪称重时减了斤两,农民便少得了几角钱……对我而言,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再教育”。

我有时会到食品站买几角钱猪肉开开荤,但从未见乡民买过。粤人俗语:“卖花姑娘插竹叶”,我在农村所见,正是:养猪人家少吃肉。诚然,我这插队知青所挣的工分根本养不活自己,我买肉的钱其实都是父母补贴的。

乡民真正吃肉的大日子是过年,本地过年的传统是裹蒸粽,那不是一般的粽子,只只硕大无朋,居然重达几斤至十几斤。它是用几层荷叶包的,里头是糯米、绿豆、肥多瘦少的猪肉。乡民把煮猪食的大锅洗净,用来炖裹蒸粽,以慢火通宵达旦地熬,出锅时奇香扑鼻,里头米、豆、肉三位溶为一体,关于水乡裹蒸粽的独特风味,至今我犹未忘怀。

却想不到,我到这里才两年,鱼米之乡便迅速在“农业学大寨”的鼙鼓声中穷困下去。其间发生了什么变故?首先就是“大并队”,将原先的十三个生产队合并为四个队,据说如此这般,便又向人民公社的更高阶段迈进了一大步。于是每日出工但见田埂上逶迤走着长长的队伍 .待到落田插秧,抬眼望人头踊踊,此起彼伏,俨然大兵团作战……不难想像,再勤快的公社社员也会渐地懒了下来。更加上填了许多鱼塘翻种水稻,原来的弯曲河涌也“裁弯取直”,以增加耕地面积,落实“以粮为纲”。如此学大寨,便是想不穷也难了。

一九七O年,我离开了这个凋敝的水乡,转赴海南岛生产建设兵团。

⊙ 三月不知肉味

兵团是准军事组织的国营单位,种植生产“战略物资”橡胶。所以吃的是国家口粮,虽按定额分配,却基本管够。但副食品便休要提起了。由于欠缺油水,知青们又多在身体发育的青春期,便好像吃下去多少粮食都不见饱,尤其是开荒“大会战”时,我最高食量一顿吃了两斤七米饭,却仍觉饥肠辘辘。

更糟的是,海南岛分雨季旱季,雨季来时,山洪流泻,连队菜地一片泽国,我们吃的是萝卜干、黄酱,连这都告罄了,就用姜片煮盐水下饭。每逢雨季,连队知青都患了“绿色饥饿症”,出工时尽可以采点野菜,但我们属准军事建制,只有大食堂而无小灶,连煮点野菜汤亦属不能。

至于吃肉,每年就是春节和国庆两次杀猪,那是我们知青的大日子。每片猪肉和每滴肉汁进入食道,而后在肚腹蠕动的那种愉悦感,简直无以形容。愈是如此,就愈感觉到味蕾和肠胃的长年酷旱和荒莽,而且被“激活”的馋虫迅速爬满全身,竟益发难受了。于是,便是吃肉也要骂娘: XXX!这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孰料其后连这珍稀的幸福也离我们而去了。原来我们连队的猪圈由后勤班兼管,业绩却不堪提起。两年后竟连猪圈也弃置了。究其因,每逢雨季连人都有“绿色饥饿”,猪又如何填肚子。那年台风多,雨季长,猪们都瘦得像一群狗,猪圈便关不住了。精瘦的猪们腿脚伶俐,窜出围栏一溜烟跑到山中自己觅食,待到后勤班发现时已猪去圈空。

一日某猪重寻旧路,回到连队转悠,这便自蹈死地矣!连队指导员一声令下:围追堵截,捉住了便杀猪!在政治符号严重超载的岁月,这大概是最无政治色彩的一道命令;而在我们来说,杀猪吃肉就是最大的政治!

我从未见过知青如此激情勃发、干劲冲天,大家举着锄头砍刀实行铁壁合围,呼喊连天,齐齐追杀那头敏捷灵动的瘦猪。每个人都惦记着晚餐的惊喜,口涎已注满了齿颊。夺路狂奔的瘦猪形同鬼魅,左躲右闪,突破几道包围圈,终于在我的锄头下落难,我那柄垦荒银锄抡圆了也有两百多斤力气,正好砸在猪腰上,眼见矫健的奔猪一个趔趄,便挣扎不起了。大伙儿红了眼一扑而上,把它五花大绑,即时抬到井台边放血开膛去了……

晚饭吃得固然开心,我却更多了一份成就感,如非我眼疾手快,这顿肉便要落空了。然而,我从未吃过这般精瘦而坚韧的猪肉,吃起来好似野味。不管怎样,有肉吃就是莫大的幸福!

⊙ 群体饥饿和集体谋杀

说起来,我们连队还有一座牛棚,却不是用来关“牛鬼蛇神”的,它真养有几十头菜牛。只不过,牛棚是直属团部的,仅系让我们连队派人手来管理。我偶尔也被派工放牛,那是最惬意的工作。晨早我赶牛出栏,先在一片大石头上洒落粗盐粒,牛群争相舔吃,而后就上山放牧。牛群再老实不过了,吃草吃足了,顶多撒撒欢。望中绿草如茵,野花竞放,羽翎鲜艳的热带鸟儿在牛群出汗发亮的脊背上起落;五指山层林叠嶂,烟霞飞絮点缀其间,宛如被湿润南风所放牧的片片流云……

我没有印象曾经吃过团部分给我们连队的牛肉,只偶尔见到团部派拖拉机来挑拣待宰的菜牛,如何宰杀,我也未见过。由此亦可窥知“供给制”的奥秘,在那个副食品普遍匮乏的年代,“多吃多占”也是团部及其直属单位不容置疑的特权。

然而,切莫低估了知青对吃肉的渴念。当插队知青或会偷鸡摸狗,但兵团纪律甚严,实在无从下手。不过,兵团战士也一样的满肚子“坏水”,我们整天盯着牛棚里那堆“有血有肉”的活物,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某日终于让知青乘隙得手了——一头母牛染上小恙,身子倦怠,连续两日不肯出棚随牛群上山了。这本寻常事,喂点抗生素过几天就好了。殊不知,知青们说动了管牛棚的小子,他是老农垦工人的儿子,嗓子犹未变声,尚在发育期,想必他对吃肉的欲望也不弱于我们。于是,各个班排长都轮流到连部进言,众口一词:杀了它!

连长一本正经地去问牛棚小子,得到含糊其辞的答覆,而聆听群众呼声,却是世人皆曰杀。于是就搅动手摇电话机,请示团部:有牛病危,可否屠宰?团部不知就里,唯有批准。

解牛庖丁是梁姓复员老兵,在乡下宰过牛;我被派工打下手。老梁一兴奋话就多,他说“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而屠牛有三法,最笨的是用重锤把牛打昏,然后肢解;其次是用尖刀刺入牛的心室,立时气绝;最佳的杀法是在颈部剥开牛皮,呈沟状,然后切断颈动脉,牛血狂喷,这样牛肉好吃,牛血也新鲜。

眼前这头蒙冤受屈将被“误杀”的母牛,四足都没有捆绑,呆滞地立着,大滴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它已知自己死期已至了。我于心不忍,便说活剥放血太残忍了。老梁和我关系颇善,他说:那就速战速决,一刀取命吧。他让我来下手,余下“技术含量”最高的解牛工夫则由他包了。老梁在母牛前腿与胸膛之间精确地测量过,手指点戳着教我:“就是这里。记得落刀要直进直出。”我握着新磨过的盈尺尖刀,不由得一阵颤栗,牛见刀光,眼泪更盛……然而,我到底肩负着一百几十号同袍对牛肉的殷切期望,一咬牙,刀就直捅进去了。母牛缓缓跪下,刀才拔出,鲜血从口子喷出,我已忘了接血,幸有老梁一脚把桶踢过来……眨眼间牛眼已瞳孔散光,它死了,是被我杀的——不对,是被我们全连集体谋杀的!

⊙ 过屠门而大嚼

按惯例,操刀杀猪者可以拿走一点最下等的内脏, 屠牛也是一样。当日,老梁给母牛开膛破肚,我看见那颗牛心的正当中赫然有道深深的刀口,震骇之余,也佩服老梁“认穴”之精确。

然而,这位庖丁已不能做到游刃有余,他上次解牛尚在军营之中,事隔多年,毕竟刀法有点生涩了。结果,足足花了大半天才最后肢解与分类完毕,以致有的班排已收工了,我们还在清理现场。于是,不少知青都来井台围观,在他们的 瞳仁中,我看到了谋杀共犯的嗜血冲动和对幸福的憧憬。

最后,老梁拿走的是几斤内脏,我不记得那是什么器官。本来我也有份,但知青没有锅灶,我那份也归老梁了,并说好晚上到他的茅棚小伙房里吃炖牛杂碎。

这天,连队食堂的袅袅炊烟也洋溢着魅惑意味,幸福感随着开饭的钟声一起降临。我吃过这顿,意犹未尽,便去老梁处赴另一轮“饭局”。围炉就座的还有老梁的战友 ——连里的一排长和一个班长。怎知,我们还未开吃,指导员就上门来了,脸色很难看,口气也难听。原来,据食堂炊事班班长告发,牛肝少了一瓣,而牛肝是好东西,不包括在屠牛者可以拿走的内脏下水里头。

老梁极之生气,一再声言他没有私割牛肝,他还把锅中的杂碎逐一搅动和捞起来给指导员看,绝无牛肝在内。我倒是记得,老梁刀法生疏,确系不小心划破了牛肝,但他没有去动它。谁知指导员擅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不为假象所蒙蔽,他词锋咄咄地指出牛肝上的刀割痕迹犹在,而且牛肝只剩 X瓣,而牛的肝脏应该有X 瓣云云。老梁闻言不怒反笑,说那些告发者实在外行,牛的肝脏有X瓣的也有 X瓣的,有道刀痕就说少了一片,这不是空口说白话么?

我至今已不记得老梁说的牛肝分瓣是奇数还是偶数了,只记得老梁用行话挤兑指导员,令他悻悻而退,之后数人闷头大吃,把几斤杂碎连汤带水一扫而光,涓滴无存。我却如鲠在喉,吃得很不痛快。念及人欲、人性、人心,原来一顿肉食也可暗流汹涌,枝节横生。因怀疑别人多吃了一片内脏,就愤而告发;如果怀疑别人有更严重的不轨言行,岂非要成立专案组了?

后来,那位炊事班女班长被“推荐” 上大学,成为华南工学院的首届“工农兵学员”。她是从潮汕平原揭阳县来的,不是知青,文化程度只有小学,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历年全团的“学毛著积极分子”……我不知道她到工学院里能学到什么,但有一部文革电影《决裂》,它鼓吹之教育革命强烈批判旧权威在课堂讲授“马尾巴的功能”,故此我相信,这位工农兵学员到最后也没闹清楚,牛的肝脏到底有几瓣?

⊙ 革命 症候群

及至我这回城知青进工厂当工人,已是文革后期。其时在工厂里也可以看得到因革命造成的年龄断层,文革初起奉旨造反的青年工人,已迈入中年,而下一茬青工却比我年轻好多。原来邓小平第一次复出搞“整顿”时,才开始放松了一刀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家里子女已有当知青的,便可留城招工。

和我一道新进厂子的还有另一回城知青,我们的年龄都是廿来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下面的都是十九、二十的少男少女,奇怪的是当过知青的似乎颇受工厂少女的青睐。可惜由于人生体验的隔膜与“代沟”,要谈恋爱也实在不容易。

耐人寻味的是工厂里的老工人和中年工人,他们对革命和主义之类的厌倦,是用尖酸刻薄来宣泄的。若说普通百姓对时代的具有多了不起的洞察力,诚是夸张。但他们私下以口舌相传的笑话,说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这间工厂文革这么多年发生过什么,我都是从他们的辛辣段子才略知一二的。例如,有这么一个“活学活用” 毛著的标兵,他倒不是削尖脑袋的政治变色龙,而是几代世袭工人,心地憨直,工作勤恳,工友都喜欢他,所以“一月革命”工厂被夺权后,他被“三结合”到领导班子。殊不知,“斗私批修”时,此人太过赤诚,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献祭给毛泽东思想,于是他“深挖私字一闪念”,把自己唯一的婚外情袒露出来,是跟本厂的某某“那个了”,众人扳着面孔帮助他:“何时?何处?多少次?”此人逐一吐露……可怜那位女工无所遁形,那年代要调工作和退职都甚难,便惟有一个忍字,一晃几年,她遂成了本厂经典笑话里的人物,想想实在太不人道了。

令我更感怀的故事,是该人在“斗私批修”时的另一个段子。他追根溯源,抖落出更久远的往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仅系毛头小伙子,某日工厂食堂的例牌“双蒸饭”浇上了一小勺肉汁,但只见一块指甲大的猪皮。他确定食堂必有秘藏的私货,便于值夜班时爬窗进内,实行掘地三尺的搜查,最后也没有发现剩肉,却抵受不住诱惑,偷吃了一捧焦黑的锅巴,更有甚者,生生喝下去三汤勺的菜籽油……

⊙ 票证与吃肉

以社会主义新中国习惯沿用的纵向式比较,新社会比旧社会好,文革时也比“经济困难”时期好。这大致是不会错的。

说到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文革后期的票证品种与类型花样繁多,堪令后世收藏家惊叹。按户口本的人头摊分的鱼票肉票,全部集中起来,每周仅够吃一顿荤菜。那时卖猪肉的是“天之骄子”,属于人人仰慕的高尚职业,你只要巴结他,才能在肉票限量之外多占一点便宜,至少也可刀下留情,多瘦少肥。

我家不认识任何一个“猪肉荣”(《黄飞鸿》里的屠户),于是所吃的猪肉便如极品水晶,洁白无暇。按说,油水匮乏可让你减少对肥肉的抗拒,但抵不住有荤必肥,从月头那顿吃到月尾这顿,实在举筷维艰,母亲早已食素而把荤菜留给儿子了,但眼见我夹起肥得透明的肉片时那种神情,母亲也殊觉不忍,于是想出了让肥肉稍可入口的法子,就是芋头焖肥肉。于是使我想起了西江水乡的 裹蒸粽,大概是异曲同工吧。

……往事已矣,文革风雷成了遥远的回声,吃肉的记忆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注脚。当朝的权力者不喜欢大家去谈它——你们不是有肉吃了吗?那就别想放下筷子骂娘!

真是奇哉怪也,不让骂今世还不得骂前世?本朝不也“彻底否定文革”吗?原来文革结束三十年来,只许垄断话语的“官史”去实行格式化“否定”,却不容民间修史有寸尺话语空间!于是,“拒绝遗忘”便成了民众拒绝思想奴化、话语奴化的必争寸土,因为这是最后的“无权者的权力”。

写于2006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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